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延安保卫战

作者: 樊石星 孟昭庚

1947年3月初,全面反攻计划破产后的蒋介石开始向陕甘宁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电令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出动34个旅25万人大举进攻延安。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部队奋起保卫延安,打响了延安保卫战。只有2.3万人的西北野战军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内外线配合,实行暂时放弃延安、诱敌深入、寻机歼敌的方针,在达到预期目的后,于3月19日主动放弃延安,敌先头部队进入延安空城。这次战役,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部队歼敌5000多人,打击了进攻延安的国民党的气焰,完成了掩护中共中央机关转移的任务,也掩护了西北野战部队主力的隐蔽转移,为之后打击国民党军创造了条件。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以围攻鄂豫皖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军为起点,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全面内战爆发。

国民党发动对解放区的进攻后,由于兵力被解放军大量歼灭,为解决进攻兵力不足问题,蒋介石被迫从1947年3月开始,放弃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集中兵力进攻陕北和山东解放区。

蒋介石早就视延安为“眼中钉”,决心首先攻占延安,摧毁中共的党、政、军指挥中枢,以“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意志,削弱其国际地位”。对于进攻延安,蒋介石既心急,又心虚。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全面发动内战后,并没有立即关闭同中共代表谈判的大门,而是企图利用谈判掩护其军事进攻,并在谈判中提出种种苛刻条件,迫使中共终止谈判,以便把分裂和内战的责任推到中共方面。在此期间,中共代表团继续留在南京、上海等地同国民党谈判,进行维护政协协议的斗争,用事实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阴谋,使广大人民了解内战发生的真相。

1947年1月30日,国民党政府宣布解散军事三人小组及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2月21日,国民党政府逼迫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叶剑英及工作人员全部撤离北平。随后,国民党当局限令中共在重庆、南京、上海的工作人员必须在3月5日之前全部撤退,并查封重庆《新华日报》。3月7日、8日,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的全部工作人员分别撤回延安。至此,国共关系完全破裂。种种迹象表明,蒋介石要大举进攻延安了。1947年2月底,蒋介石飞抵西安,亲自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详细商定作战方案。

1947年3月10日,胡宗南同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裴昌会、副参谋长薛敏泉等人抵达洛川县城。洛川是胡宗南进犯延安的前方指挥所所在地,胡宗南要在这里召开旅以上将领作战会议。会议于11日上午在洛川城西北角洛川中学内的一间石窑里举行。副参谋长薛敏泉在会上下达攻击延安的命令,室内悬挂的作战地图上,两根很粗的红箭头像两条凶恶的毒蛇,从洛川和宜川起步,逐渐向上爬,朝代表延安的红五星扑去;另有两根纤细的红线,从榆林和宁夏向延安延伸。

接着,薛敏泉介绍了其他军队的配合情况,最后宣布作战计划。总兵力分两路;以国民党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为右路军指挥官,指挥所属3个整编师,由宜川北面的平陆至龙泉镇之间进入攻击位置,占领临真镇、金盆湾等地,然后沿着金延大道向延安的东北方向攻击前进;以国民党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为左路军指挥官,指挥该军由洛川北面的段仙子至旧县进入攻击位置,占领鄜县(富县)、茶坊、甘泉等地,然后沿着洛河东岸和咸榆公路向延安西南地区攻击前进;以榆林邓宝珊一个军向南配合进攻;另通报甘肃、青海、宁夏的马家军,要求马鸿逵、马步芳派出3个旅的兵力向庆阳、合水附近进击。左右两路军作战的分界线为洛川东四十里铺,南泥湾通延安公路之线,线上属左路军。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六师师长廖昂率两个旅为总预备队,于进攻开始后策应两兵团作战;国民党整编十七师师长何文鼎率两个旅,负责保护后方交通和前方的粮食、弹药补给。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将其86个军缩编为80个整编师(每个整编师辖2至3个旅),师缩编为整编旅(每个整编旅辖2个团)。整编军相当于兵团,整编师相当于军,整编旅相当于师。

蒋介石进攻延安,人民解放军在陕北战场的兵力仅4个野战军及3个地方旅共2万多人,国共两军的兵力对比为10∶1,陕北解放军的兵力处于绝对劣势,而且武器装备差,弹药奇缺。陕甘宁边区有150多万人口,土地贫瘠,野战军的兵员补充和物资供应都很困难。由于敌我兵力过于悬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全面分析敌我情况后,决定暂时放弃延安,依靠陕北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地形,采取“蘑菇战术”,与敌在延安以北的山区周旋,陷敌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之困境,然后抓住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寻机歼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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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胡宗南进攻延安的部队悄悄自洛川、宜川开始运动时,3月8日,延安各界群众召开了保卫边区、保卫延安的动员大会。到会的1万多人,除了参加保卫延安的部分部队以及尚未转移的机关人员、学校师生,绝大多数都是从延安周围赶来的农民和民兵。会场上人山人海,红缨枪、步枪以及高举起的手臂,充分表现了延安人民和陕北解放军将士对蒋介石的愤怒及保卫延安的决心。

大会在热烈的气氛中进行。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都讲了话。彭德怀做了战斗动员:“11年前,我们打胜仗,现在我们打胜仗,将来还要打胜仗!我们一定要保卫边区,保卫毛主席,把胡宗南消灭在边区!”群众沸腾了,异口同声地高呼:“坚决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大会过后,在八路军、人民解放军保卫下过了10年和平生活的延安人民,立刻行动起来,他们重新拿起武器,组成农民自卫军,准备打击来犯之敌。

敌人大兵压境,枪炮声越来越近,延安大规模撤离却没有发生任何混乱,备战工作在有条不紊地进行,非战斗人员沉着地进行疏散。在著名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大门口,一个个的驮载队出发,驴子背上架着垫着羊皮的摇篮,里面安详地睡着婴儿;重伤员躺在担架上,由4个人抬着,一步一步地走下山坡。农民们也牵着驴、赶着牛、带着零零碎碎的东西,从容地向山里转移,为了坚壁清野,他们不但把米面口袋和一些能带上的器具带走,还把不能带走的粮食、家具搬到山里埋起来。

保卫延安的防御部署随之展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旅、警备第三旅第七团在鄜县、临真镇以北地区进行运动防御;晋绥军区第一纵队和新编第四旅于鄜县西南地域待命出击;警备第一旅和警备第五团在关中及陇东地区寻机打小规模的歼灭战。

从3月13日起,胡宗南指挥15个旅约14万人,从洛川、宜川开始分多路以密集队形发起攻击,兵锋直指延安。国民党军飞机从西安、太原和郑州机场起飞,掩护其进攻的部队,并出动45架飞机对延安实施狂轰滥炸。3月13日下午,几架敌机呼啸着朝王家坪俯冲下来,一颗重磅炸弹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前爆炸。随着一声巨响,爆炸掀起的气浪冲进毛泽东的居室,冲倒了桌子上的热水瓶,正在伏案批阅文件的毛泽东镇定自若。

警卫参谋贺清华和大伙儿一起迅速扑灭了窑洞前的大火,然后跑进毛泽东的办公室,只见毛泽东正聚精会神地在看墙上的地图。见大家进来,毛泽东冷静地问“客人”走了吗,正当大家还在疑惑客人是谁时,毛泽东诙谐地朝天上指了指,大家心领神会地笑了起来。贺清华把捡来的一块锯齿状弹片递了上去,劝毛泽东赶快转移。毛泽东接过余热尚未散尽的弹片,在手中掂了掂,轻松而又风趣地说:“可以打两把菜刀。”

3月16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布关于边区各部队保卫延安的作战命令:“我边区各兵团有坚决保卫延安任务,必须在三十里铺、松树岭线以南甘泉、南泥湾、金盆湾等地区,再抗击十天至两星期(十六日至二十九日),才能取得外线配合,粉碎胡军进攻延安企图。”同时命令边区部队迅速调整部署,以陕甘宁边区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组成西北野战兵团,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

保卫延安的战斗最激烈处是在金盆湾一线。国民党军整编第九十师以整编五十一旅和整编六十一旅分两路发动持续冲击,但始终进展缓慢,原因除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层层阻击,民兵埋设的大量地雷也给国民党军官兵造成极大的心理恐慌。在金盆湾以南约5000米的一段地区,民兵到处埋设土造地雷,国民党进攻部队在前进途中不时发生触雷事件,被炸死、炸伤人马不少,他们每前进一步,都要先派工兵进行搜雷、扫雷工作,因此行动甚为缓慢。

3月16日,胡宗南部全线突破保卫延安的第一道防御阵地。为了给中共中央党政机关和群众撤离尽量争取时间,彭德怀调整部署,白天以少量部队死守要点,夜晚出兵袭击敌军主力,迫使胡宗南部每日推进不足5000米。

3月18日上午,胡宗南部兵临延安城下,市内已听到清晰的枪声。下午,枪炮声更近了。前线传来消息,胡军大部队离延安只有15千米了,中央机关最后一批工作人员都已在部队掩护下向北转移了,毛泽东、周恩来却仍在王家坪办公。彭德怀很着急,几次劝说毛泽东尽早撤离延安,可毛泽东仍没放下手中的工作,当天下午,中共中央和中央西北局部分领导人,在王家坪毛泽东住处的窑洞里举行会议,研究撤出延安后的工作和西北野战兵团对国民党军进攻的作战部署问题。其间,由于敌机轰炸,会议移到防空洞内继续进行。

黄昏时分,枪炮声更近了。据侦察人员报告,敌人的便衣已经到了七里坪。这时,毛泽东和周恩来还没有走,负责掩护他们撤退的部队,每个人都替领袖们捏一把汗,着急得不得了,彭德怀、习仲勋等再三催请毛泽东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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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会儿,从黄河东岸带兵赶来保卫边区的王震向毛泽东报告了情况后,毛泽东又接见了参加保卫延安的人民解放军部分领导干部。这些从前线下来的旅、团级干部,对延安有着很深的感情,对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不太理解,有的人甚至认为丢了延安,就是丢了革命。

毛泽东知道,必须对这些干部讲清楚为什么要放弃延安。他解释道,我军作战历来不在一城一地争得失,主要是要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进攻陕北的敌人有20多万,在陕北的我军只有2万多一点。我们的力量一下子不能把敌人完全消灭,所以我们要撤离延安。敌人进攻延安是握着拳头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指头伸开,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蒋介石以为占领了延安就大获全胜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

毛泽东打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他把延安比作一个装满金银的大包袱,把蒋介石和胡宗南比作半路打劫的强盗:有一个人,武艺特别高强,背着一个装满金银的沉沉的大包袱,碰见了强盗,如果他舍不得丢掉大包袱,他的手脚就不会灵便,武艺再高也打不赢,没准还送了性命。如果扔掉了包袱轻装上阵,大展拳脚,那他既可以打败强盗,也可以保住他的金银财宝。我们暂时放弃延安就是把包袱让敌人背上,使自己打起仗来更主动、更灵活,这样就能大量消灭敌人,到了一定的时机,再举行反攻,延安就会重新回到我们手中。

浅显、形象的一番话,就像一股和煦的春风,驱散了凝结在人们心头的寒意。

当这些干部动身离开毛泽东住所时,毛泽东把大家送到门口,一边同干部们握手,一边把握十足地和大家相约,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听了毛泽东这番话,这批干部个个都哈哈大笑,一个个满怀着革命必定胜利的豪情壮志,精神抖擞地奔赴各自的战斗岗位。

直到3月18日晚上8时许,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几位领导同志才坐上汽车,依依不舍地离开生活和战斗了十个春秋的延安。最后离开延安的是彭德怀。3月19日拂晓,将执行阻击任务的各部队撤退路线部署妥当后,彭德怀在窑洞里来回踱了几圈,看了看他很熟悉的桌子、椅子和床板,然后招呼部下:“走!”

参加保卫延安作战的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兵团各部队,经过7天7夜的战斗,歼敌5000多人后主动放弃延安。延安保卫战结束。

蒋介石坐镇南京黄埔路官邸,守着电台和电话机,希望随时传来攻占延安的捷报,因为胡宗南曾向他作过保证,奇兵突袭,3天可拿下延安;然而战斗打响3天后接到战况报告,胡宗南大军遇到共军的顽强抵抗,右路军才到达临真镇、金盆湾,左路军刚攻占甘泉县的劳山;第五天,战况报告,胡部在金盆湾、南泥湾裹足不前。蒋介石气得直跺脚。第六天,即3月18日,胡宗南亲自向蒋介石报告,右路军的前锋已攻到延安城下和宝塔山一带。蒋介石的面部表情这才由阴转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