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运动的几个片断

1942年春，首先在延安开始的整风运动是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次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本文所辑录的整风期间的若干事件和片断，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回顾历史，启迪我们牢记使命，砥砺前行。

党校，全党整风运动的缩影

1942年2月1日下午，延安，中共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大红横幅高挂在主席台上端，学员们的拉歌声此起彼伏，突然间，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毛泽东、任弼时、邓发、彭真及学校的其他领导登上了主席台。大会开始，毛泽东走到台前，代表党中央致词。他身材修长，上身穿着一件褪了色的灰布军装，黑发下是一张轮廓明显、俊秀的面孔。他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同志们，今天党校开学，我庆祝这个学校的成功……”他的致词就是那篇著名的《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毛泽东选集》出版时，该篇改名为《整顿党的作风》）。会场上一片肃静，大家全神贯注地听着毛泽东掷地有声的讲话，精彩处引来台下阵阵的笑声与掌声。毛泽东的讲演声情并茂，充满了感染力，有的人散会时方感到有点腰酸背痛，不少人在不停地活动腰腿。原来，精彩的报告令大家听得聚精会神，惟恐漏记一字一句，竟保持一个姿势坐了两个多小时。

延安时期是中央党校历史上一段辉煌的岁月，这一辉煌与它在整风运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密不可分。正如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评价的那样：“中央在这里，党校在这里，七大在这里开，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华民族就胜利了。”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的报告，决定首先在党内领导层进行整风，随着整风的深入，为了更好地教育全党尤其是党的干部，需要将整风运动推进到全党，中央党校聚集了众多的七大代表，正是一个很好的宣传阵地。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出席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并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2月8日，他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召开的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这标志着整风学习在党的各级党员干部中普遍开展起来。毛泽东此举可以说是把中央党校作为全党整风的策源地，以此带动全党的整风。

中央党校的整风认真贯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最广泛地发扬了民主，号召大家打消顾虑，畅所欲言……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中央党校等单位还对干部和党员进行鉴定。鉴定在民主的基础上进行，先由本人在小组中作自我鉴定，大家提出意见，再由自己修改整理，交小组会通过，然后上交支部讨论后再做最后鉴定。鉴定完全公开，交流充分体现了民主、团结、生动、活泼的气氛。通过这样的形式，组织上对干部有了更加充分的了解，同时也激发了干部的上进心。

求实，《解放日报》的新气象

1942年初，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决定对《解放日报》实行改版，“由不完全的党报改为完全”的党报。1942年3月31日，《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召开，由毛泽东主持，朱德、徐特立、谢觉哉、李鼎铭等党内外有关负责人和各方面作家70多人参加了会议。

在中央领导和有关方面与会者发言以后，毛泽东针对近来报纸出现的一些倾向指出：我们不是站在喜马拉雅山办报，既不属于这个阶级又不属于那个阶级。共产党的阶级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现在共产党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就是合乎人民公意的政策，在执行这个政策过程中，常常遇到许多障碍，比如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但要达到上述目的，只有集体行动、整齐步调，否则不能成功。毛泽东在肯定了大家的发言后继续说：“利用《解放日报》并为其撰稿，应当是今后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以推动其他部门工作的改进。我们今天的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的利用报纸。”这次改版座谈会开得及时、成功，毛泽东说像这样的会以后还要多开一些。全党整风开始以后，毛泽东于1942年3月8日亲笔为《解放日报》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

毛泽东对《解放日报》的工作始终萦系于怀。他为《解放日报》等报纸及新华社写的稿件有许多是杰作，并成为新闻评论与通讯报道的典范。《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的一些重要社论和重要新闻有时都要经毛泽东亲自审定，他审阅时，经常是亲自动笔进行修改。改动多的文稿，有时就只剩下“新华社某月某日某地电”的电文开头未改。如果是审阅新闻战报稿，他会保留战果部分的文字不动，尊重原稿作者，尽可能保留原稿文字，只是将表达不妥的文句进行删改增添。毛泽东在改稿时，往往会把自己的一些重要论点、警言妙语，像撒金播银般注入他人的文章和著作里。在延安时期，许多细心的编辑、记者在读报时，往往能辨别出某文中哪些句段是出自毛泽东的手笔，不少人常常会到报社和电台，以极大的兴趣寻找修改稿来印证自己的判断，同时从中汲取教益。

《解放日报》改版成功，第四版特别抢眼，引起了毛泽东的浓厚兴趣。改版后的第四版是以文艺为主的综合性副刊，每周有四五版，增添了学习笔记和介绍毛泽东著作的文章，兼有各类知识性的文章和读者信箱等。这是我国新闻史上难得的一个大型副刊，副刊发稿字数比以前增加约3倍。

毛泽东还具体帮助解决副刊缺稿的问题：他帮助起草了《〈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为鼓励撰稿人的积极性，还特意在枣园摆下两桌酒席，宴请16位撰稿人。席间，毛泽东不断给大家敬酒，用幽默风趣的语言鼓励大家多写稿。这次枣园之宴对解决《解放日报》副刊的稿源起了很大作用，同时对全党努力、共同支持办好《解放日报》也收到良好效果。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副刊面貌为之一新，各类作品与工农兵火热的生活日益接近。1943年4月25日，秧歌剧《兄妹开荒》的发表，成为副刊初见成果的代表作，从此一大批优秀作品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出现。

学习，从写读书笔记开始

鼓励党员干部写学习笔记，是整风期间又一重要举措和制度安排。

延安时期，陈云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为了深入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陈云提出了一整套学习办法，写读书笔记就是一项重要内容。陈云在《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一文中阐释：“读书要做笔记。这有两个好处，一是让你多读几次，一是逼着你聚精会神，认真思索，使你了解深刻些，而不像随便看过去那样模模糊糊。”为了把这一要求落到实处，陈云经常检查干部的笔记。陈云组织的学习活动及其制度建设使干部养成了勤于学习、善于学习、坚持学习的理念，也是对延安整风这场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如何有效展开的一次探索。

全党普遍整风开始后，中共中央规定：对既定学习文件，“必须逐件精读，逐件认真做笔记”。随后，中共中央西北局制定了学习计划，在贯彻执行的过程中，这一计划又被层层细化，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处提出“没有笔记就没有发言权”的口号，写笔记从此成为干部理论学习的一项重要制度规定。

写读书笔记这个新生的制度实施后，有些干部不知如何下笔，少数人全文抄写或大段摘抄；有的干部咬文嚼字，日记却空洞无物；有的干部只写空泛的赞美文件的词句，出现了庸俗化的倾向；有的将笔记写成文章，过于讲求前后连贯、字斟句酌，花费大量时间；有的单位在检查笔记的时候，甚至使用统计笔记的字数等机械且含有形式主义的方式方法。如何写好笔记成为当时大多数单位、干部普遍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对于究竟如何写笔记，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作为党的喉舌，积极发挥其宣传组织功能，迅速提供了笔记的样板。《解放日报》刊发了《记笔记的几种方式》一文，就写笔记进行经验介绍并加以示范推广，之后又报道了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学习委员会对学习笔记内容的规定。经过《解放日报》的积极引导，内容较为固定的具有整体性、关联性特征的写笔记形式逐渐形成。

在整风学习阶段中，各单位形成在召开学习讨论会之前抽查笔记的制度。整风期间，一些单位为了交流学习经验，促进写作水平的提高，还进行笔记展览（示），比如1942年夏天，延安市一级学习委员会举办了第一期笔记展览，参观者可留言发表意见，成为一种新的学习形式。

1942年6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延安一个月学习运动的总结》的社论，提出检查学习笔记要注意的几个方面。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抽阅部分延安高级干部的学习笔记，其中，中央党校系统的干部笔记抽阅由毛泽东、彭真负责。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亲自出面负责检查学习笔记，进一步推进了这一制度的落实与完善。

倾心，和广大文艺工作者交朋友

延安的文艺人才，有从江西中央苏区和南方根据地随长征而来的，也有陕北土生土长的，但更多的还是来自国统区。

毛泽东喜欢结交文艺人才，这是因为五四新文化对青年毛泽东有很大影响。他阅读过大量的鲁迅作品，熟知革命战争时期文艺战线也同江西的红军一样，经历了“围剿”和反“围剿”的激烈斗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聊斋志异》《西厢记》……这些优秀文学作品的精华对毛泽东的革命生涯有着深刻的启迪。毛泽东是诗人，诗的灵感和激情使他的革命热情炽热如火，历尽艰苦、跨越万水千山也不曾消退。作为领袖，他不仅喜欢结交文艺人才，更重视文艺在革命斗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延安整风开始后，根据党内分工，毛泽东亲自负责文艺界的整风工作。从档案记载看，当年从国统区到延安的文艺人才有好几百人，其中有小说家、报告文学家、诗人、戏剧家、音乐家、美术家、电影摄影家等众多艺术人才。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召开文艺座谈会。杨家岭附近有一座石砌的建筑，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办公和召开会议的地方。5月2日上午，延安文艺界的100多名代表有说有笑地相继来到会场，毛泽东早已等候在这里。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副院长周扬把与会代表一一介绍给毛泽东。从5月2日至5月23日，座谈会共举行3次。毛泽东5月2日讲话的内容成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的引言部分。

5月23日座谈会最后一次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在总结中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几天后，毛泽东又在鲁艺向全体师生传达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新闻记者黄钢记得，毛泽东白天作报告，晚上与鲁艺的师生们在一起跳舞、唱《国际歌》，气氛欢乐和谐。黄钢回忆说：“像海潮卷来似的，歌声腾起了”“我看见毛泽东深色的、平稳的脸上，存在着一种敢于接受任何命运，敢于决定任何命运，也敢于修正任何命运的神情”“看见毛泽东带领我们高唱《国际歌》，领唱时是那么虔诚而热忱，好像把决定整个革命的凝聚力都集中在这场领唱《国际歌》的举动上了。”

道歉，毛泽东向被整错的同志赔礼

1943年，延安的审查干部工作开始。康生作为具体负责审干工作的中央社会部负责人，过分夸大了特务、反革命分子在革命队伍中的人数，导致了肃反的扩大化，肃反扩大化又进一步发展为“抢救运动”。这一做法的直接后果是，把一大批在国统区工作的干部和从国统区来的知识分子打成“特务”，极大地伤害了他们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这一错误做法还造成革命队伍中同志间的互相猜疑，互不信任，闹得人人自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