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党初期的红色作家

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涌现了一大批红色作家，他们或出版进步刊物，编辑出版新文学期刊，创作优秀作品；或从事红色文学教育，传播进步文化思潮；或组织社团，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加入了共产党，或与共产党人亦师亦友，在文坛上发光发热。最后大都找对了方向，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作出了正确抉择，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1年，鲁迅发表《阿Q正传》，赢得广泛声誉并影响了一代共产党人；沈雁冰（茅盾）改版《小说月报》，使这本充满旧文学气息的消闲类刊物，变为引领新文学潮流的严肃文学杂志；瞿秋白在苏俄追求真理，传播真相，参与培养我党干部；其他作家在这红色起点与此后历史的潮流中，都书写了各自精彩的传记与传奇。

“党外的布尔什维克”鲁迅

1921年是一个丰富立体、活跃创新的文学年份。这一年的鲁迅，通过译作传播左翼思想，以《阿Q正传》等作品，深刻影响广大读者，尤其是一代共产党人。他后来被称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非党布尔什维克”，是实至名归。

1921年，鲁迅刚过不惑之年。在教育部工作的他，继续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业余从事翻译与创作。他渴望变革，为时代呐喊，希望唤醒沉默的国民灵魂。

1921年，鲁迅的译作《工人绥惠略夫》《池边》相继发表。理解这两篇作品的主题，也就能够理解鲁迅翻译的用意与秉笔的立场。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被鲁迅翻译后，连载于1921年7月至12月的《小说月报》。单行本于1922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被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

谈到翻译这篇小说的动机，鲁迅说：“觉得民国以前，以后，我们也有许多改革者，境遇和绥惠略夫很相像，所以借借他人的酒杯罢。然而昨晚上一看，岂但那时，譬如其中的改革者的被迫，代表的吃苦，便是现在，便是将来，便是几十年之后，我想，还是有许多改革者的境遇和他相像的。”毋庸赘言，这是国外一本关于改革者受难的小说。作者阿尔志跋绥夫是俄国人，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的作品在俄国革命运动高涨期，带有揭发沙皇黑暗统治的倾向。他创作的人物绥惠略夫，正如鲁迅所言，“他先是为社会做事，社会倒迫害他，甚至于要杀害他，他于是一变而为向社会复仇了”。这样个人单身鏖战以反抗社会的故事，经鲁迅翻译，所要传播的变革社会的反抗精神，足见一斑，也与他日后创作的《故事新编》之《铸剑》的复仇故事，异曲同工。

1921年9月10日，鲁迅译完了俄国爱罗先珂的童话《池边》并作《译后附记》，刊于9月24至26日《晨报》第七版。同年10月3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转载。

《池边》讲述一双蝴蝶在黑夜降临时为追回沉没的太阳、让世界恢复光明而牺牲生命的故事。鲁迅在《译后附记》中说：“五月初，日本为治安起见”，驱逐了盲诗人，但其童话“含有美的感情与纯朴的心”“看不出什么危险思想来。他不像宣传家，煽动家，他只是梦幻，纯白，而有大心……这大约便是被逐的原因”，为了使大家不把这诗人“忘却”“由不得要介绍他的心给中国人看”。

说起鲁迅翻译爱罗先珂的童话，这其中的来龙去脉，凸显了鲁迅的观念与立场。爱罗先珂童年时因病双目失明，25岁离开俄国本土，先后在暹罗、缅甸、印度、日本等地漂泊；1921年在日本参加“五一”游行，被日本当局驱逐，来到中国。鲁迅由此接触爱罗先珂的童话，并迅速地使之汉语化，进一步扩大爱罗先珂在中国的影响。

这两篇译作都与俄国有关。可以说，1921年的鲁迅冷静观史，审慎品人，如果没有对底层劳工的“理解之同情”，是不可能去翻译俄国作家的《工人绥惠略夫》的；如果没有对俄国十月革命乃至共产主义运动的“同情之理解”，也是断然不会去翻译因为参加“五一”游行而被迫害的俄国作家的童话的。鲁迅把对人物的温情敬意注入译写当中，使译本叙事显得更有人情味。

1921年1月，鲁迅创作了小说《故乡》，5月刊于《新青年》第九卷第一号上。小说反映了作家所处的社会环境、时代影响、个人抱负、价值追求；描绘了近代中国农村破败的景象，写出了中国农民在“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的层层压榨下的深重灾难。这种关注视野与后来蓬勃成长的共产党人的眼界焦点不谋而合。

这一年，鲁迅还创作发表了中国现代意义上中篇小说的开山之作《阿Q正传》，作品从1921年10月4日起，至1922年2月12日在北京《晨报副刊》的《开心话》《新文艺》《文艺》等栏中分九期刊完。

这篇小说不但赢得外国文学家的好评，例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罗曼·罗兰就说过，“阿Q的可怜的形象将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法国大革命时期，也有类似阿Q的农民”；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共产党人。在鲁迅的著作中，毛泽东最爱读、谈得最多的就是《阿Q正传》，在回答一些重大现实问题的时候，常常利用这个人物形象来表达自己的看法。1937年3月1日，毛泽东会见了到访延安的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谈到《阿Q正传》时，他认为，国内有一部分带着阿Q精神的人，洋洋得意地把我们的这种让步叫做“屈服、投降与悔过”，阿Q在任何时候他都是胜利的，别人则都是失败的。1939年9月24日在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毛泽东批评蒋介石否认统一战线的事实，仍以阿Q为例，说蒋是阿Q主义者，是看不到统一战线存在的自欺欺人。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阿Q正传》特别指出：“《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有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

1921年之后的鲁迅，特别是1927年在上海定居后，与中共领导下的文艺工作者合作成立了无产阶级文艺思想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左联”），鲁迅作为“左联”的盟主，领导“左联”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绞杀无产阶级文艺的阴谋，成为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的“革命队伍中一个很优秀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

1937年10月19日，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1周年纪念大会上，毛泽东演讲说：“他（鲁迅）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1938年3月29日对陕北公学第十一至二十队演讲中，毛泽东再次指出：“抗日不仅需要大大发展共产党，而且需要非党布尔什维克，例如鲁迅就是非党布尔什维克。”

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1周年大会上毛泽东的演讲，学员汪大漠记录了下来，他将演讲记录稿带到武汉后，交给曾协助鲁迅编过《海燕》杂志的“左联”重要成员、著名文艺理论家胡风。胡风将毛泽东的演讲稿刊载于自己主编的《七月》杂志上。1981年9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重新发表了毛泽东这篇题为《论鲁迅》的演讲记录稿。

百年之后的鲁迅，依然光彩照人。中共领袖和国家领导人在关于文艺工作的讲话中，经常提到鲁迅。中学语文教科书中，经久不衰的课文是鲁迅作品。例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阿长与〈山海经〉》《藤野先生》《社戏》《故乡》《孔乙己》《阿Q正传》《拿来主义》《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等。鲁迅作品成为红色经典，因为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红色先驱作家沈雁冰、瞿秋白

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13人中，没有职业作家，但是他们所代表的全国50多名党员乃至更多的先进分子当中，还是有红色先驱作家身影的。其中，沈雁冰与瞿秋白堪称红色先驱作家的“双子星座”。

1921年的沈雁冰，参与发起文学研究会，主编并大刀阔斧地改版《小说月报》，推动新文学的发展，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变革勇气与文化自信。沈雁冰在1920年下半年就与陈独秀等一道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他是第一批党员。事实上，沈雁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共产党员作家，他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以文学为武器，为党的事业英勇斗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21年1月4日，新文化运动史上第一个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在北京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成立，沈雁冰为12位发起人之一，但他在上海，没有去北京参加成立会。作为文学研究会的核心成员，沈雁冰在上海接编并改革《小说月报》，使之“成了文学研究会的代用月刊”、文学研究会和左翼新文学重要发表阵地。

1910年，《小说月报》创刊于上海，是商务印书馆主打刊物之一。1916年，文学青年沈雁冰经人介绍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1920年1月，他开始参与《小说月报》编辑工作。到了1921年，在沈雁冰的主编下，《小说月报》的体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设置了“长篇及短篇小说”“西洋小说史略”“诗歌及戏剧”“文学家的研究（西洋）”“创作讨论”“杂论”“通信”“读者文坛”“最后一页”等新颖栏目，使杂志的面貌焕然一新，一些新的办刊识见也得以实现，展现了主编卓越的文化智慧。

沈雁冰领导《小说月报》革新改版后，又探及一些新的题材空间，例如致力于推动左翼革命文学的发展；重点介绍了俄国的著名作家，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果戈里等。1921年《小说月报》增刊《俄国文学研究》，收录了郑振铎的《俄国文学的启源时代》、鲁迅的《阿尔志跋绥夫》、耿济之的《俄国四大文学家合传》等20多篇论文，系统地介绍了俄国文学的历史发展情况，团结了一大批“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总体风貌、文化思潮和精神诉求，传播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

除了对于俄国文学的关注，沈雁冰主编的《小说月报》还推介西方文学作品、文学思潮以及文学家。除了上文已提及的鲁迅所译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郑振铎所译路卜洵的《灰色马》、耿济之所译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等长篇小说，都在《小说月报》上连载。除了刊发文学研究会成员作品，沈雁冰还大力扶持、鼓励新人创作，《小说月报》特辟推介新人作品的栏目“创作”，提奖后辈，给文学新人更多发表作品与改变命运的机会。

沈雁冰从1921年开始主编的《小说月报》，深度融合了他的革命文学观念与启蒙救国理想，使一个满身旧文学气息的消闲类杂志，华丽转身为引领新文学风向的严肃文学刊物，刊物的宗旨、风格与理念，此后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新文学的前进方向。新文学史上许多有影响的作家、评论家、翻译家都在该刊上发表过文章。《小说月报》的改革成功，标志着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当然，1921年的沈雁冰最重要的传记与传奇，还应该算这年7月，他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转为正式党员。他在文艺的政治方向上和党是一致的，和党的文学原则也是一致的。这年底开始，他去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平民女校兼课，传播革命思想。

1921年的瞿秋白，在苏俄采访创作，追求真理，笔歌墨舞，传播真相，参与培养我党干部，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立功立言，书写了“江南一燕”的跨国传奇。

瞿秋白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作家、宣传家，是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他一生留下了500多万字的著作与译述，其中，《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多余的话》是他的文学代表作。这些作品具有深刻广阔的思想价值和人文意义，同样也有可圈可点的艺术品位。

1920年8月，瞿秋白被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聘为特约通讯员，到莫斯科采访，1921年完成了《饿乡纪程》的采写。这本著名的报告文学集，亦名《新俄国游记》，写于1920年10月至1921年10月，1922年出版。本书记的是作者“自中国至俄国”之路程，写的是作者“自非饿乡至饿乡”之心程。

“饿乡”是当时外界包括中国的一些人对俄国的讥称——把“俄”写为“饿”，说俄国只不过是个“饿乡”罢了。瞿秋白把书名定为“饿乡纪程”，显然是反其意而用之。当时，十月革命刚刚胜利，新建立的苏维埃俄国，正处于同国内企图复辟的反动势力以及支持他们的帝国主义势力激烈斗争的紧张形势，加上持续4年之久的世界大战，人们的生活非常艰难困苦。在瞿秋白看来，那只是物质上的饿，而且也必定是暂时的。《饿乡纪程》劈开了国内外反动派所设置的“重障”，真实地报道了十月革命后的苏俄现实，有着巨大的思想价值和文学意义，达到“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的双重目的，是“五四”新文学时期优秀散文读本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