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1927年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曾多次向外国朋友谈起中国的1927年，谈起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选择武装革命的道路。他说：“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又说：“蒋介石打我，我就打他。他可以打我，难道我就不能打他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革命不成功，我毛润之也不回韶山来了”

1924年秋冬，毛泽东在上海任中共中央局秘书，协助陈独秀筹备中共四大。因工作繁重积劳成疾，经中共中央同意，毛泽东于12月回到韶山。他在家一边养病一边做社会调查，了解农村的情况和农民的疾苦。在此基础上，他以毛福轩等为骨干组织农民协会（以下简称“农会”），通过他们发展会员，并在韶山一带创办农民夜校。

1925年6月中旬，毛泽东在韶山建立中共韶山支部，至当年底，韶山、银田一带已经发展近百名共产党员，并建立了共青团组织。

正是在韶山，毛泽东发现了民众的力量。当时韶山大旱，正值青黄不接粮食奇缺的时候，地主却乘机囤积居奇，抬高谷价。毛泽东召集党支部和农会骨干开会，决定发动农民，迫使地主开仓，将稻谷平价出售，还派农会干部与时任上七都团防局局长的大地主成胥生交涉。成胥生非但不答应，反而准备把稻谷偷运到湘潭以高价出售。

毛泽东指示毛福轩等率领农民数百人，手持锄头、扁担、箩筐等夜奔银田，阻止稻谷出境。成胥生见农民人多势众，不得不把稻谷平价卖给农民。这期间，韶山永义亭、瓦子坪、鳌石桥、如意亭等地也出现了“平粜”斗争，并且均获胜利。1936年，毛泽东在同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回忆起这段历史，深有感触地说道：“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农村里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运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有战斗性。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在几个月之内，我们

就组织了二十多个农民协会，这激起了地主的愤怒。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赵恒惕派军队来逮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

7月初，国民党第七区党部在韶山成立，毛泽东任常务委员。9月上旬，毛泽东和准备到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期）学习的庞叔侃、周振岳由长沙动身赴广州。

10月，毛泽东在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11月21日，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时，他在学业一栏写道：“研究社会科学，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2月，他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第四期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提出著名的论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他在文章中把半自耕农、贫农、自耕农和雇农归属于革命的基本力量，“是我们真正的朋友”。

1926年3月19日，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通过蒋介石提出的限制共产党、由新右派独揽国民党党权的《整理党务案》。随后，毛泽东被迫辞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职务，全身心地投入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

毛泽东从自身实践中，感受到中国的农民运动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汇合在一起的阶级斗争，认为中国国民革命需要发挥农民阶级的力量。11月上旬，毛泽东离开广州到上海，中共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彭湃、阮啸仙等7人组成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央农委”），毛泽东任书记。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央农委在汉口设办事处，以便指导湘、鄂、豫、赣、川等省的农民运动。11月底，毛泽东由上海到达武汉。

时值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大会电请毛泽东进行指导。12月17日，毛泽东由汉口到达长沙参加大会。其间，他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出席湖南省

工农代表大联合举行的闭幕会，会上，他指出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革命，但有一个中心问题——农民问题，一切都要依靠农民问题的解决。

1927年1月4日，毛泽东从长沙启程去湖南农村考察农民运动。回到家乡韶山，毛泽东发现这里与他两年前离开时已大不一样：祠堂庙宇已成为农会的办公室，农会组织农民修塘、修坝、禁烟、禁赌，还办起了农民夜校；农会开会时，许多妇女也来参加。看到这些，他十分欣喜，在银田寺召开的农会干部和会员大会上，他激动地说：“我所爱、所交的朋友是穿草鞋的没有钱的穷人。我们的革命还才开始，要彻底消灭封建地主劣绅，打倒军阀，赶走帝国主义，还得三四十年。革命不成功，我毛润之也不回韶山来了。”（《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

“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

从1927年1月4日开始，毛泽东下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他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考察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历时32天，行程700千米。湖南农民运动来势迅猛，此时的农会会员已增加到200万户，直接影响和领导的群众约1000万户。在湖南农村，半数的农民都已加入农会。农民有了自己的组织，开始了空前未有的农村大革命。毛泽东发现，农民运动兴起后，乡村发生了颠覆性的革命，昔日“骑”在农民头上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等特权阶级，被打了个落花流水；昔日的“泥腿子”成了农村的主人，之前躲躲藏藏的农会，现在成了农村最光鲜荣耀的组织，成了农村唯一的权力机关。“一切权力归农会”已不仅仅是口号，而是真正地实现了。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认为农民运动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都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

在这场革命中，农民自觉地清除旧的生活陋习，麻将、骨牌、纸牌等赌博活动遭到禁绝；鸦片、烟枪也都上缴了，等等。农民还兴办夜校，按照城市“洋学堂”的样子，兴办起在他们看来最新式的学堂。他们的文化程度得到迅速提高。

封建政权在乡村的统治，莫过于旧式的都团（即区乡）政权机关，而都一级的政权机关，几乎被土豪劣绅把持。都一级相当于县一级，有独立的司法权，可以随意逮捕、监禁、审问和处罚农民。农民对这些称霸一方的“乡里王”不敢掉以轻心，他们的言谈举止、一个眼神，甚至一声“哼哼”，农民都要小心在意，否则就不知祸从何来。可现在天地翻覆了，都团成了缩头乌龟，农民谈到都团，则鄙夷地说：“那班东西么，不作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下同）

在旧中国，男子普遍受到政权、族权、神权的支配，女子除受这三权的支配，还要受男子的支配（即夫权）。农民运动兴起，地主政权倒台，其他三权自然也摇摇欲坠。当时衡山农会干部汇报工作时讲到，族长再也不敢用“打屁股”“沉潭”“活埋”等肉刑和死刑，农民尤其是农妇真的有解放的感觉。白果乡女子成群结队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来吃酒，族尊老爷们也只好听之任之。有一个地方，过去禁止贫农进祠堂吃酒，如今一批贫农拥进去，大吃大喝，土豪劣绅吓得溜之大吉。毛泽东由此感叹：“总而言之，所有一切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和制度，都随着农民权力的升涨而动摇。”

同时，毛泽东也提到农民运动中一些偏激的做法，但认为这些“过分一点”的举动，在一场大的革命运动中是难免的，因为不过分不用大力绝不能推翻封建阶级几千年积累的权力，绝不能迅速完成民主革命。他欣喜地预测：“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2月12日，毛泽东由长沙回到武昌。同月16日，他向中共中央报告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指出应该正视农民运动“好得很”的事实，纠正认为农民运动“糟得很”的偏差，正视“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毛泽东还就今后的工作提出10点意见，认为尚未建立联合战线之前的农民运动，一切针对封建地主阶级的行动都是对的，过分一点也是对的，所谓“过分”也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逼出来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要推翻在农村中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不采取一些激烈的手段是难以办到的。

毛泽东将考察中的所见所闻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3月5日至4月3日，该报告全文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周报第三十五、三十六期合刊和第三十八、三十九期连续刊载；同期，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刊发该报告的部分章节，随后许多报刊相继转载；4月，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由汉口长江书店出版发行，瞿秋白在序中称毛泽东和彭湃为“农民运动的王”。5月27日至6月12日，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在俄文版和英文版转载了《向导》刊载的该报告，英文版的编者按称，“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

到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去

毛泽东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就提出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问题。当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实行血腥屠杀时，毛泽东和其他同志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的名义，向湘、鄂、赣三省农会发出训令，其中就有解除土豪劣绅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指示。1927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回湖南任省委书记。

回到长沙，毛泽东召开党和工农青妇干部会议，一再强调，各县工农武装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要再徘徊观望。7月4日，在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中共党史事件人物录编写组：《中共党史事件人物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形势的发展不出毛泽东所料，由于中共没有军事武装基础，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步蒋介石后尘，于7月15日实行血腥的“清共”，以国共合作为标志的大革命失败。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后又表述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著名论断。会议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当选为候补委员。会后，瞿秋白征求毛泽东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意见。毛泽东明确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从武汉来到长沙，积极筹划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改组后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讲道：“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8月19日，中共湖南省委将拟定的湖南秋收暴动计划向中共中央报告。8月20日，毛泽东以中共湖南省委名义给中共中央去信，同意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的意见，并阐明自己关于一些重大政策的不同意见。

8月22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常委会，就湖南省委报告和来信，讨论湖南秋收暴动问题。8月23日，中共中央复信湖南省委，批评暴动计划偏重于军力，是一种军事冒险；指示湖南暴动应以湘南为一发动点，长沙为一发动点，宝庆（今邵阳市）一带如有可能亦可做一暴动点；同时提出，仍然要以国民党的名义来赞助农工的民主政权。

毛泽东认真分析中央指示，一再给中央复信，就信中的内容予以答复和申辩，力主缩小暴动区域，不赞成中央以长沙、衡阳、宝庆3处为中心的全省暴动计划。会议经过反复讨论，绝大多数同志同意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发动以长沙为中心，包括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今岳阳）等县的湘中暴动，改变中央关于3个中心同时发动的全省暴动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