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璠：从地下工作者到大学校长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路璠是活跃在广西桂（林）柳（州）地区、都（安）宜（山）忻（城）地区的中共地下工作者，1949年10月，任都宜忻人民解放总队（以下简称“都宜忻总队”）司令员兼政委等职务。他对党忠诚、信仰坚定，为推进柳北、都宜忻地区党组织建设、人民武装队伍组建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历任柳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校长、武昌钢铁工业学校校长、武汉钢铁学院院长。

求学桂林秘密加入中共

路璠（1916-2003），汉族，原名路以璠，又名路凡，化名韦世庸。他出生于广西融县寺底村（今融水苗族自治县融水镇古鼎村寺底屯。融县包括今融安县、融水苗族自治县）一个书香之家，祖父路佩兰系清朝岁贡生，父亲路焯之当过小学教师，母亲苏大妹是位吃苦耐劳的农村妇女。路璠兄弟姐妹4人，1921年，父亲去世时，路璠只有5岁，全家靠母亲一人租田耕种，常向亲友借贷过日子，直至哥姐逐渐长大，母亲的担子才有所减轻。路璠在母亲的极力支持和亲友的资助下，7岁开始人私塾读书，15岁到融县县立初级中学（以下简称“融县中学”）就读。

1933年秋，路璠受大哥路璋影响，考入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以下简称“广西师专”）附设乡村师范班，两年后又考上广西师专文学系。在桂林读书4年间，因家庭经济困难，路璠未向家里要过钱。

当时的广西师专校址设在桂林南郊雁山园，进步、民主气氛浓厚。1936年6月，该校并人广西大学，改为广西大学文法学院。到校不久，路璠结识了融县同乡、师专学长、引导其走上革命道路的陶保桓。在陶保桓的教育帮助和其他进步教师的影响下，路璠广泛阅读进步书刊，接受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积极参与关于民族存亡和国家发展前途的讨论；1935年冬，带头参加进步学生秘密组织“反帝反法西斯大同盟”，支持中共的抗日爱国主张；次年秋，该组织更名为“抗日反法西斯同盟”，成为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1936年，两广事变期间，路璠参加第一届广西学生军，与部分同学到宜北（今属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南丹两县，开展反蒋抗日宣传活动。

1936年10月，经中共桂林支部曾世钦（曾诚）介绍，路璠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中共广西大学文法学院支部成立，曾世钦、李殷丹、路璠分别担任支部书记、宣传委员和组织委员（1937年7月，路璠改任支部书记）。路璠还兼任抗日反法西斯同盟文法学院支部书记，1937年春，任中共桂林县委委员。

1937年暑假，正值七七事变爆发，路璠等党员和进步学生以学校学生会名义，到柳州举办文化补习班，以帮助学生补习文化为名，组织学生学习革命文艺作品和举办时事问题讨论会，从事抗日宣传工作。柳州很多中学生都参加补习班学习。

回乡任教重建融县支部

1937年秋，路璠按桂林中共党组织安排，离开学校，前往武宣县担任政治交通员。同年冬，路璠在武宣县完成任务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回到融县后，与党员黄吉士等接上组织关系，在和睦乡建立党的活动联络点，以小学教师身份进行党的秘密活动。

1938年春，路璠到浪保乡小学任教。同年夏秋，经中共广西省工委委员陈岸批准，中共融县支部重建，路璠任书记。支部党员先后在和睦、浪保、长安、安江等地学校任教，他们一边教学一边组织学生走出校门，到当地的圩场以及农村开展出墙报、贴标语、教唱抗日歌曲、演话剧、街头演讲等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同年9月，路璠调到融县中学任教，支部亦随转县城。路璠抓住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形成的高潮以及广东石井兵工厂、广东省立勃勤大学、梧州女中等大批工人与青年学生疏散到融县、汇集县城的有利时机，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他团结进步教师，依靠学生积极分子，组织召开全县学生抗日救亡宣传后援会，有力推动全县学生抗日救亡活动的广泛开展；与在县城开办七七书店的天堂坪工厂会计室职员任摩逊等人建立联系，利用书店组织青年学生、职工阅读进步书刊。

多年后，任摩逊在《都匀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撰文回忆说，当时七七书店从桂林生活书店购进的《社会发展简史》《共产党宣言》《生死场》《西行漫记》《延安考察记》等进步书籍，深受读者喜爱，不仅传播青年所需的有益知识．更为突出的是宣传抗日、革命思想，引导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在路璠等人推动下，书店定期举行文化座谈会，进而发展成为读书会。

在融县中学一年，路璠培养了莫止凡、韦树高、方中、莫可量、卢起、吴国儒、吴世彦等一批党的积极分子，他们先后被吸收为中共党员，走上革命道路。

后来，路璠听到消息，中共党员、原广西师专校长杨东莼回到桂林，并以教育长名义主持新成立的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以下简称“地干校”），参照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模式办学，便主动给杨东莼写信，请求调到地干校工作。

1939年秋，经杨东莼同意和融县支部讨论，路璠调到地干校，担任第二期（第二大队）小组、中队指导员。校内设有两个中共支部，一个是外省党员支部，由周钢鸣任书记，隶属中共中央南方局桂林办事处领导；一个是省内党员支部，张海鳌任书记，路璠任宣传委员，隶属中共广西省工委领导。

潜伏龙城主持柳州市委工作

1940年秋，路璠按上级党组织指示，离开地干校，前往柳州活动。初到柳州，他得到地干校第一期毕业生曾敏之帮助，先后到军民服务站、柳北火车站一个搬运工人办事处工作一段时间；1941年春，进入柳州中学任教。

1941年3月，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到柳州，组建中共柳州市委，任命路璠为书记。钱兴在谈话中嘱咐路璠：柳州这个地方很重要，是军事要地、交通枢纽，做好这里的工作对我们开展组织活动很有利。随后，省工委相继任命李文浩、杨烈为柳州市委领导成员。

柳州市委成立后，先后建立柳州日报社支部、柳州中学支部（路璠兼任支部书记）、柳江县合作人员支部、柳城支部4个下级组织，还与不编入支部，分布在柳州日报社、龙城中学、柳江县合作指导室、“三青团”柳江分团部以及柳城、融县等地的10名党员建立单线联系。时值皖南事变不久，政治环境恶劣，柳州市委严格执行中共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主要采取党内单线联系和党外个别交朋友的方式开展工作。在柳州中学，党支部设法安排学生党员掌握学生自治会，通过这个合法组织，在学生中组织读书会、时事讨论会，开展各种文娱体育竞赛活动，号召青年学生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1942年春考入柳州中学高六班的莫止凡，在其回忆文章《难忘的柳中一年》中说：

开学不久，我奉命担任路璠和在龙城中学任教的杨烈之间的交通员。每次接触时间不长，路璠都尽可能地给予我教育和勉励。我接受任务之初，他反复交待地下交通工作的重要性和安全注意事项，特别强调要坚守党员的革命气节，绝对保守党的机密。

1942年7月9日，桂林发生中共广西省工委被特务破坏的“七九”事件，接到上级紧急撤退的通知后，路璠从柳州撤回融县。

路璠回到家乡不久，根据上级指示，经南宁转移到镇结县（今属崇左市天等县）私立宝田中学任教；12月下旬，接到杨烈通知，他和杨烈的党员身份已被在柳城被捕变节的人员供出，遂一同撤往越南。到了靖西，他们无法联系上当地党组织，又返回镇结，分开行动。此时已是1943年1月中旬，南宁发生“一·一五”事件，南宁市及周边党组织受到破坏，许多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路璠权衡利弊，决定返回融县。他潜伏寺底村数日后，再次转移到比较偏僻的罗城县怀宝乡民洞口村（今融水苗族自治县怀宝镇中寨村民洞口屯）黄斧严处，以私塾教师身份隐蔽待命。

1943年秋，路璠接到中共党员梁林通知，与梁林、莫矜、陶保恒、莫止凡、苏健（苏燕萍）等党员赴三江县富禄、贵州从江县大年（今属融水苗族自治县），组建中共桂黔边特支（又称富禄特支），梁林、路璠分任书记、副书记，下辖大年、富禄两个党小组。他们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在当地广交朋友，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培养青年教师贾树福（江明）、傅岳嵩、路伟芳和富禄邮政所工人杨国骥等积极分子。

1943年底至1944年初，因路璠、苏健的身份可能暴露，桂黔边特支（后经请示广西省工委同意，改称融县特支）决定撤回融县活动。4月，梁林病逝后，经上级党组织批准，路璠、莫矜分别担任中共融县特支书记、副书记。当时，路璠在永乐乡英田小学任教，融县特支联系点设在相距不远的西寨村（今融水苗族自治县永乐镇四莫村西寨屯）莫矜家。

保家卫国组织武装抗日

1944年8月，侵华日军逼近广西。中共广西省工委作出放手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队伍、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八月决定”，并派交通员将决定精神向中共融县特支书记路璠传达。

在桂林、柳州沦陷前夕，原中共广东省组织系统领导的柳州日报社党员张琛、罗培元和隶属中共中央南方局桂林办事处领导的桂林文化支部司马文森、郑思等，先后转移到融县、罗城、柳城一带活动。司马文森、郑思与路璠、陶保恒曾在地干校共过事，通过原有的社会关系，他们与中共融县特支取得联系。1945年初，三方代表在融县滩底村（今融水苗族自治县融水镇罗龙村滩底屯）陶保恒家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桂北党组织最高领导机关——中共桂北临时联合工委，统一组织抗日武装斗争；推举罗培元为工委负责人，路璠、司马文森、郑思、张琛、陶保恒、张镇道为工委委员；明确三方既联合行动，又保持独立性，各自发展党组织、开展党组织活动、对自己的上级组织负责。

路璠负责联系在融县境内活动的融县抗日挺进队、融县抗日挺秀队。他领导的融县特支积极发动群众支持抗战，壮大抗日武装力量，抗击入侵日军。

1944年11月，路璠和罗培元、张琛、司马文森等人商议，由罗培元、司马文森出面，争取国民党融县县长支持，组建融县自卫队第二分队，以桂林文化支部和融县特支党员为骨干，杨繁、何谷分别担任正、副队长。建队之初，仅有32人。1945年1月，桂北临时联合工委决定，将融县自卫队第二分队改称融县抗日挺进队，番号“北斗”，主要在融县西、南两区活动；为加强党对挺进队的领导，安排融县特支党员卢起与杨繁、何谷组成挺进队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挺进队内设立两个党支部，融县支部由卢起任书记，外地党员支部由杨繁任书记。

2月5日，融县抗日挺进队在融江大扁洲伏击日伪军盐船，歼敌20余人，缴获盐船9艘、生盐2万余斤。这批食盐除挺进队留下一部分作给养和购置武器，其余全部分给群众。5月29日，驻融县县城的日军一个中队及融县维持会保安大队一部，押运大批粮食及其他物资，分乘23艘木船沿融江向柳州撤退。融县抗日挺进队联合其他抗日武装，在高沙滩底至石浪码头一带进行截击。此役，歼灭包括日军头目今野一男在内的大部分敌人，缴获一批枪支和物资。

经过多次战斗，融县抗日挺进队不断发展壮大，共产党员发展到50余人，全队拥有7个分队800余人、轻机枪8挺、步（手）枪500余支。

1944年冬，路璠安排党员莫可量、陈智在融县北区发动群众，团结抗日民主力量，组织抗日武装队伍；次年2月，再派融县特支副书记莫矜到融县北区，负责筹建融县抗日挺秀队。桂北临时联合工委从三江县抽调中共党员和挺进队骨干前去支援。1945年3月，融县抗日挺秀队正式成立，黄略、莫矜分别担任队长、指导员，下辖浪保、鼎安和西隅3个分队，分队长均为中共党员，队员100余人。

5月下旬，驻融县长安镇的部分侵华日军向桂林方向撤退。黄略、韦克率融县抗日挺秀队连夜出动，绕水路赶至浪溪河畔小片村河段的竹林埋伏。第二天拂晓，该股日军沿河边的马路行进，挺秀队奋勇截击，毙伤日军一部，其余日军向北退逃。战斗刚结束，挺秀队获悉融县“长安维持会”保安大队大队长、汉奸邓德麟率部向盘安乡长耙方向逃窜的情报，遂不顾疲劳，直赴长耙，将敌包围，并展开政治攻势。邓德麟部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下令缴械投降。

1945年6月，侵华日军撤退后，国民党地方当局以武力威胁解散人民抗日武装，为了顾全大局，避免正面冲突，中共桂北临时联合工委作出“改变斗争方式，分散隐蔽，保存实力，等待时机”的决定，融县抗日挺进队、挺秀队化整为零，分散隐蔽活动。

培养骨干开展武装斗争

抗战胜利后，路璠组织融县特支党员，传达学习中共七大精神，聚力加强党的建设和统一战线，为争取实现和平民主新局面而斗争。为便于开展革命活动，融县分成西、南、北3个区，每区成立1个支部，路璠负责西区支部，在永乐、和睦、融乐等乡（镇）和罗城县的龙岸、寺门一带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