只此敦煌

塔克拉玛干沙漠尽头，大漠孤城，蛮荒苍凉。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开疆拓土，在边陲之地设敦煌郡。敦煌自此成为河西走廊四郡之一，镇守大汉西域边疆。

公元366年的一日黄昏，僧人乐僔偶行至此，途经宕泉河谷时，忽见三危山上洒下一片金光，犹如千佛现身。他被眼前这异象所震撼，于是停下云游的脚步，发愿留在此地开窟修行，传播佛法。

其后，法良禅师偶经此地，续凿一窟。在后世激起浩瀚回响的敦煌秘境，自此滥觞。

随着五湖四海的修行僧侣、行贾店商、将士庶民、能工巧匠纷至沓来，敦煌石窟仿佛被赋予生命一般，逐渐开枝散叶，蔓延生长于山崖峭壁之上。不计其数的佛龛塑像、绘壁丹青，掩映在旺盛的香火间，于历史的天空渐次盛放……经由千年营造，敦煌成为名震四海的佛国圣地。

千年之间，纵丝路漫漫、沧海桑田、政权更迭、兵戈扰攘，在这荒凉之地，不同源的文明、财富、信仰彼此交融互长，从未断绝;而那在历史尘烟中几度繁盛、几度凋敝的敦煌，依然屹立在磅礴戈壁上，作为世界最壮丽的人类艺术宝库之一，至今光芒璀璨，普照世人。

信仰之地

东汉应劭注《汉书》时这样描述敦煌：“敦，大也;煌，盛也。”彼时，佛窟还未在敦煌绵延，敦煌的博大与兴盛，因丝绸之路而闻名于世。

这座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城池，自汉建郡至今，已历经两千余年兴衰。汉帝国高强度的军屯与经略、丝绸之路的开通，使这里迅速成为中原进入西域的门户，贯通欧亚的交通要冲和商业重镇。季羡林先生认为，敦煌和新疆地区，是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四大文明的汇聚之地。

发源于祁连山积雪和冰川的党河流经敦煌，似一泓清泉划开死寂的沙漠，使这块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变成得天独厚的绿洲。南来北往的马帮驼队、异邦国使、中外商贾皆会聚于此，天下的奇珍异宝、地毯丝绸、玻璃瓷器、茶叶香料均在此流通贩卖。古道之上，渐次形成了多元文化共生共荣的局面。

汉代后的几个世纪，中原骚乱，民不聊生。为了躲避战乱，大批中原望族涌向河西，令这里儒学之风盛行。大约1700年前，东晋大学士郭荷携弟子和数代家传的经史典籍来到马蹄山下的临松薤谷，开治学授业之先。郭荷去世后，弟子郭瑀继承其衣钵，继续在这里讲学。学习之余，他还带领弟子们在山崖上开凿石窟，用以安身修行。郭瑀死后，其婿刘昞隐居山中，复勉力于讲学著述之业。三代硕儒不仅造就了五凉时期河西儒学昌盛的景象，还在古老的石窟中，留存了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的重要一支。

与此同时，河西走廊各处也渐次响起开凿洞窟的斧锤声—来自恒河两岸的佛教文化，沿着宽阔的河西走廊进入中国。

在乱世流离中，敦煌移民和官宦世家几乎都陷入迷惘之中。东来弘道和西行求法的僧侣使节途经这一迎来送往之地时，开始修建寺院，造幡译经，广立功德。这些高僧大多学贯东西，既有深厚的佛学造诣，又熟稔汉文化。一方面，他们开窟造像，用以自身禅观礼佛;另一方面，他们选择了更便于表达抽象义理的壁画形式，为信众传教布道。而秉持儒家文化的世家大族，并未排斥这个来自异域的宗教。相反，他们以兼容并蓄的开阔气度，接受了佛教的东渐。

很快，当地官吏、民众不仅热衷投身各项佛事活动、大力举办各类斋会，而且醉心于建窟修塔、燃灯礼拜等功德事业。上至世家大族、高僧大德，下至平民百姓、贩夫走卒，陆续参与到声势浩大的造窟活动中，希望借此获得佛法庇佑、消减罪孽。他们皆以笃信之心、虔诚之手，在洞窟中凿刻出一尊尊庄严肃穆的佛陀，描绘上一幅幅色泽明丽的神像。随着时间绵延，素手芙蓉、霓裳广带已遍布鸣沙山上的几百座洞窟中。敦煌，渐成为僧俗吏庶供养礼佛、安顿身心的重要处所。

只可惜，这一千年繁盛之地在被明朝弃置后，迅速湮灭于荒凉大漠中，成为边塞游牧之地。直至尘封经年的“藏经洞”被重新打开，敦煌，面对的却是一个已然衰败了的中国。

1900年，流落于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无意间打开了封闭近千年的一座耳窟。当他打开洞门，一段漫长的、包含人类文明璀璨成果的远古历史向他敞开。只是，在风雨飘摇的清末，文物保护观念的光束未能到达敦煌，更未照亮这一旷世发现。

早已被荒弃的敦煌，无力抵挡闻讯而来的斯坦因、伯希和等外国探险家的巧取豪夺。石窟中沉睡千年的多达5万余件的历代文书和古代文物四处散佚，甚至连壁画都被剥去—那一刻，这座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延续时间最长的佛教艺术和历史文化宝库，自此蜚声世界。

也是在那一刻，后来成为国际性显学的敦煌学，在中国历史的伤口上，开出了一朵花。

艺术圣殿

作为在汉晋传统文化土壤中滋生出的佛教石窟艺术，敦煌石窟自兴起之初，便造就了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高峰。

经十朝，历千年，无数工匠画师聚集于敦煌开窟造像，营造了莫高窟、西千佛洞石窟、东千佛洞石窟、榆林窟、五个庙石窟等蔚为大观的石窟群艺术，被后世统称为“敦煌石窟”。这些石窟艺术吸纳了来自希腊、波斯、天竺、粟特等古老文明的艺术养分与审美，承袭新疆龟兹、于阗等地文化传统，带着鲜明的西域和印度色彩，并融合汉地艺术元素，最终形成独具特色、自成体系的连续性文化遗存，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存在。

据记载，敦煌石窟数量曾达千余个，现共存812个，仅莫高窟就有735个。其中，492个洞窟中共保存了壁画4.5万余平方米，历代彩塑3390身，以及唐、宋、清、民国等时期的木构建筑10余座。莫高窟跨越了诸多王朝，最终成为集建筑、雕塑、壁画等多种艺术形式于一体的“戈壁上的博物馆”，不得不说是人类文明的奇迹。

敦煌现存的石窟建筑中，有中心塔柱窟、殿堂窟、大像窟、涅槃窟，抑或禅窟、僧房窟、影窟等不同形制，其演化脉络、营造工艺和类型特征，皆在吸收域外建筑风格的基础上，融入了中国传统建筑艺术，为不可多得的古建筑实物资料。

敦煌壁画在纵贯千年的创作过程中，艺术风格由魏晋的雄浑厚重，演化为南北朝的秀骨清像，直至隋唐的秀逸与圆融，及后代之贵柔、守雌、尚静的文化精神，逐渐走向细致瑰丽，构图愈加大胆。其不仅反映出与时代相应的先进的绘画技法和理念，还完整地展示了中古时期的中国绘画流派的发展演化轨迹及早期人物画、建筑画、山水画的发展脉络。

敦煌壁画场面宏大、气象万千。在佛像画、故事画、经变画、装饰画等题材中，既有庄严安详的佛陀，也有明眸善睐的菩萨;既有极乐净土的亭阁楼台、乐舞飨宴，也有世俗生活的衣食住行、人间百态。它们寂静无言，却又生动感人，以超越国界、语言和文字的艺术之美，将深奥的佛法娓娓道来。而这些图像所记载的古时百姓的生活细节，同样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文献价值—农作图中的满足和亲切、嫁娶图中的喜悦和热烈，都变得可感可知;建筑、服饰、科技、工具等具有不同时代烙印的物质造型，也变得触手可及。

敦煌的彩塑艺术，在中国雕塑史上亦有浓墨重彩的一笔。自北朝至唐宋，石窟中的彩塑作品向后人展示了佛教雕塑从最初受印度、犍陀罗艺术影响，到受中原新艺术风格浸润，从而形成中国式彩塑艺术的完整过程。无论描绘守卫佛法的勇猛威严、东方微笑的温婉娴雅，还是表现沉静内敛的慈悲圆融、秀骨清像的清幽淡泊……无不栩栩如生、灵动传神，有着穿越时光的艺术感染力。

而令后人每每扼腕的，最是当年在莫高窟第17窟“藏经洞”中被劫掠、如今散落世界各地的敦煌文书。除了佛教经文，敦煌文书种类涉猎极广，除汉文写本外，粟特文、回鹘文、吐蕃文、梵文、藏文等诸多文字写本均有留存。内容涵盖宗教、文学作品、契约、账册、公文书函等，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的墨迹写本，从西汉的汉简书法始，至清末的碑碣书法止，完整展现了中国书法由隶入楷的演化过程。其书体之多姿、笔法之变异、风格之奇巧，均令人叹为观止，为古代民间书法之大成。

作为佛国世界极乐净土的重要象征，敦煌壁画几乎窟窟皆有音乐形象、壁壁尽是曼妙舞姿。其不仅涵盖吹奏乐器之海螺、觱篥，打击乐器之腰鼓、羯鼓，弹拨乐器之箜篌、琵琶，拉弦乐器之胡琴等外来乐器，中亚流行的胡腾舞、胡旋舞，也在壁画中悉数可寻。脱胎于胡乐入华、宫廷乐舞真实场面的伎乐飞天、反弹琵琶等壁画形象，传达出天上人间的和谐共鸣，更成为敦煌独有的乐舞文化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