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燃青春梦想——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创建纪实

1922年5月，陈独秀、张太雷、蔡和森等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运动领袖，相聚广州东园一处简陋的竹棚内，播下实现青年救国梦想的种子：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宣告成立，翻开了中国青年运动的崭新篇章，成为中国革命史、共青团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前身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经历了由各个地方组织到统一的全国组织的发展过程。寻找中国共青团组织的来时路，追寻中国青年组织实现组织上、思想上统一的历程，回顾这支强大的生力军围绕中共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矢志不渝、接续奋斗的历程，仿佛回到那段风雷激荡的红色岁月！

早期的社会主义青年团

1919年5月4日，北京14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为抗议“巴黎和会”拒绝中国的正义要求、北洋政府准备在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齐聚天安门广场，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这一运动遭到了北洋政府的镇压，却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和全国各地学生的响应，长期积郁在青年和民众心中的愤怒如火山般迸发，这就是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随着斗争的发展，运动浪潮波及全国20多个省150多个城市，运动中心也由北京移到上海。各地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运动。这场运动为中国青年提供了直接的斗争经验，锻炼了一批进步分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的建立提供了组织和人员准备。

五四运动在广东最早的高潮发生于1919年5月11日在东堤东园广场举行的国民大会。当时，群情激昂，东园广场面积虽大，但人潮汹涌，几无立足之地。会场前后悬挂白色土布大横幅，正面横幅题写“国民大会”4个大字，两边挂着长数丈的白布对联：“欲杜强邦，先歼国贼；人伸义愤，曷号公民！”场内旗帜飘扬，旗帜上写着“誓杀国贼”“不与汉奸同中国”“保我国权！”“不去国贼，鲁难未已！”等标语。广州各团体领袖纷纷登坛演说，每说到外交失败、亡国惨痛之处时，台上台下群情汹涌，痛哭流涕，齐声高呼，继而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

五四运动后，由于广泛的宣传工作，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当时人们公认的新思想，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政治思想领域得到迅速发展。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影响下，特别是在第三国际的支持下，1919年11月，俄国等14个国家共29名代表在柏林召开会议，成立了“青年共产国际”。这个国际性先进青年组织的诞生，标志着世界共产主义青年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是世界青年运动史上的一次伟大事件。

中国的五四运动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关注。1920年4月，以维经斯基为首的共产国际代表团抵达北京，试图与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通过与中国最早的马列主义者之一、五四运动领导人李大钊会晤，维经斯基等人得知上海还有一位重要的五四运动领袖叫陈独秀，继而赶往上海。

在上海，维经斯基等人见到了陈独秀，双方就中国革命的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在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帮助下，5月，陈独秀组建秘密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于8月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上海发起组。

进步青年是革命运动的重要主力，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共产主义小组的筹建过程中，就注意到从青年中培养和挑选预备党员的重要性。他们决定“收罗左倾及有革命性质的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遂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不久，便委派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最年轻的党员俞秀松负责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建工作。

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位于上海法租界的霞飞路渔阳里6号正式成立。该组织成员最初有担任团书记的俞秀松，还有团员李汉俊、陈望道、叶天底、施存统、袁振英、金家凤、沈玄庐等人。40年后，上海渔阳里6号经过修整，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名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发展了30多名团员。该组织最早在上海成立，一方面和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有关；另一方面，由于上海当时是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最大的对外口岸，无产阶级的力量最强大，文化教育比较发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报刊也很多。此外，上海外国租界的存在，也在客观上为中国革命者从事活动提供了可利用的空隙。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马上开展工作，他们向各地区的共产主义者寄出团的章程，商议在各地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3月，全国已有青年团员千余人。就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发起组紧锣密鼓地筹办召开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代表大会时，俞秀松接到莫斯科青年共产国际（以下简称少共国际）发来的邀请函，请他派代表参加少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简称少共国际二大）。俞秀松在家书中说：“上海的朋友们推举我为留俄学生代表之一，而且推举我为中国赴俄京第二次国际少年共产党（大会）的代表。”3月底，俞秀松前往苏俄出席大会并作报告，报告对中国青年运动形成与发展、上海建团等论述甚详。俞秀松参加少共国际二大后，接到陈独秀的电文，指派他和张太雷一道参加于6月22日至7月12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一去就是半年。张太雷积极建立中国青年运动与国际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联系，吸取苏俄团的工作经验，争取青年共产国际对中国青年运动的关心与支持。在少共国际二大上，他与俞秀松、陈为人一起联名向大会提交了中国代表团近8000字的书面报告，提出“青年团急迫的任务是建立一个紧密团结的中央机关”。由于一批骨干相继赴苏俄学习等原因，导致国内团组织的活动无形停顿，原本计划召开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的事就延迟了下来。

当时，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都是秘密的，青年团的活动却可以公开或半公开。因此，在本地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成为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党、团成员的主体，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

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在1920年相继成立之后，积极参加马列主义的传播工作，向广大青年工人、学生传播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并结合他们的具体情况，介绍关于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到了一定的思想上的准备作用；在组织上积极吸收和发展青年工人和学生中的优秀分子入团，为建立中国共产党积蓄了后备力量。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的时候，一批优秀的团员首先被吸收入党并成为各地建党的骨干。之后任弼时在1949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代表中共中央对此作了充分肯定。他说，1920年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对建党工作在某种意义上是起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作用”。

但是，早期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只是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团体，团内人员成分是很复杂的，早期创建阶段的确曾存在过一个短暂的以包容各团体和派别活动为特点的时期，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成员有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工团主义者……各人信仰不同，在时政见解、行动准则上常因意见不一而彼此互相冲突，使工作无法进行，加上经费、人事变动等原因，1921年，上海、广州、武昌等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都曾暂时停止活动或自行宣布解散。由于内外形势交困，1921年5月前后，许多地方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一度出现活动暂停的现象。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共一大上，专门对各地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预备学校问题进行研究，还确定了吸收优秀团员入党的办法。中共正式成立后，中国革命和青年运动迈进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中共一大后，中共中央和各地党组织派出大批党员去恢复和加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

这年8月，张太雷从苏联回到上海。根据少共国际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局的意见，由张太雷主持，开展对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整顿、恢复和发展工作。张太雷、施存统等人吸取了建团初期的教训，在思想和组织方面进行了整顿，明确团的名称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明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各地方团以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名之，为本团之一部”。当时制定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以下简称《临时章程》）中明确：社会主义青年团“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改造及拥护青年权利为宗旨”。同时，为了加强领导，《临时章程》附则上还规定：团的中央机关未组成时，以上海机关代理中央职权。根据此章程的有关规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以下简称团临时中央局）成立，由施存统担任代理书记。11月，中共中央局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等》，通告提出“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明年七月以前超过二千团员”，要求各地中共党组织切实注意青年运动，对团组织要“依新章从速进行”。当时，陈独秀经常参加团中央的会议。中共一大后，陆续派出一些重要干部去领导团的工作。

1921年11月，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委托下，中共广东支部在广东再次组建本地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这一次团组织的重建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尤其注重团员思想宣传教育工作。越来越多的广州青年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积极投身革命。经过认真筹备，1922年3月14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正式成立大会在广州东园召开。东园原是清末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的别墅，辛亥革命后被没收充公，国民政府将这里开辟为国际世界语协会广州分会。孙中山曾8次在这里宣传革命。东园也是广东工、青、妇革命运动的发源地。这次大会重新建立了全省统一的青年团组织。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人既是广东中共党组织负责人，也是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领导人。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的成立，以及团的临时章程的颁布，再加上中共一大前后广大党员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及工人运动的推动，各地团组织像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到1922年5月，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地方已有17处之多：上海、北京、南京、天津、保定、唐山、唐沽、武昌、长沙、杭州、广州、潮州、梧州、佛山、新会、肇州、安庆。团员总数有5000多人，大多数是工人，次为学生。有些地区不具备建立中共党组织的条件，一般先建立青年团，然后在团组织的基础上建立党组织。

1922年初，因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施存统被日本警视厅抓去，关了10多天，被驱逐后回到上海，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人。

根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的规定和团组织迅速发展的需要，2月22日，团临时中央局发出准备于4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团一大）通知，并说明急于召开团一大的原因是“议决正式章程，组织正式中央机关，以联络统一全国SY（英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简称）运动”。3月6日，中共广东支部领导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书记谭平山写信给施存统，其中建议“大会的地点，如能够改在广州更好，因为比较自由”。

3月底，刚满19岁的神秘旅客塞奇·达林秘密经哈尔滨到达上海，以青年共产国际远东执行委员会全权代表的身份会见了中共领导人陈独秀以及负责筹备召开团一大的张太雷、施存统等人，共同讨论了即将举行的团一大的议程及与大会有关的组织事宜。诸事都进行得很顺利，唯独安全是一个大问题：如何保证与会代表的安全，如何保证大会顺利进行，如何确保不被“搅局”？北京不行、上海不行，选在哪儿开会合适？正在犯难之时，施存统收到了谭平山寄来的信。

此时，香港海员大罢工刚刚取得胜利，广州工人运动正蓬勃发展。党、团中央迅速开会研究，审时度势，立即决定将团一大延迟到5月，在广州举行。显然，团一大在广州召开是由一系列历史因素所决定的，纵观当时的广州，受孙中山民主思想影响，革命形势发展较好，政治环境宽松，革命团体活动不受限。而上海却在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直接控制下，革命团体活动很容易被监视和破坏。历史就这样选择了广州为会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