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才子”、红四方面军将领朱光

在中国工农红军主力的三大方面军中，都有曾在广西红军工作或广西籍的干部。其中，红四方面军有3位著名人物。一位是何畏，海南人，曾参加龙州起义，是他们当中最早成为中央候补委员的将领，曾是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著名战将许世友为他的副手；一位是庞大恩，广西玉林人，早年留学日本，曾任红四方面军总部秘书，中共川陕省委秘书长、中共大金省委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经济委员会主席，红军西路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等职；还有一位便是本文的主人公朱光。

“长征才子”在延安与主席争名著

朱光，原名朱光琛，曾用名朱曼生、朱愈之，1906年11月22日出生于广西博白县茂山村一个破落地主家庭，是南宋大理学家朱熹的后人。朱光7岁丧母，11岁丧父，靠亲友接济生活。他自幼聪慧，早年随堂兄读了几年古书，后入新学制的完全小学博白县李氏开国校就读，师从同乡、我国一代语言学宗师王力，对古文、书画有极大兴趣，练就了双手书写的本领。

1925年，朱光考入博白县立初级中学，开始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充满激情地投入革命活动，校园内同学们第一次看到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像，便是出自他手。1926年考入玉林省立第二中学后，在校长、广西革命先驱之一的朱锡昂培养下，朱光成为玉林五属学生联合会会长，积极参加大革命运动，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朱光考入广州国民大学，任共青团广州市委委员。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朱光没有退缩。广州起义时，他带领10多名青少年会同工人赤卫队冲进警察局，缴了敌人的枪，并以警察局作为少年先锋队的指挥部，坚持战斗达两天。起义军脖子上佩戴的那条鲜艳的红领带，就是朱光亲手设计并组织制作的。

广州起义失败后，朱光辗转至香港，1928年春回桂，任广西共青团省委书记。同年夏天，他奉命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被留在上海参加地下工作，以上海艺术大学学生的身份，加入以宣传革命为宗旨的上海艺术剧社（亦称“南国剧社”），开展地下联络工作，并创办工人夜校，组织革命工会。因参加电车和商务印书馆工人的罢工，他两次入狱，受尽折磨，但他始终坚贞不屈，并从此改名为朱光，得以不暴露身份。

经组织营救，朱光获释出狱，1931年春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成立，远在上海的朱光亲手绘制并刻板了第一张苏区货币。

1932年1月淞沪抗战后，时为淞浦特委秘书长的朱光秘密进入鄂豫皖根据地，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参加了根据地的历次浴血鏖战。就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反“围剿”失利，朱光在小河口会议上反对张国涛的错误指挥方式，被张国焘“穿小鞋”，定为“罗章龙右派分子”，遭到迫害关押并开除党籍。

红四方面军长征开始后，张国焘无情杀害了鄂豫皖根据地特委书记曾中生等数百名红军优秀干部，朱光由于写得一手好字，又能绘制地图，才免遭杀害。他与廖承志、罗世文等人，戴着手铐脚镣，以顽强的毅力参加了艰苦卓绝的长征，并从事书写标语、绘制军事地图等工作，因此后来他被誉为“长征名士”和“长征才子”。

1936年11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朱光恢复党籍，结束了3年多的囚徒生活，在中宣部任科长。是年底，中国文艺协会成立，朱光和廖承志共同负责协会戏剧组的工作。首先，他们演出由德国米尔顿名著改编的《炭矿夫》，朱光饰演老矿工的儿子，廖承志饰演老矿工，这是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后的第一次公演，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其次，以戏剧演《广州暴动》和描写西班牙工人革命斗争的《秘密》等。1938年，为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6周年，朱光和左明编导话剧《血祭上海》，调集了沙可夫、李伯钊、赵品三、孙维世等，组成阵容强大的演出团，从1月28日起，连演10天，包括毛泽东等多位中央领导人观看后，大加赞扬。2月上旬，在讨论《血祭上海》座谈会上，毛泽东称赞戏演得好，说这个班子不要散了。有人提出创建艺术学院时，毛泽东说愿以最大力量来帮助艺术学院成立，于是当场成立艺术学院筹委会。4月，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成立时，毛泽东提议朱光担任学院秘书长。

毛泽东经常去鲁艺讲演，同朱光的接触也就多了起来。朱光自幼喜读诗书，才华横溢，谈吐风趣，赋诗、作画、演戏、演讲等均有较高的造诣，毛泽东很是赞赏，得知他有“长征才子”之称，又称他为“江南才子”。毛泽东让朱光参与延安马克思列宁学院的创建工作，1938年5月，延安马克思列宁学院成立，朱光兼马克思列宁学院的秘书长，在负责学院日常具体工作的同时，还亲自讲授中共党史课程。

朱光与毛泽东交好相知，毛泽东虽身为主席，但与人“相尚以道”，朱光因此并不惧怕他，还时有“放肆”之举。对这位风流倜傥的才子，爱才如命、胸襟广阔的毛泽东也视其为情投意合的挚友，并没有上下级之感。

1938年初，朱光的老朋友、青年作家殳宭来到延安，格外兴奋的朱光带着他去拜访毛泽东。殳宭初见毛泽东，就被其谈吐折服，激动之余，便拿出在战乱中获得的莎士比亚4册名著和2卷残帖送给毛主席，一旁的朱光竟然情不自禁，一把将莎翁的4册名著夺走，高声说道：“这些归我！”

毛泽东酷爱读书和书法，求知若渴，见宝贝被夺，毫不相让，风趣地说：岂有此理！朱光理直气壮：字帖先不说，我是南国社元老，剧本理应归我。

博闻广记的毛泽东有板有眼地反驳说：莎士比亚是一代戏剧大师，马克思喜欢读他的书，《资本论》里还有大段引用名言。他的二女婿拉法格回忆说，马克思家中有一种真正的莎士比亚崇拜热。他的女儿说莎士比亚作品是家里的“圣经”。我毛泽东不是教徒，莫非我不能阅读经吗？固然，也有人反对过，拿破仑说过，莎士比亚的戏剧是不可说的，是可怜。至于我，我主张公道，马克思正确！我是马克思主义的党徒，对于莎士比亚作品所有权问题，怎能与你朱光善罢甘休？

朱光并未被毛泽东一番大论说服，辩称“俗话说见面分一半嘛”。毛泽东当时脑海里已有了让朱光演莎剧的念头，便以有些不甘的样子对朱光说：“权既在你手，我只得服从。但我要问你，你自称是南国社元老，而今你还能演莎士比亚的话剧吗？”朱光立即脱口而出，声情并茂地朗诵起独白来。最后，经殳宭建议，毛泽东留下《哈姆雷特》《仲夏夜之梦》《三希堂残帖》，朱光则索取了《奥赛罗》《李尔王》《石碑帖》。

1938年五一劳动节，朱光与余修举行婚礼。婚礼上，朱光幸福地向毛泽东等领导说起他和新婚妻子的罗曼史。毛泽东听完，还想逗一下这对新婚夫妇，便看着余修，要她也讲一下。腼腆的余修将与朱光的交往过程进行了补充。原来，广州起义失败后，朱光避走香港，经友人介绍，躲进香港生利建筑公司余老板家，其间教老板的小女儿余修唱歌、演戏、写诗、绘画。1931年他第二次被捕出狱，组织上安排他到香港疗养，再次到余老板家。余修就此铁心跟朱光投奔革命，背着父母，以考中山大学的名义，从广州转到武汉，由在八路军办事处的董必武介绍，经西安到达延安，两个有情人终于牵手在一起。

美国女作家威尔斯在《续西行漫记》中写道：“红军中有两个才子，一个是廖承志，另一个就是朱光。”国内有人则称他为“抗战烽火中的武装艺术家”。

转战东北南下主政广州

1938年11月，朱光被任命为八路军总部秘书长、朱德总司令秘书。他跟随朱德深入敌后，顽强抗击日军。

1940年春，朱光调任一二九师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朱德很赏识他，为他作的鉴定是“博学善谋，正直勤奋”。为了加强全师的政治工作，朱光在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政治部主任蔡树藩的领导下，举办政治干部训练队。朱光敏锐地发现，古田会议虽然确定了“支部建在连上”的方针，但10年过去，连队指导员工作却没有一个完整的书面条例，影响到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的发挥。于是，他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亲自起草撰写《政治指导员工作暂行条例》和《连队党支部工作暂行条例》。这两个条例经修改完善，成为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和《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他是条例最早的起草制订者。

1943年，朱光任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冀南区常委宣传部部长，在实际工作中着手创造性加强部队基层政治工作：根据游击性增大的部队活动隐蔽的时候多、公开的时候少，分散的时候多、集中的时候少，行动的次数多、住宿的时间短等特点，加强小部队活动的政治工作，强化连级政治指导员的职能，确定单独活动的指导员一律改为政治委员制，区基干队也改为政治委员制。由于及时改变组织形式，分散活动的小部队便能在狭小地区内充分发挥其结合人民打击敌伪的作用。1944年，冀鲁豫军区成立，朱光任军区政治部主任。

1945年抗战胜利，朱光被调往东北，担任中共嫩江省委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南满军调部第三十六小组组长。齐齐哈尔解放后，朱光任首任市长，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全国政权前的第一位市长；后任齐齐哈尔市委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城工部秘书长。

1948年10月，长春市解放，朱光担任市委书记。他明智地提出了“救生埋死”的策略。由于国民党固守长春时实行残酷的“杀民养军”手段，全城40万市民逃难，10万市民冤死街坊。待解放军进城，朱光一方面组织队伍掩埋死难同胞，另一方面实行“以工代贩”政策，组织全市人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入城仅3天，铁路运输就开通了，从各地输入粮煤，解决群众生活难题。接着，自来水、输电线路、市内交通相继恢复，还开辟了10多个贸易市场，避免了抢购涨价风潮。仅仅两个月，就恢复大小工厂3000余家、商店5000余家，使久经苦难、市井萧条的长春出现了生机。

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即，朱光奉调广州。行前，他一大早去拜访朱德总司令，被毛泽东主席撞个正着。朱光开心地跟毛主席打招呼。毛泽东故意问他是哪个，朱光挺起胸膛回答：“我，朱光是也！”毛泽东反问朱光“还认识我吗？”得到朱光肯定的回答后又问：“那么，你为何看朱老总而不看我？”朱光理不亏地回答：“因为我与总司令同姓、同宗，宗派山头！”毛泽东针锋相对说：“你既然把我划外，难道不怕我见外，把你忘记啰？”朱光笑道：“你忘记不了我朱光，因为我还没有给您演出《奥赛罗》呢。”

毛泽东听罢开怀大笑，让朱光跟着来到他的书房。一进书房，朱光立刻眼睛发亮，羡慕地盯着主席那满屋子的书。毛泽东猜透了他的心思，敲打道：“好你个朱光，还想夺书不是？”朱光连忙摆了摆手，但也不想就此而休，回道：“岂敢，岂敢！主席，我不要书，只要你的墨宝。”毛泽东大度应允，当即为朱光南行草书一幅《长征》“附赠征人”。朱光乘兴，也书诗一首：“四载风云塞北行，肩钜跋涉愧才成。如今身是南归客，回首山川觉有情。”落款署“朱光于一九四九年建国前夕古都中南海书法家之府。”毛泽东看罢，提笔在上面做修改，将“书法家之府”改为“书癖家之家”。朱光不解，毛泽东严肃而不失诙谐地说，我们出身平民，不可忘本！明天也罢，明年也罢，千万代也罢，你我终如一，要祸福与共，甘苦共尝，同称同志……多少年，我们当兵的，来无踪，去无影，行无定所。时至今日，我们人民、我们党胜利了，有了“家”。人生一世，保全一个“家”，足矣，足矣……朱光听了，大为赞叹，欣然接受了毛泽东的修改。临别时，毛泽东怀着殷切的希望，再次为他写下赠言：

到南方去，同原在南方工作的同志团结在一起，将南方工作做好，这是我的希望。

以民生为大亲力亲为

朱光率领200余名两广为主的干部随军南下。

1949年10月14日，广州宣告解放，随后，中共中央南方局任朱光为接管委员会书记。这是因为朱光曾在广州读书，参加过广州起义，了解广州的基本情况，更主要的是他参加了解放东北的斗争，先后接管过齐齐哈尔和长春，有这方面的经验。为全面接管广州，每个系统都有人负责，其中政府系统由朱光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