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日》出版记及后续故事

长篇小说《红日》是当代作家吴强以亲身经历为原型创作的作品，是一部以解放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故事以涟水、莱芜、孟良崮战役为情节主线，以宏大的结构和澎湃的气势描写展示出解放战争时期华东战场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被誉为我国现代军事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红日》出版后，先后被译成英、法、俄、日、德等10多种文字在国外发行，并改编成电影，电影中的插曲《谁不说俺家乡好》亦随着电影的上映成为脍炙人口的歌曲，风靡全国。2019年9月23日，小说《红日》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取材于真实战役

吴强，原名汪大同，笔名吴蔷、叶如桐，1910年出生于江苏涟水县一个贫苦家庭，在极其艰苦条件下坚持从小学读至大学，期间曾几度辍学，做过酒店学徒和小学教师。青年时期的吴强爱好文学，学生时代曾在报刊上发表散文、特写及短篇小说。1933年春，吴强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8年8月，在皖南参加新四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担任过新四军政治部宣传部文艺干事、科长，以及纵队、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等职，参加过战地服务团做慰问演出。他创作的话剧《激变》《诡计多端》《皖南一家》《繁昌之战》等在部队演出，博得军民一致好评，他由此先后结识了新四军军长陈毅、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1943年，吴强被分配至华中四分区敌工部工作，他时常装扮成商贾走南闯北，深入虎穴，依靠群众做侦察、分化和争取敌军的工作，为以后的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7年3月，国民党放弃全面进攻解放区，改为集中兵力对陕北、山东两个解放区重点进攻，即所谓“双矛攻势”。在山东战场，由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直接指挥24个整编师60个旅45万人，率领主力编成的3个机动兵团以新作战方针向鲁中山区推进。为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华东野战军在陈毅司令员和粟裕副司令员的指挥下，用“耍龙灯”之计调动敌人，创造战机，但由于敌人已改换新的作战方针而未能实现。密切关注华东战场形势的毛泽东及时提醒陈毅、粟裕：目前形势是敌方要急，我方并不要急。只要有耐心，总有歼敌机会。一要有极大忍耐心，二要掌握最大兵力，三不要过早惊动敌人后方。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华东野战军主力主动后撤至莱芜、新泰、蒙阴以东地区，隐蔽待机。

粟裕从截获的情报中得知，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汤恩伯限整编第七十四师于5月12日攻占坦埠。根据此情报，他认为有利战机出现了，提议抓住整编第七十四师态势孤立突出和骄横轻敌的弱点，迅速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猛虎掏心”战法全歼该师。陈毅十分赞同粟裕的计划并立即定下战役决心和部署，派出5个纵队担任围歼任务，4个纵队担任阻援任务，总兵力27万人，但要消灭国民党王牌军第七十四师，仍非易事。为此，陈毅、粟裕要求各级指挥员都到第一线督战，率领部队冲锋，并提出了“歼灭七十四师，活捉张灵甫”的响亮口号。广大指战员立下“攻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消灭七十四师立大功，红旗插上最高峰”的誓言。5月15日，华东野战军发起总攻。张灵甫部队此时兵力拥挤一处，步炮火力不易发挥，岩石山上构筑工事，汲水与空投补给困难极大，人马完全暴露在我军炮火之下，但仍然负隅顽抗，垂死挣扎。

陷于绝境的张灵甫频频向各方呼救。蒋介石严令各路援军速达，如有萎靡犹豫、逡巡不前或赴援不力、中途停顿，以致友军危亡，严究论罪不贷，并且先后出动飞机493架次进行侦察、轰炸扫射和空投支援，但都无济于事，国民党整编第二十五师、第八十三师与整编第七十四师相距仅5公里，炮弹已能打到孟良崮，仍然无法越过华东野战军的阻援阵地，只能眼看着整编第七十四师被歼灭。

激战至16日17时，华东野战军以伤亡1.2万多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四师等部3.2万多人，击毙了隐藏在山洞内的张灵甫，重创了国民党军对山东的重点进攻，迫使其暂时转入守势，同时有力地配合了陕北以及其他战场的胜利攻势。

坐镇陕北延安运筹帷幄、指挥全局的毛泽东收到孟良崮战役胜利的电报后，十分欣喜，号召华东野战军再接再厉，彻底粉碎敌人的进攻。孟良崮战役的胜利确实来之不易，是华东野战军全体指战员英勇作战、华东人民大力支援的结果，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陈毅、粟裕两位军事指挥员善于分析敌情变化、捕捉战机、当机立断，集中优势兵力，实施分割包围、围点打援指挥艺术的经典战例。

呕心沥血的创作

在解放战争中，吴强参加了莱芜、孟良崮、淮海、渡江等大型战役，积累了丰富的战争生活素材。第二次涟水保卫战中，我军失利，吴强亲眼看到部队后撤，家乡受到敌人蹂躏，那份刻骨铭心之痛和为战友们报仇的强烈愿望，促使他要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

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之时，吴强在华野六纵任宣教部部长，亲眼看到战斗打得非常激烈，双方伤亡惨重。行军战斗之余，他收集、积累资料，不忘写作。戎马倥偬之下很难坐下写作，笔记和资料也很容易丢失。在孟良崮战役后两个月行军渡朐河时，吴强写了2万字的创作笔记和装有国民党第七十四师《士兵报》的一包资料不慎丢失，令他非常沮丧和痛心，但他并没有就此灰心丧气，决心从头开始。

多年来，吴强不断地在脑海里重复回忆经历过的那些人物和故事，将他们铭刻在心中，创作时，那些人物和故事便在他眼前跃然而出、栩栩如生。在他心里，他已经和《红日》里的主人公们一起生活了许多年，他就是他们中的一员。1949年7月，吴强随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率领的部队南征福建、进驻厦门。脑海中的英雄人物开始搅得他寝食不安，迫使他尽快进入写作状态，常常一下笔就是通宵达旦。有时写到感人处，竟会情不自禁地失声恸哭，他完全进入了自己笔下的世界，只跟书中人物交谈，忘却了人世间的一切。经过不懈努力，吴强于1952年秋写好了《红日》的故事梗概和人物表。

1952年，吴强转业到上海。经过长期的艺术构思，他带着8万字的《红日》故事框架和部分初稿，以及一大皮箱资料，征得上级批准，在南京军区招待所找了一间偏僻的房间，开始专心写作。房间的桌子上、床上、地板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写作材料，吴强每天都要写作十五六个小时，有时只吃一顿饭，他给自己定下指标，当天不完成6000字就不睡觉。江渭清、王必成两位老首长经常去看望他，吴强就把写好的章节给他们看，让他们多提意见。有时创作思路打结了，吴强吃饭都没有胃口，很多时候都是一包饼干就算一顿午餐。

超强度的写作使吴强两鬓斑白、面容憔悴、步履蹒跚。有一次上街，他竟一头撞上人行道边的大树，还连声对着大树说对不起，惹得行人哄笑。吴强为了专心写作定下规矩，在家里写作时不要叫他吃饭，来客人也不要叫他，更不要到书房去打扰他。有时家人一打开书房的门，就见他在房间里踱步，神情激动，眼睛通红，似乎痛哭过。后来，为了避免受到干扰，吴强有时到上海作家协会安排给作家写作的地方写作，有时到外地去写作。《红日》初稿完成，吴强几近虚脱，家人只得把他送进医院，半个月后，他又提起皮箱来到杭州的一个部队招待所，接着写第二稿。整整持续了4个月，吴强投入了全部精力，这部40万字的巨作才算画上了句号，此时他的体重从74公斤下降到58公斤，整整瘦了16公斤。

《红日》小说书稿完成后，吴强一开始到处投稿，可音讯全无。当时军事题材的作品都要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以下简称“总政”）文化部文艺处审定后才能出版。就在文艺处审稿期间，吴强遇到了老战友、电影剧本《渡江侦察记》的作者沈默君。沈默君，笔名迟雨，祖籍安徽寿县，1924年出生于江苏常州，1938年14岁参加新四军，一直在第三野战军从事部队文艺工作，是电影剧作家、国家一级编剧。沈默军和吴强有着几乎相同的革命经历，他对这位比自己年长的老战友、老大哥充满了欣赏和关心，于是便把吴强创作的长篇小说《红日》推荐给中国青年出版社（以下简称“中青社”）。

中青社编辑部主任江晓天在看过《红日》书稿之后，深受作品的魅力感染，觉得这是一部有重大突破的军事题材作品，委托沈默君向吴强转述中青社计划出版该书的想法，并将稿子交给编辑部副主任陶国鉴。陶国鉴看了书稿之后，也觉得写得很好，决定立即发排。吴强欣然同意，并希望能在当年8月1日出书，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

当吴强将总政文化部文艺处审定后的书稿交给中国青年出版社时，离“八一”只有3个多月的时间了。吴强和编辑部之间就修改问题通信十几次，互相体谅，密切配合，在1957年“八一”建军节前10天，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红日》第一版，并将其列入“解放军文艺丛书”。这部40万字的军事长篇小说终于与读者见面了。

小说改编成电影

《红日》小说里的部队是以华野六纵为原型创作的，军长沈振新是以六纵司令王必成为原型，并综合了军队中其他将领的特点；副军长梁波则是以六纵副司令皮定钧为原型。王必成曾评价书中的人物梁波，活脱脱地刻画出了皮定钧的形象，连气派、举动都描写得与原型八九不离十。

小说《红日》一经面世，就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1960年初，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决定将《红日》搬上银幕，吴强同意了这个想法。以拍摄军事题材影片见长的汤晓丹接到由他和汤化达为电影《红日》正副导演、瞿白音为编剧的消息后，立刻回家认真钻研小说的内容。汤晓丹对该书爱不释手，对吴强充满了敬佩，决心要花大力气拍好《红日》这部电影。

吴强向电影创作组提供了几位书中人物的原型，如皮定钧、颜伏、江渭清、彭冲等。编剧和导演不仅一一采访了这些老同志，还不顾严寒实地走访了书中描写的从江苏涟水到山东孟良崮的各个战场。瞿白音很快拟定了一份故事梗概，常与吴强讨论剧情至夜深。他们一连改了5稿，才拿出了满意的电影剧本。

汤晓丹带着拍摄队伍来到山东沂蒙山。那时的摄影机不像现在的设备这样小巧玲珑，摄影师，将巨大的摄影器材沉甸甸地扛在肩头，在拍摄时全神贯注，一停机便一屁股坐在地上，喘着粗气，累得不行。电影拍摄时，气温高达40摄氏度，扮演战士的演员们穿着棉衣又冲又喊，一个镜头拍下来，个个大汗淋漓，辛苦自不待言。

在将小说搬上银幕的两年多时间里，吴强十分尊重3位编导，还与瞿白音和汤晓丹结为莫逆之交。汤晓丹对拍摄精益求精，重要镜头常常是一遍遍要求重来，终于在1962年8月完成了影片拍摄。电影《红日》在1963年5月正式上映，当即得到了全国观众，特别是部队战士的喜爱，收获广泛影响和好评。王必成专门带着前线话剧团到上影厂观看影片，看完后长时间鼓掌。《红日》是继电影《南征北战》之后，新中国拍摄的第二部大型战争故事影片，非常真实地再现了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运筹帷幄、战士英勇战斗，歼灭国民党王牌军第七十四师的历史画面。

深入生活的创作

汤晓丹拍电影很讲究运用插曲。《红日》摄制组刚成立，汤晓丹就找到了曾为电影《铁道游击队》创作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的作曲家吕其明，请他为电影《红日》创作一首歌曲。他对吕其明说：“孟良崮战役围攻国民党王牌军第七十四师的场面很大，战斗也是异常的激烈。在这场战役到来之前应该有一首歌来宣扬解放军战士爱家乡、爱部队、保卫胜利果实的情感……”

经反复研究，吕其明与词曲作家杨庶正、肖培珩对歌曲创作定下了基调：既要体现解放军战士爱家乡、爱祖国的深厚情感，又要与激烈的战斗场面形成对比，给人以美好的艺术享受。摄制组决定由吕其明带着杨庶正、肖培珩组成一个创作组，到孟良崮战场体验生活。巧的是，杨庶正、肖培珩都来自山东，都刚从音乐学院毕业，之前都在基层部队从事过文艺宣传工作，这次一毕业回到家乡就立刻有参加创作歌曲的机会，他俩都感到非常兴奋。吕其明一行人立刻从上海出发，来到山东后，他们沿着当年战争的线路体验生活，搜集、学习山东民歌。一天，他们来到了烟台，登上了著名的栖霞英灵山。英灵山原名灵山，因胶东人民为纪念抗日战争中光荣殉国的烈士，在灵山修建了烈士陵园，得英灵之气，灵山从此就被称为英灵山。当3人爬上山顶时，已大汗淋漓，索性脱掉上衣，任凭山风从胸膛拂过，放眼四望，心旷神怡，青山葱绿，小河流淌，一层层的梯田尽收眼底，空气中弥漫着青草和泥土的芳香，随风飘来的还有老乡的山歌。3人坐在山顶豪情澎湃，你一句我一句，一边说一边写，很快就创作出了3段歌词。回来后，他们迫不及待地把歌词交给吴强。吴强看了非常满意，建议将最后一句“幸福的生活万年长”改为“幸福的生活千年万年长”。就这样，歌词最后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