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大武汉”背景下中共的组织宣传与全民动员

武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率先提出“保卫大武汉”的口号，周密组织以武汉为中心辐射全国的全民政治动员，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政策，持久战的思想逐步深入人心，形成团结抗敌、救亡图存的浓厚氛围，为中国抗战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7年，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但军事委员会和政府重要职能部门均迁至武汉，国民党内军政首脑及各国驻华使节移居武汉，众多社会知名人士和爱国青年汇聚于此。武汉一时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成为全国抗战的焦点。中共中央在武汉设长江局，对外称中共代表团，统领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抗战工作，宣传全民族抗战的政策方针，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

首倡“保卫大武汉”口号

早在1937年底，中共中央对侵华日军进攻武汉的军事战略就有所预判，由周恩来、叶剑英面见蒋介石，提出中共关于保卫武汉的军事部署建议，认为当务之急是从远后方去牵制和打击敌人，消耗侵华日军有生力量，为武汉的城防战备争取时间。蒋介石随后在武汉召开重要军事会议，采纳中共建议，决定采取以攻为守、积极防御的战略。

1938年，中共创办《新华日报》，1月13日发表社论《怎样保卫大武汉》，第一次提出“保卫大武汉”的口号，此时抗日前线尚在距离武汉千里之外的芜湖、徐州、郑州一带，可谓颇有远见，未雨绸缪。侵华日军相继攻陷合肥、徐州、安庆等地，直逼武汉。《新华日报》又于6月12日发表社论《保卫大武汉》，强调保卫武汉并不是把武汉作为孤城来死守，理想状态是御敌于外围而“不战于武汉”；战略战术上采取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相结合的方式；主张动员一切力量实行全民族抗战等，更加系统地阐述了保卫大武汉的军事策略和具体建议。本次社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极大，据统计，《新华日报》后续接连发表保卫大武汉的社论、文章近40篇。6月27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将“保卫大武汉”口号写入其抗战宣传大纲。至此，“保卫大武汉”成为国共两党共同呼声，形成空前团结的氛围。

中共宣传的“保卫大武汉”并非仅指一城一域之攻守，认为“武汉的存亡是决定于前面野战军的胜败”，指的是邻近武汉及湖北的安徽、河南、江西等范围的战役，强调“只有争取第三期抗战的胜利，而武汉才能保持”，以此阻滞侵华日军占领中部重要城市进而蚕食整个中国的计划。

武汉会战拉开序幕之后，中国军队虽浴血奋战，战局走向却不容乐观。8月6日，中共中央就保卫武汉的方针问题发出指示：“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关于保卫武汉的方针问题的指示》，载《武汉文史资料》，1998年第3期）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再次阐述，保卫武汉的目的一方面在于消耗敌人，另一方面在于争取时间，而不是死守据点，若到了战况确实不利之时，应以放弃地方保存军力为原则。

此前，民众皆认为武汉可以保住，到武汉即将失守、组织预备撤离之时，中共敏锐觉察到这一问题，指出此时“不应过分强调保卫武汉，武汉一旦失守，则会产生悲观失望及一切不正确的观念”（《中共中央关于日军进攻武汉时各政治机关宣传鼓动工作应注意的问题致各级党部电》，载《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为以后宣传鼓动与巩固抗战情绪增加困难。

从“保卫大武汉”到“不应过分强调保卫武汉”是中共随时局进展而作出的政策调适，虽全力争取保全武汉，但若条件不成熟，则尽可能为持久作战保存实力，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中共的战略意见被国民党政府采纳，1938年10月24日，国民党军队从持久抗战的战略角度出发，未与敌军决战，从武汉地区撤退，保存了有生力量，此时武汉已完成人口的疏散及重要产业、机械设备与物资的转移。

“保卫大武汉”旨在改变国民党片面抗战的局面，动员和组织一切人力物力财力参加抗日战争，促成全民族抗战的合力，将日本侵略者拖人人民战争的汪洋之中，以此打破侵华日军速战速决攻下武汉、控制中国的意图。这一战略口号响彻大江南北，唤起全国军民誓死卫国的决心和信心，也切实支援了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作战，对全国抗战及武汉保卫战的部署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也是中国抗战从战略防御转换到战略相持的思想铺垫。

群团组织大放异彩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长江局（以下简称“长江局”）在武汉成立。长江局是中共中央派驻武汉的代表机关，也是党领导抗战各项工作的指挥中心。长江局内设青年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以便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动员。长江局虽受书记王明的右倾错误影响，但经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人的抵制和纠偏，成功领导了长江流域的系列统战工作、军事活动、群众工作等，形成轰轰烈烈的团结抗战局面。中共党员及左翼进步人士实际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以下简称“第三厅”）成为中共组建宣传队伍、组织各类抗战活动的重要平台；在中共推动下成立的武汉动员委员会为中共开展全民动员提供了合法渠道。

在长江局领导下，抗日救亡群团组织纷纷成立，第三厅亦负责成立了实为中共领导的系列群团组织。这些群团组织种类齐全、涉及面广，覆盖各阶层及各类人群，在抗战宣传动员、补给兵员、提供战时服务等方面发挥了巨大能量。

淞沪会战后，各界名流齐聚武汉，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杜重远、张申府、王造时，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领导人章伯钧、彭泽湘，妇女界领袖沈兹九、曹孟君、刘清扬，文化界名人茅盾、老舍，文艺界名人冼星海、田汉、洪深等都在武汉组建或参与各类群团组织，影响极大。如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下设的第二演剧团于1937年10月抵达武汉，该队由洪深担任队长，队员有金山、冼星海、田方、白鲁等共计14人，皆是当时演艺界颇有名气的人物，每场演出剧场爆满，故改为流动舞台的方式在街头演出，把抗日演讲和抗日歌曲融人街头剧中，《放下你的鞭子》《飞将军》等精彩剧目轰动全城，尤为难得的是，让没有条件进剧场的街头摊贩、普通民众都受到抗战宣传教育，效果非常突出。

1937年12月19日，由84个文化社团参加的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在中共领导下成立了，生于汉口的演奏家夏之秋（原名夏汉兴）参加了成立大会并被选为音乐组长。夏之秋与张曙、冼星海，刘雪庵等筹建的全国歌咏协会在武汉成立，在武汉长江两岸组织两支专唱救亡歌曲的歌咏队，经常活跃在工厂、学校、车站、码头，演唱宣传。1938年12月，以夏之秋为团长的武汉合唱团一行28人赴东南亚宣传抗日，募捐救国。这是抗日战争期间唯一一个赴国外宣传募捐的民间音乐团体。武汉合唱团在东南亚募捐历时1年7个月，行程万里，举办演唱会130场，发表演讲172人次，募集抗战救亡资金叻币230万元（相当于当日寸国币1000多万元），所得捐款全部交由南侨筹赈总会寄往国内支援抗战。

舆论宣传与大型活动

中共以《新华日报》为主要宣传阵地，及时报道前线战况，揭露侵华日军残暴罪行，分析战局战略及中共政策，广泛宣传我军战绩和官兵英勇抗敌事迹，激发人民的爱国斗志。据粗略统计，1937至1938年，在武汉创刊或复刊的报刊多达212种，中共除了利用其直接领导的报刊如《群众》周刊、《战地》《抗战戏剧》等发声，也注重在左翼进步人士甚至国民党控制的刊物中潜移默化，渗透影响，在舆论宣传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共还选择在重要时间节点如“一·二八”“七七”“九一八”等纪念日开展座谈会、演讲会、烈士纪念追悼会等，宣扬中共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呼吁警醒国耻、团结抗战。

在中共策划和推动下，武汉城内组织了众多大型活动。1938年4月7日，在周恩来倡议和主持下，以第三厅名义开展抗战扩大宣传周，活动持续一周，每日均有宣传重点，以火炬游行、文字宣传、街头演讲、歌咏集会、美术展、戏剧日、电影巡回放映日等方式进行，活动高潮时20多万人同时走上街头，相当壮观。当时歌曲《保卫大武汉》就有多个版本广泛传播，其中传唱最广的有两首，一首由郑律成作曲，沙旅、尔东作词，另一首由冼星海作曲、白鲁作词，激昂的歌声响彻武汉三镇。1938年7月，周恩来领导第三厅发起的“七七”献金运动是全国募捐活动中声势最为浩大的。在武昌司门口、汉口三民路总理（孙中山）铜像前、汉口江汉关、世界影剧院、中山大道水塔下和汉阳东门码头6处设立献金台，短短5日内筹集资金100万元法币，参加献金人数达50万之巨，相当于当时武汉全市一半的人口。规模和影响较大的还有30万封慰劳信运动、七七抗战一周年纪念活动等。

全民动员将武汉推向爱国主义的高峰，在全国影响深远，亿万人民共同发出“抗战到底”的怒吼。在宣传感召之下，许多工人、难民和青年走上战场，同军队并肩作战，挖战壕、救伤员、运送军用物资；广大妇女为抗日将士赶制急救包、防毒面具、军衣、军鞋，去医院为伤兵换药、洗衣和缝补；还有参加站岗、放哨、除奸和组织生产踊跃支前等任务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中共不仅面向国内广泛动员，还动员国际友人、华人华侨支持抗战。1938年2月21日，《新华日报》发表《中国抗战与世界和平》一文，动员世界各国支援中国抗战，提供军械、军事原料、军事技术人才、海路运输、医药卫生方面的便利，谴责日本轰炸中国城乡、平民的行为。长江局下设国际宣传委员会，从事对外宣传中共抗战政策，接待、联络国际友人支援中国抗战等工作。国际宣传委员会先后接待并护送诺尔曼·白求恩为队长的援华医疗队，印度援华医疗队，新西兰教育家路易·艾黎，荷兰导演伊文思，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等知名国际组织和友人。长江局领导多次接见华侨代表，接受捐赠，给华侨代表写信鼓励或感谢华侨捐赠。据统计，1938年，海外华侨寄回祖国的捐款和外汇高达3亿多元，为中国军队争取到大量物质和资金援助。

中共在武汉抗战时期表现出成熟的组织宣传能力，发起的全民动员卓有成效，通过高渗透的组织构建、高密度的舆论宣传、雅俗共赏的文艺活动、声势浩荡的大型活动，成功唤醒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有效整合了社会资源，有力支援了前线。尤为称道的是，以武汉为中心的政治动员，辐射到全省乃至全国，汇聚成挽救民族危亡的强大力量源泉，为持久抗战以及中国抗战的最终胜利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