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结合飞行试验始末

1964年10月16日下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举世震惊。但有西方媒体嘲笑中国“有弹无枪”，说的是中国的原子弹只是“子弹”，没有导弹这支“枪”配套，就算有了原子弹也根本打不到别国的土地上。其实，我国自行研制的“东风二号”导弹于1964年6月29日发射成功，早已初步有了“枪”。然而问题随之而来：如何将“枪”和“子弹”结合起来呢？紧接着，我国仅用2年时间就成功地进行了“两弹”结合飞行试验，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世界上第5个能用导弹发射核武器的国家，彻底打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垄断、核威胁。

确定“两弹”结合方案

原子弹是一种爆炸装置，它可以用多种运载工具来运载，而导弹是最有效的运载工具。美国和苏联在造出导弹、原子弹后，将二者结合组成具有实战价值的导弹核武器便成为一种必然。1951年初，美国以飞机空投方式试验了一种可用作导弹核弹头的小型原子弹，使他们对导弹装备核弹头发生了浓厚兴趣，进而实施“宇宙神计划”，加速导弹和核弹头的结合。1958年8—9月，美国5次进行“两弹”结合试验，并用红石、X-17等运载火箭带着核弹头进行高空核试验；同年12月，美国将战略弹道导弹与氢弹头首次配套组成的导弹核武器——“雷神”中程导弹装备部队。苏联不甘落后，在20世纪60年代初成功试验热核导弹。从此，导弹核武器成为美苏两国推行全球核威慑战略的主要支柱。

为了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我国在研制原子弹的同时就已把导弹核武器作为下一步的发展目标。1962年11月，中共中央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由7位副总理和7位部长组成的15人专门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央专委），以加强对原子弹、导弹等国防尖端武器研制试验的领导。

鉴于我国原子弹、中近程导弹的研制工作已经取得重要进展，1963年12月5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议，作出核武器研究方向以导弹头为主、核航弹为辅的重大决策；责成有关部门立即开展核弹头和中近程导弹研制，力争尽早建立配有核弹的中近程导弹装备部队。

1964年5月，我国准备试验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主管国防尖端武器研制试验的聂荣臻元帅明确指出：我国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这种运载工具作为发展方向，并要求抓紧时间，尽快协商拟定“两弹”结合的方案。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以下简称“国防部五院”）一分院和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以下简称“二机部九院”）的科技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就原子弹与导弹“两弹”结合问题，进行多次技术论证与协调，并按分工开展初步的研究试验工作。

在第一枚原子弹成功爆炸前的4个月，我国已经秘密成功试射自行设计制造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原子弹试验成功之后，导弹的研制工作加快，开展了可与核弹头配套的导弹的研究设计。

1964年9月17日，中央专委决定启动导弹核武器研制计划，对“两弹”结合的工作作具体部署，要求二机部和国防部五院（同年年底，国防部五院更名为七机部）共同组织力量，进行早期方案的研究、设计和论证，由五院副院长、科学家钱学森负总责。

当时周恩来诙谐地说，“两弹”结合，二机部负责原子弹，七机部负责导弹，“二七风暴”要刮起来了！当陈毅、聂荣臻向钱学森询问研制“两弹”结合到底需要多长时间时，钱学森表示，大约需要3年，于是，核弹头与导弹结合试验正式提上日程。1965年2月，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第十次会议，讨论“两弹”结合、统一领导、各方协作等问题，明确提出，1965年我国尖端武器研制进入“两弹”结合试验年。

为落实周恩来提出的刮起“二七风暴”的要求，二机部几位主管核装置总体方案的设计人员和七机部的科研人员一起协商在弹头内安装核装置的要求和基本参数，并组成“两弹”结合小组。

双方经反复研究后认为，刮起这场“风暴”需要抓好“小”“枪”“合”“安”4件大事。“小”指的是原子弹要小型化，主要由二机部完成；“枪”指的是由七机部对“东风二号”导弹进行改进，使之成为原子弹的运载工具；“合”指的是“两弹”结合，为适应原子弹的要求，导弹必须做许多相应的技术改进；“安”指的是安全。

分两条线进行攻坚克难

4件大事当中首要解决的是“小”和“枪”的问题，由二机部和七机部分两条线进行攻关。

二机部负责核武器小型化。要想将原子弹装入狭小的导弹头锥内，小型化是必须的。没有小型化，原子弹就难以投送至足够远的距离，也就不能够对远方的战略对手实施有效威慑。二机部为此迅速成立专门的核弹头任务技术委员会，副总工程师张兴钤任主任。

要在第一颗原子弹设计的基础上，结合导弹对核弹头的具体战术技术指标要求，对原子弹进行小型化设计，存在许多棘手问题。安装在导弹弹头上的原子弹必须要在体积和重量上大幅减小，外形尺寸和几何形状都要符合导弹弹头的壳体，结构强度和元器件性能必须满足导弹飞行环境条件，这些都对核武器小型化各部件的设计提出极为苛刻的要求。然而，以中国当时的工业基础，技术积累严重不足，国内不具备精密加工能力，从材料到加工工艺都达不到要求。也就是说，即便部件设计出来，也难以加工出来。

一连串的疑问在张兴钤的脑海里盘桓：难道加工值一定要与设计值完全一致才行吗？能否允许存在一定的公差呢？部件之间的间隙多大才不影响正常的功能发挥？他经过反复研究，脑子里终于形成一个大致的轮廓。他把自己的想法向研制团队和盘托出，获得大家的赞同，经过反复试验，很快解决了原子弹小型化后的系统最佳公差值问题，既降低了生产工艺的难度，又不影响原子弹效能的正常发挥，解决了核弹头配装中近程地地导弹的技术难题。

导弹运载的核弹头不仅要求小型化，而且要求威力大，还要经受得住弹头再入环境的考验。研究团队提出需要进行原子弹空爆试验，验证原子弹在动态下的技术性能，为研制核弹头提供参考数据。

1965年5月14日，一架装有原子弹的轰炸机从西北某机场起飞，飞临试验场上空，飞行员按照预定程序，将原子弹投掷下去。原子弹在距地面一定高度，准确实现了空爆。根据实验数据，核武器研究所就核弹头的体积、重量、环境要求等主要技术问题集中力量攻关，研制出与导弹配套的核弹头，并于1966年初开始各种地面试验。

对导弹的改进由七机部负责。我国1960年11月5日成功试射的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是仿制苏联的“P-2”导弹的近程导弹。在此基础上，七机部开始自主研制新型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在钱学森的带领下，研制团队对“东风一号”进行全方位的改进，在提高射程上下苦功夫。他们攻坚克难，历经多次失败后，“东风二号”终于在原子弹成功爆炸前的1964年6月29日发射成功，为解决原子弹的运载工具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要用“东风二号”把原子弹送上天，还必须进行方案性的设计修改，做出较大的技术调整。

“东风二号”导弹的控制系统像一条大尾巴，容易暴露目标和受到干扰，而且移动不便，不符合实战要求。他们改进设计，提出了“割尾巴”方案，改进后的导弹被命名为“东风二号甲”。1965年11月13日，“东风二号甲”进行首次试飞，取得成功，之后进行了10多次飞行试验，为发射核弹头准备好了一支“枪”。“东风二号甲”从方案设计到成功进行飞行试验，仅用了10个月时间，速度之快令人称奇。

再三研究安全应急措施

在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下，“枪”和“子弹”“合”的诸多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后，“两弹”结合很快转入试验飞行阶段，但新的问题接踵而来：往哪儿发射？同类试验，美国射向太平洋，苏联射向北极，而当时我国尚无强大的海军力量，没有海上测量条件，很难在公海上进行试验，而且出于保密的考虑，也不宜在公海试验。经过审慎研究：核弹头只能朝中国本土发射，发射点在酒泉基地，弹着点定在新疆罗布泊地区。

美苏的导弹核武器都是朝海上发射，若失败没有安全影响。我们在本国国土上进行实验，如果失败就相当于在自己头上扔一颗原子弹。尽管我国西北地区人烟稀少，导弹飞行途经区域仍有人口聚居区，安全问题被摆到了重中之重。

早在1965年5月4日，周恩来在中央专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就对安全问题提出极其苛刻的要求：不仅要做到导弹在飞行中保证不达弹着点绝对不能掉下来，还要做到万一导弹掉下，原子弹也不能发生核爆。这个严苛至极的要求就是要为人民生命安全上“双保险”。此后，周恩来多次召开中央专委会议，对“两弹”结合飞行试验进行研究。在讨论中，专家们提出，采用地面各种环境条件模拟试验和地下核爆试验，都不能完全模拟飞行过程中的真实状态，起不到综合检验的作用；采用飞行“冷”试验（即不配置核弹）方式，也不能综合检验原子弹头在飞行过程中的真实状态；只有采用全威力、全射程、正常弹道、低空爆炸的试验方式进行“热”试验（即配置核弹进行核爆炸），才能达到试验目的，更符合实战需要。周恩来表态，进行“热”试验是必要的，但安全问题绝无退路可言，他责成国防科委会同二机部、七机部多做几种设想，进行研究比较，然后提出方案供中央专委决策。

国防科委召集二机部、七机部等有关单位负责人和专家开会研究，认真分析试验的可行性和可靠性，制定应急措施，就导弹核武器试验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先进行飞行状态下的“冷”试验，作为飞行“热”试验的练兵；在确保有把握的基础上，按全威力、全射程再进行飞行“热”试验。二机部和七机部紧密配合，将应急措施落到实处。经过改进的导弹有自毁装置，如在导弹飞行过程中发生故障不能正常飞行时，可由地面发出指令将弹体炸毁；核弹头有保险开关，如导弹弹体炸毁，因保险开关打不开，不会引起核弹发生核裂变。

1966年3月11日，中央专委召开第十五次会议，周恩来在听取国防科委关于试验计划的汇报后，忧心忡忡地询问钱学森究竟有多少成功的把握，钱学森很有信心地回答，我们的导弹是安全的。周恩来再次叮嘱，“热”试验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这次会议原则同意国防科委提出的试验计划，决定先按进行“冷”“热”试验的计划做好准备工作，要求国防科委进一步组织二机部、七机部研究落实各项措施，一定要从多方面设想，分析可能出现的问题，并多做一些试验，以保证绝对安全。

1966年3月和6月，国防科委先后两次组织审查保证“两弹”结合飞行试验安全可靠的技术方案、发射方案、测量方案及发生意外情况时的应急方案，多次召集有关部门研究检查“两弹”结合的研制、试验工作，及时解决协作中的问题。各方挑选最好的仪器和组件用到“两弹”结合上。经过多番测试，上万个零件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周恩来亲赴基地考察

1966年6月30日，周恩来在访问巴基斯坦等国返回北京途中，特地在酒泉基地停留，实地视察导弹核武器试验的准备情况。他与正在基地检查工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一起检阅部队，到发射阵地观看中近程导弹发射合练，同基地负责人和技术人员亲切交谈。从火箭组装到“两弹”衔接，从发射操作到人员疏散，每一个细小的环节他都追根究底；从气候到水土，从物质供应到文化生活，他对科技人员和解放军官兵的生活都询问得很仔细。周恩来还特地乘飞机专门考察将要进行“两弹”结合试验的飞行弹道，从发射区的酒泉基地到弹落区马兰基地，当飞越居民点红柳园时，他再次强调要做好万全准备方案，指示以防空袭名义进行相应演练，以便在“热”试验时，有条不紊地疏散人员。周恩来反复要求“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这16字从此成为国防科研试验的指导方针。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两弹”结合飞行试验的有关部门协同配合，优化方案，对导弹和核弹头进行各种模拟试验，确保导弹按预定轨道飞行，在预定弹着点正常核爆，万一在飞行过程中发生意外，要确保弹体及时炸毁，核弹头不发生爆炸。

为了加强对试验工作的领导，1966年9月，成立了由张震寰、栗在山、钱学森等11人组成的“两弹”结合试验委员会，张震寰任第一副书记、代理书记。

9月25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原则上同意国防科委的试验安排，在10月初进行“两弹”结合自毁试验，10月中旬进行飞行“冷”试验，并根据这两项试验情况确定进行飞行“热”试验的时间；同时责成国防科委会同总参谋部、总后勤部、兰州军区、铁道部、公安部及有关部门组成联合小组，统一指挥导弹飞行弹道下方红柳园1.3万多名居民的临时疏散工作。为了确保“两弹”结合飞行“热”试验万无一失，10月7日在酒泉基地进行了一次实际检验安全自毁系统的“两弹”结合飞行试验。试验结果证明，导弹工作正常，安全自毁系统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