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尤恩：白求恩随行护士的中国传奇

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写道：“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当年与白求恩同行的还有一位护士兼翻译，她叫琼·尤恩。

琼·尤恩曾3次到中国，留下了一个个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

初到中国

琼·尤恩（1911—1987），1911年出生于苏格兰，儿时举家移民加拿大。她7岁时母亲因病去世，父亲汤姆·尤恩是一名工人出身的革命家，加拿大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汤姆·尤恩终日为革命奔波，无暇顾及家庭。1927年，16岁的琼·尤恩离开学校，到一间洗衣店打工。后逢一个护士学校招生，她就成了该校一名勤工俭学的学生，白天在医院工作，晚上在护校学习。

由于革命的需要，汤姆·尤恩一家搬去多伦多市。琼·尤恩独自一人在温伯尼生活和学习。琼·尤恩从护校毕业后，找工作屡屡碰壁，直到1933年初，才得到一个工作机会——以教士的名义去中国做护士。同年3月，琼·尤恩和同学艾格丽丝、罗斯跟着文森特·施雷姆普神父，从温哥华前往中国。

琼·尤恩一行人抵达中国后，在青岛下船，来到山东淄博张店。为了尽快融入异国的陌生环境，她刻苦学习汉语，仅两个多月，就能够说一口地道的山东话，这为她的医护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她穿着一件深蓝色棉旗袍，俨然是一个中国女人，还给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于青莲”。

在山东期间，她们的工作地点多次变动：在张店教会待了几个月后，她们被教会派到无棣县；次年3月，又被派到祖李庄。1935年6月，琼·尤恩被单独派到蒲台县郭镇开办新诊所，工作、生活环境十分简陋，只有一间小茅屋。欣慰的是，不论走到哪里，她都受到民众的欢迎。她在护校时，是一边学习，一边实习，医护技能十分扎实，耳濡目染，还学会治疗一些常见病，加上会讲中国话，当地民众经常上门求医。她不仅热情地接诊每一个病人，还经常上门护理重症病人。

琼·尤恩注意到，农村大多数人生病都是因为卫生知识匮乏、农村卫生条件差造成的。于是，她除尽力治病救人，还大力推广卫生知识，改造乡村陋习。比如消灭苍蝇，诊所里挂着自制的宣传画，介绍苍蝇的腿上沾满细菌，让就诊者知道什么是疾病的来源。为了消灭疾病传播源，她还发动孩子打苍蝇，每消灭100只给5厘钱奖励。

随着诊所的规模、服务范围的不断扩大，迫切需要补充新的人手。琼·尤恩招募了几名中国女孩，向她们传授护理和接生技能，分享自己的经验和技术。不久，她们成为她的得力助手和熟练的助产士，医疗服务范围得以进一步扩大。

1935年夏，黄河决堤，山东大地变成泽国，农民四处逃荒，饿殍遍野。为了预防灾后大疫，国际饥荒救济会和国际联盟流行病防治小组急需招募医护人员做志愿者，琼·尤恩应募来到济南参加灾后防疫工作。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济南市民连夜上街游行，抗日的呼声越来越响亮。琼·尤恩也走出住所，参加到游行队伍中。

1937年6月，琼·尤恩完成了与教会的合约，返回加拿大。在中国的4年多时间里，琼·尤恩接触到了与西方世界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底层的基本状况，她这样总结：“我从社会大学学到了书本中所学不到的许多知识”“掌握了一门新的语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并曾同重重的疑虑与艰苦作过斗争。”

北上延安

回到加拿大后，琼·尤恩很快在多伦多市圣约瑟夫医院找到一份工作。1937底，琼·尤恩收到驻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写给她的信。信中强烈呼吁北美的医生、护士到中国去，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

琼·尤恩还接到消息，加拿大、美国共产党决定派白求恩大夫带领一个医疗小组前去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因为自己会讲中国话，也对中国有一定的了解，加拿大共产党希望她能一同去中国给白求恩当随行护士和翻译。刚刚回到家乡的她有些犹豫，但作为一名加拿大共产党员的女儿，她还是毅然决定随白求恩去中国。

1938年新年刚过，白求恩就带领美加援华医疗小组从温哥华前往中国，成员除了白求恩、琼·尤恩，还有来自美国的帕森斯大夫。他们随行携带了大量医疗器械和药品。1938年1月29日，飞机在汉口降落。在离开中国7个月后，琼·尤恩以战士的身份又一次来到这片神奇的土地。

在武汉，医疗小组发生分歧。帕森斯不愿去八路军的部队。白求恩说：“我愿意去。除了八路军之外，我不考虑其他的地方。”白求恩询问琼·尤恩的意见，她回答：“当然愿意！”帕森斯坚决不与他们同行，甚至连提货单也不肯交出来。白求恩深知这批物资对八路军的意义，与帕森斯反复交涉，最终帕森斯同意交出提货单，医疗器械和药品也转运到了延安。

琼·尤恩觉得自己要开始军旅生涯了，需要把一头长发剪短。她在一家白俄人的美发店里剪发时，敌袭警报突然响起，日机空袭，白俄人连忙把她推出店外。她顾不上剪了半边的头发，随着奔跑的人群躲避空袭。空袭过后她回到教会住处，史沫特莱看到她的样子，忍不住哈哈大笑，便帮她把头发剪齐。

空袭后，汉阳一所教会医院（现为武汉市第五人民医院）挤满了伤员，大厅里横七竖八地放着担架。白求恩带着琼·尤恩立即加入抢救伤员的行列，为伤员止血、取弹片、做手术，这里成了他们到中国后的第一个工作站。

2月22日凌晨，在八路军总部派来的一位干部的陪同下，白求恩、琼·尤恩带着在武汉采购的一些药品器械，在汉口登上北去的火车，他们的目的地是位于山西洪洞县的八路军总部。2月23日，他们在郑州搭乘前往潼关的火车。尽管火车在潼关停留的时间很短，但白求恩和琼·尤恩仍到附近的伤兵站去看看医疗情况，向医疗人员提出中肯的建议。

2月24日，白求恩一行人渡过黄河，从风陵渡乘火车北上。车到临汾站，还没下火车，防空警报骤然响起，接着炸弹在车站附近爆炸，乘客纷纷从车上跳下，往田野四下奔跑。警报解除后，随行的八路军干部接到一个不好的消息，日军离临汾只有15千米，八路军总部已从洪洞县撤走，无法联系。他们必须原路折返，而临汾的火车不再进行客运。这时，一列八路军物资运输列车停在站台上，随行干部与八路军总兵站的小分队联系上，得到了他们的支持。这样，白求恩一行坐上了八路军小分队运物资的骡车队。

白求恩一开始没有坐车，大步走在车队最前面。没走多久，从南边飞来两架日本轰炸机，向骡车队投掷炸弹，前面的几辆大车被炸飞，白求恩的额头被弹片擦伤，但他奋不顾身，马上带着琼·尤恩开始抢救伤员。

为躲避日机轰炸，骡车队改为夜间行军。琼·尤恩躺在大米包上，一路颠簸，抵达晋西南重镇新绛。白求恩、琼·尤恩被安顿在一家小客栈休息。白求恩躺在硬梆梆的炕上，琼·尤恩趴在桌子上打盹。不知过了多久，琼·尤恩被一阵嘈杂声吵醒，小客栈涌进来几十个人。原来镇上的人听说来了一位治病不收钱的外国大夫，纷纷前来求医。白求恩明白这些人的来意后，立即对琼·尤恩说：“那我们还等什么？”小客栈立即变成医疗站，他们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有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腿部受伤，伤口溃疡，流着脓血。白求恩吩咐她把小伙子带到房间去，每小时热敷一次。热敷用的是从战场上缴获的日本新毛巾，琼·尤恩给小伙子敷好后，就忙别的事去了，不一会儿，白求恩铁青着脸指责她。原来小伙子腿上敷的新毛巾不见了，换上了一块破布。琼·尤恩问小伙子是怎么回事，小伙子解释说，他饿极了，就拿新毛巾同客栈老板换了吃的东西。

白求恩和琼·尤恩一路行军一路治疗，短短几天，从武汉买来的药品就用完了。3月5日，骡车队来到黄河边的禹门渡。他们在岸边等了两天，才搭上驳船驶向黄河对岸的陕西。骡车队刚过黄河，日军的炮队也赶到了禹门，不停地炮击西岸。他们随骡车队火速转移到山谷中，在一排窑洞住下。一星期后，一辆卡车载着他们进入西安。3月23日，《西安日报》在头版报道了白求恩、琼·尤恩到达西安的消息。

白求恩和琼·尤恩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遇上开会路过西安的朱德。朱德热情地会见白求恩，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用各自的语言说：“让我好好看看你！”然后两人开怀大笑。整整一个晚上，他们在一起讨论在八路军开办医院的事情，直到东方发白。

3月31日，琼·尤恩随白求恩乘卡车抵达延安。4月1日晚，毛泽东在窑洞里欢迎从万里以外来的客人，连声说：“欢迎，欢迎！”白求恩把自己的共产党员证书给毛泽东看。然后，他们开始谈论山西五台山八路军的医疗问题。琼·尤恩给他们做翻译，毛泽东吃惊地问她：“你的中国话说得这么好，从哪儿学来的？”琼·尤恩说明缘由，毛泽东向她竖起了大拇指。

琼·尤恩陪着白求恩在延安待了一个来月。白求恩每天的日程安排得很满，发表演说、会见记者，更多的是到边区医院治疗伤病员，他被邀请担任边区医院代理外科主任。4月下旬，琼·尤恩单独执行去西安采购药品的任务，等她回到延安时，白求恩已经出发去了山西五台山。不曾想这一别便是两人的永别，此乃后话。

来到山西

琼·尤恩立即准备去五台山的行装，但她被挽留在延安过“五一”节。那天，延安城里很热闹，有运动会、舞蹈、话剧、电影，还有难得的会餐。战士们争着给她夹菜、敬酒，她感觉就像和家人在一起，心里热乎乎的。

5月3日，琼·尤恩与20多名抗大学员同行去山西。路过陕西清涧县时，她接受八路军一所后方医院的邀请，留下给一群学习战场救护的小战士当实习老师，教他们救护操作技能。6月中旬，她带着5名学生离开清涧，渡过黄河去往山西前线。

途中她收到两封信。一封信是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顾问签发的，要求她在蒋夫人领导下工作，否则在华工作就是非法的。她当即给那个顾问回信：“如果蒋夫人需要我，可以自己来陕北把我带走。”

另一封信是白求恩写给她的。信上说前线条件实在太艰苦，建议她回加拿大，他已给加拿大共产党总部和毛泽东都写了信，请他们为她回国提供方便。白求恩写这封信是出于对琼·尤恩的关心，但在她看来，白求恩对自己还不够了解，她更愿意自己作选择。

在路过山西岚县八路军一二〇师师部时，琼·尤恩成了贺龙师长的座上客，贺龙把她留在一二〇师。在岚县的第一晚，她刚睡下，就有人敲门。一名八路军战士抱着美国咖啡、香烟、饼干和巧克力酱等一大堆东西走进来，对她说：“这是刚从日军那里缴获的战利品，贺师长说这东西对你的胃口，让我送给你。”这使身处异国他乡的她十分感动。

琼·尤恩工作的医疗站实际上就是一个小门诊部，极为简陋，药品奇缺。伤病员在门诊部接受治疗后，都被送到附近的老百姓家中休养。医疗站需要医治的伤病员特别多，她往往工作到很晚才能返回驻地。为了提高医疗站的管理和技术水平，她和其他医生一起拟订了医疗护理操作规程，指导司药人员配制溶剂，制作蒸馏水，割取生鸦片，制作皮下注射溶液以替代麻醉药。她和另外3名医生将伤病员按驻地划分为4个片，各管一片，巡回诊疗；还为在医疗站受训的20多名部队卫生员讲课，让他们接受系统的训练。

琼·尤恩到医疗站之初，无论八路军伤病员还是老百姓，对她都还不熟悉，人们在看到她兢兢业业工作后，都尊称她为“尤恩大夫”。

八路军一二〇师师部到医疗站有2千米路，她每天步行往返很不方便。贺龙特地将自己的马牵到运动场，教她骑马。她学会骑马自由奔驰后，从此可以骑马上下班。

酷热难当的8月到了。一天，贺龙亲自来到医疗站，说前线战事紧张，伤员很多，全部转运到医疗站有困难，希望她能带些人上前线去救护。于是，她带着3个人骑马出发，来到一个叫息马坡的小镇。

这个小镇刚被日本军队血洗过，沉寂得可怕，琼·尤恩带人把散发着血腥味和尸臭的教堂改成临时救护所。来了军医的消息很快传开，老乡们给他们送来了吃的，伤员也被纷纷抬来。他们忙碌起来，处理伤员，组织担架，将重伤员送回师部医疗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