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教官廖乾五和北伐“铁军”

中国共产党创建成立的第一支正式的红军部队，为什么番号不叫工农革命军第一军而叫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抗战爆发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呢？1936年，朱德在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说：“所以用这名字，为要保持国民党第四军‘铁军’的大名，它在大革命中是我们革命的堡垒。”打造并领导朱德口中这支“铁军”的核心领导者正是赫赫有名的黄埔教官廖乾五。

廖乾五，1886年出生在陕西平利龙门乡一个小商人家庭。他是中共早期党员和优秀的军事政治干部，历任中共汉口地委委员、“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党代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曾率部参加北伐战争，转战湘、鄂、赣、豫诸省，参与指挥攻占平江、汀泗桥、贺胜桥、武昌、马回岭、九江等战斗，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为北伐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共直接建设领导的第一支正规武装

1924年5月，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广州黄埔岛创办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又称黄埔军校）。中国共产党对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也有所认识和要求，这年秋天，中共广东区委与孙中山商量并征得他的同意，由区委负责人兼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筹建一支全名为“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的武装部队，任务是保卫大元帅府，维护广九、粤汉两条铁路的安全，同时作为中共培养军事、政治干部的基地。

周恩来从黄埔军校选调特别官佐徐成章和黄埔一期毕业生周士第、赵自选，又选调廖乾五和原在北京工作的曹汝谦等5名共产党员，具体负责该支铁甲车队的筹建工作。11月底，铁甲车队正式成立，廖乾五任铁甲车队党代表，在车队共产党组织内任小组长，徐成章任队长，周士第任见习官，赵自选和曹汝谦分别担任军事教官和政治教官。队员约150人，绝大多数是中共广东区委选派或各地工会、农会等革命组织介绍来的青年工人、农民、学生，分别编入3个排。铁甲车队名义上在大元帅府的编制内，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指挥的一支革命武装，具有很大的独立性。部队所有人员的调配都由中共广东区委决定，一切活动、训练等问题也都由廖乾五、徐成章等向区委负责人陈延年、周恩来汇报请示，有时也找苏联军事顾问沙非爱夫商量。在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和廖乾五、徐成章等人具体负责下，铁甲车队从成立起，就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执行严肃的组织纪律，进行严格的军事、政治训练。

铁甲车队建队初期，只有廖乾五等5名共产党员，随着车队的发展，又吸收一批先进战士入党，形成20多人的共产党员队伍，保证了共产党员是铁甲车队的骨干力量，把枪杆子牢牢抓在自己手中。尽管当时的工作和训练十分紧张、繁重，但廖乾五对党员的教育抓得很紧，坚持每周开一次党小组生活会，汇报思想，检查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经常带领党员参加中共广东区委组织的党团活动，听陈延年、肖楚女等作报告，充分发挥党小组的战斗堡垒作用，铁甲车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正规武装。

在廖乾五等人领导下，政治教育被放在重要地位，成为铁甲车队区别于国民党其他队伍的一个特征。车队规定，每天上午或下午安排两个小时的政治课，由廖乾五、曹汝谦等讲授三民主义、社会发展史、工农运动、国内外形势等，结合具体实例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反动地主的罪恶，有时还请工农运动的领导者如彭湃等来讲工农运动开展情况。每天晚上，廖乾五都规定政治讨论时间，官兵在一起谈体会，提问题，争论、解答问题，形式生动，气氛热烈。廖乾五经常找队员谈心，了解他们的工作、思想、家庭情况，帮助解决思想和实际问题。业余时间，官兵同声高唱《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工农兵联合歌》，排演文艺节目，阅读中共中央办的《向导》、青年团中央办的《少年先锋》《中国青年》等刊物。通过这些政治活动，铁甲车队的官兵树立了明确的革命目标和坚定的革命信念。

铁甲车队刚建立一个月，彭湃就请求该部队开赴广宁县，支援农民减租运动。经中共广东区委和大元帅府批准，除第三排留守广州，第一、第二排共80多名官兵，在廖乾五、徐成章、周士第、赵自选率领下，于1924年12月10日进驻广宁县社岗村。广宁的农民减租运动在彭湃、周其鉴等领导下蓬勃开展，遭到反动地主豪绅的残酷镇压，形势对农民不利。廖乾五、徐成章等带队刚到社岗不久，粤军第三师副官长詹学新率两个连也到达这里。詹学新明显偏袒地主，指责农民。廖乾五、徐成章一方面向詹学新摆事实、讲道理，据理力争；另一方面，发动铁甲车队官兵和农协会员向粤军第三师官兵开展工作，将其中一批出身贫苦的下级军官与士兵争取过来。12月16日，大元帅府发来电报，指示由廖乾五、彭湃、蔡鹤朋、詹学新4人组成广宁县绥缉善后委员会，负责处理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开预备会时，廖乾五首先提出惩办镇压农民协会的祸首江汉英、江准英、谭侣松等8人和恢复农民协会等5项提案。蔡鹤朋、詹学新二人敷衍塞责。会后，廖乾五、彭湃决定立即发动农民游行示威，向绥缉善后委员会请愿。在农民的压力和廖乾五、彭湃的斗争下，蔡鹤朋、詹学新被迫作出让步，在正式会议上通过了惩办镇压农民协会的祸首、解除反动地主武装两项提案。

广宁县县长蔡鹤朋是个老奸巨滑的政客。他口头同意两项提案，但一项也不肯执行，继续明目张胆地为地主出谋划策，撑腰打气。12月29日，广宁县团保总局局长谭侣松送来一张请贴，请铁甲车队全体军官和彭湃出席宴会，企图进行拉拢。廖乾五立即召开会议，商讨对策，决定将计就计：由廖乾五、徐成章、彭湃身藏手枪，带警卫员参加宴会，席间逮捕谭侣松，其他队员由周士第、赵自选率领，收缴团保总局的枪支。

当晚8时，廖、徐、彭和警卫员准时应约赴宴。席间，廖乾五突然拔枪在手，以广宁县绥缉善后委员会的名义，宣布谭侣松的罪状，将其逮捕，押回驻地。蔡鹤朋等吓得呆若木鸡，手足无措。

广宁县潭？有江、黄两家反动地主的炮楼，构筑坚固，配有大炮、土炮等火力，是广宁反动地主残害农民的老窝。廖乾五、徐成章接受农民的请求，决定拔掉这两个炮楼。铁甲车队没有重火器，多次组织进攻均未奏效，廖乾五等经反复研究，决定改变打法，带领铁甲车队、卫士队（廖兼任党代表）和千余农民武装，先将江家炮楼团团围住，切断其一切物资供应，打退了几路地主武装的援军，采用挖隧道、用炸药爆破、堆积草火攻等办法，终于迫使江家地主投降，接着又攻下黄家炮楼。这两个最顽固的钉子拔除后，其他反动武装不攻自破，全县农民扬眉吐气。廖乾五、徐成章等在广宁支援农运97天，缴获大炮、土炮数门，长短枪100多支，将全县反动武装一举荡平。

1925年2月19日，廖乾五等奉命率队返回广州。广宁人民依依不舍，夹道欢送。广州各界于当月23日召开数万人的大会，为铁甲车队庆功祝捷。

铁甲车队在艰苦斗争环境中发挥作用

1925年5月中旬，正当广东革命政府的东征军在潮州、梅县地区围歼军阀陈炯明主力时，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乘广州兵力空虚发动反革命叛乱。在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下，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不畏艰险，不怕强敌，与兄弟部队一起，掩护大元帅府、广东省政府、苏联顾问团等机关南渡珠江，安全转移。6月12日晨，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在陈延年、廖乾五、徐成章的指挥下，协同黄埔军校部队，迅速插入敌军纵深，从侧后向盘踞在石牌、瘦狗岭方向的敌军发起进攻，收复石牌车站和沙河，攻下制高点观音山，切断龙眼洞和市区敌军之间的联系，配合主力收复广州。当天下午，敌军一个师突然从北面向广州扑来。沉浸在胜利欢乐中的广州军民猝不及防，形势危急，正带队返回防地的廖乾五、徐成章当机立断，立即率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占领有利地形，阻击敌人，为上级调配兵力歼灭进犯之敌赢得了时间。仅这一天十几小时的激战，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就毙伤、俘敌数百名，缴枪几千支。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为了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中共广东区委于6月19日发动省港大罢工。23日，广州10万工农兵走上街头，举行反英大示威。廖乾五、徐成章率领铁甲车队和黄埔军校队伍走在游行队伍的尾部，当大队行经沙基路时，预先理伏的英国、法国、葡萄牙等帝国主义军队突然开枪射击，当场死伤200多人。廖乾五等怒火中烧，指挥本队官兵，奋不顾身地在弹雨中疏散、抢救群众。为了反击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中共广东区委组织省港罢工委员会，在刚成立不久的国民政府的支持下，全面封锁香港。此时，徐成章调往省港罢工委员会任纠察队总教练，赵自选调任飞机掩护队队长兼党代表，铁甲车队的重担落在廖乾五、周士第（升任队长）、曹汝谦3人肩上。

10月初，廖乾五、周士第奉命率铁甲车队开赴深圳一带驻防，协助工人纠察队设置封锁线，断绝对香港的物资和粮食供应。10月30日，粤军残部邓文烈、罗坤部300多人，悍然在沙鱼涌绑架工人纠察队员10多名。铁甲车队闻讯后，即由廖乾五、周士第率领40多名队员前往救援。

11月4日凌晨4时，1000多名敌军和民团团丁趁着夜色从东、南、北三面向铁甲车队的驻地偷袭。廖乾五、周士第立即指挥铁甲车队和工人纠察队队员共90多人抢占制高点，与敌展开激战，连续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天亮时，他们发现三面山头布满敌兵，又有两艘英国军队的小兵舰拖着4条民船，满载敌军强行登陆。面对十倍于己的敌军，廖乾五下定牺牲决心，和周土第沉着指挥，用机枪、手榴弹、刺刀一次次将敌击退。

早上7时半左右。一艘英国军舰从香港驶来，用机枪猛烈扫射铁甲车队据守的山头，同时，一架英军飞机也俯冲扫射，掩护地面敌军进攻。廖乾五、周士第指挥士兵和纠察队员英勇反击。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至上午9时，沙鱼涌以及所有高地几乎被敌人占领，廖乾五、周士第决定突围。周士第在前，廖乾五和纠察队员居中，排长李森断后，向敌军猛冲猛杀，将守卫沙鱼涌街口的敌军一个排打垮，杀开了一条血路。突围后，廖乾五清点人数，仅剩17人（铁甲车队15人、纠察队2人），大家心里都非常难过。这时，大家已经3个昼夜没有很好休息，20多个小时滴水粒米未进，不少同志喉咙干哑得发不出声音。廖乾五找来当地一位农民，请他去散布“黄埔学生军从淡水打过来了”的假情报。敌人听说黄埔军校的队伍到来的消息后，急忙逃跑，铁甲车队和纠察队一些负伤、被俘或躲藏起来的同志，得以乘机脱险。

最早突围的同志于4日上午回到深圳，见廖乾五等没有回来，以为他们已全部牺牲。省港罢工委员会沉痛地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报告了“廖党代表乾五等殉难”的消息。其实，廖乾五、周士第等突围后，因敌人拦路堵截，他们在农民引导下绕道而行，11月5日下午才返抵深圳。人们转悲为喜，前来慰问的人络绎不绝。

中共广东区委、国民政府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热情赞扬廖乾五、周士第等率领的铁甲车队在沙鱼涌战斗中所表现出的顽强战斗、不怕牺牲的精神。正在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东也对铁甲车队支援广宁农民运动，镇压杨希闵、刘震寰叛乱，封锁香港等斗争中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很高的评价。

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助南征取得胜利

1925年11月中旬，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又称叶挺独立团）成立，刚从深圳撤回的铁甲车队并入该团作为骨干，军官、士兵一律提级任用。廖乾五由铁甲车队党代表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叶挺独立团受该师指挥）政治部主任。到任不久，他即和代师长张发奎率部随第四军（军长李济深，政治部主任为共产党员张善铭）讨伐广东省南路军阀邓本殷。邓本殷盘踞在雷州半岛和整个海南岛，既和帝国主义勾结，又与北洋军阀呼应，拥兵两万，觊觎广州，是个祸患。

当时在国民革命军里，政治部人员少、权力小，工作很难开展。但在南征过程中，廖乾五以共产党人的胸怀和胆略，大刀阔斧地在第十二师开展政治工作，取得很大成效。部队每到一地，他首先率领政治部工作人员书写标语，散发宣传品，召开讲演会、军民联欢会，宣传革命军的任务和宗旨。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使廖乾五更加意识到肩上责任的重大。他教育士兵宿营时不许强占民房，要主动帮助群众挑水、劈柴、扫院，借东西必须归还。出发前，他亲自带人检查执行纪律情况，并征求当地群众对部队的意见。对于军官，他也严格要求军纪，反对体罚士兵，不许随意拆老百姓的门板搭铺，不准酗酒、打牌、进妓院。在廖乾五及其领导的师政治部的努力下，第十二师的官兵进一步明白扛枪打仗的目的和必须依靠、爱护群众才能打胜仗的道理，在军容风纪、战斗力各方面，都居整个国民革命军之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