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七军的军医与中药

战争意味着有流血和牺牲，在环境极为险恶的革命战争年代，缺医少药的红七军，在接连不断的战斗中伤亡严重，作为中华民族国粹之一的中医，为救死扶伤和保障指战员身体健康，为部队发展壮大与各项战斗任务的顺利完成，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红七军中大放异彩的中医

红七军的基干部队来自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基层干部主要来自教导总队。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是团级单位，设有一个医务所，教导总队则设有医务处。1929年，部队开往百色后进行整编，将医务所和医务处合编为广西警备第四大队部军医处。

百色起义后，广西警备第四大队部军医处改为红七军军医处，在百色吸收了20多名有中等文化程度的青年参军，经短期训练后将他们充实到军医处，边工作边学习；还吸收了几名当地的中医和草医。军医处又从各营挑选一些人员到军医处培训。培训共有10多期，每期5人左右，学习10至20天，由军医处处长、军医、司药任教，学员主要学习常见病的预防与治疗、一般药物知识、中草药识别与使用、消毒与换敷料方法，以及包扎、止血、固定、搬运等救护知识。军医处慢慢发展壮大起来，除了军医，还有卫生员范正辉、李华清、韦荣等16人，担架员60人，担架20副。

红七军在纵队设有卫生队，营设卫生所，其卫生员也是由军医处训练后分配。从军医处到纵队卫生队都配有西医、中医和草医等医护人员，这样既可以在技术上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还解决了部队经费和药材困难。技术力量不足时，军医处采取军民结合、中西医结合、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等办法，平时治疗除用一些西药，主要靠中草药。外用棉花紧缺，一时找不到，就用砂纸代替应急。1929年12月的一天，红七军军长张云逸和他的警卫员以及地方干部、女共产党员卢群英一起从田东返回百色，到田阳县头塘村时，张云逸突然患上当地人称为“发痧”的疾病，忽冷忽热，头痛乏力，行走困难。卢群英就地找了一小把草药“苦羊藤”，在群众家里用水熬成药汁给他服用，张云逸的身体逐渐好转，稍作休息后就能继续行进。

部队中有一部分士兵是从旧军队起义过来的，他们有的染上吸鸦片烟的恶习，军医处把他们集中关在房子里，每日让他们内服五味子水，一般内服20至30天即可戒掉烟瘾，效果很好。

为收治从东兰和右江河谷等地转送来的伤员，军部在东兰武篆附近组建了临时野战医院，有中医、西医、草医、护士等几十名医护人员，其治疗多采用中医、西医两法，大量用的是中草药。医院设备很简陋，伤病员多住在群众家里。1930年2月，敌人以4个团的兵力进攻在隆安的红七军，红七军与敌人激战5个昼夜。这是红七军成立后的首次重大战斗，有600多名指战员负伤。红七军特务连连长李天佑为掩护战士撤退，在山腰间快速变换射击方位，以吸引敌人的火力，左腿突然被飞来的一颗流弹打穿。军医和卫生员简单为他包扎后，将他送到临时野战医院治疗。同时被送往临时野战医院治疗的副官处周华彪副官回忆：“我1930年2月在亭泗战斗中负重伤，下肢骨折。在山场草堆中被群众发现后，抬去东兰医院治疗。开始西医要做截肢手术，我本人坚决不同意。后来经医生们研究，决定采用中医方法治疗。经半年多的治疗，加上平日锻炼，我恢复良好，可步行出院。”（《红七军的医药卫生工作》，选自中共广西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编写组编：《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二纵队战士黄明政身负3处伤，对在武篆治疗情况，他描述得更加详细：“药品缺，能走动的伤病员跟医护人员一起，爬山越岭采草药；敷伤口，就把采来的有消炎功能的树叶、树皮、树根碾成粉末，做成药膏敷上；头痛发烧，找些生姜、辣椒熬汤，喝了发汗；肚痛，就用小瓦罐或牛角在痛处拔罐；中暑，用小碟子在胸部和背脊上刮，一直把皮肤刮成红色。我的伤口就是用草药治好的。”（《难忘的武篆野战医院生活》，选自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历史编辑委员会编：《广西革命斗争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其间，政治委员邓小平、军长张云逸都曾前往武篆慰问，邓小平还去找南瓜瓤给战士治腿伤。经过治疗，不到两个月，伤病员基本痊愈归队。

临时野战医院开办之初，因缺少医药和器械，一般的中等手术如治疗骨折等都做不了，许多骨折或子弹藏在深部的伤员，因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而焦虑不安。韦拔群听到伤病员的反映后，非常着急，马上召集医务人员座谈，并广泛征求伤病员的意见，听到有伤病员说可以请本地的一些中医、草医来帮忙，他马上开条子给当地苏维埃政府，要他们负责组织。不到10天时间，政府就将五六位在壮族、瑶族群众中有口碑的治伤中医、草医请到医院。医疗队的谢新亭回忆：“这些少数民族医生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草药疗效也确实惊人！如藏在深部的子弹，不用开刀，只用草药敷贴，就能将它取出来。骨折不用截肢，不用扎绷带，用草药也能治好！”

遇到战斗频繁、情况紧急、条件不允许成立战地临时医院，也不能转送到后方医院时，轻伤员就随队治疗，重伤员则包扎处置后交给当地群众用中草药治疗。当时战士们想的是打仗不怕死就怕负伤，尤其担心下肢受伤不能走路，只能在群众家里疗养，给群众带来负担。

开始时，军医处靠军部发给的银元购置药品和器械，后来主要靠就地筹款。药材从龙州法国红十字会医院，贵州来广西的驮商和肩挑小贩，田阳、那坡来往货轮等四处购置，部分靠作战缴获。再后来，经费越发紧缺，军医处平时主要用能就地取材的中草药。药品、器械都缺乏，没有麻醉药，就用南瓜瓤外敷枪伤创口，使陷在骨头中的弹头松动后，再用钳子取出；采集野生草药如马齿苋等治疗痢疾、肠炎等肠胃病，也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日常生活中，军医处结合部队指战员的患病情况进行卫生宣传教育，由卫生队队长到连营讲授预防疾病的知识，规定行军中，每人备竹筒或葫芦装开水，不准喝生水，不得不饮生水时，要在水里加几滴碘酒后再饮用。

红七军主力到广西、贵州边界开展游击，攻占贵州军阀的后方基地榕江县城，返回百色后，1930年7月在果化鹧鸪坳又与国民党滇军展开激烈战斗，红七军负伤人员被集中送到今田东县思林镇定广村的那拔屯战地医疗站。该村位于高约300米的山坳内，四面环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医疗站是由群众献工献料建成的30多间茅屋，用作留医病房，收治伤员350多人，除部队的6名医务人员，还聘请当地中医、草医廖春盖、廖吉宏等5人和2名西医，一起开展治疗工作。经过1个多月的治疗，除28名伤员伤势过重无法救治，其余陆续痊愈归队。

据红七军参谋长龚楚回忆，红七军因自己有医药，地方上的中医、西医也很乐意服务，加上战士体格强健，营养较为充足，从医疗环境上来说，没有出现很大的困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多年后，老草医石钟用百年五眼树寄生的回春灵敷在红军排长伤口拔出弹片的故事，还在右江河谷流传。

云南省《富宁县志》收录了一名红军中医高手韦汉安的简要生平。韦汉安，广西东兰人，从懂事起就跟父亲学医，后到百色行医，以“外科妙手”驰名。1927年，韦拔群任广西临时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右江农军第一路总指挥时，他跟随做军医，后来参加百色起义。1932年10月，韦拔群遇害后，为躲避敌人，韦汉安举家到富宁安家，继续以行医为生，主要以草药进行麻醉、止血、植皮、接骨、取弹和治风湿骨痛，云南、广西许多病人都慕名到他家找他治疗。

长征途中的红军“菩萨”——龙思泉

1930年9月，红七军奉中央命令撤离右江根据地，转战桂黔湘粤赣五省边，次年7月在江西于都与中央红军会合。这次“小长征”一路战事不断，损失很大，只有两三名中医、草医随行。

1931年5月，安福敌军在廖唐桥与红军遭遇。红七军与红二十军、独立一师联手，消灭了敌1个团，接着又攻打茶陵、攸县、安仁、鄯县和遂川，有力配合了中央红军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因战斗出现伤病员400多人，便在永新县山区组建了临时医院。当时医护人员很少，只能派去看护班长李华清、2名擅长中草药的医生和几名刚参加工作的青年看护兵，他们担负着整个临时医院的医治重任。

因辗转于各种恶劣环境，红七军指战员除了枪伤，还有疟疾、痢疾、肠炎、疥疮、头癣、下肢溃疡等常见病和多发病，医护人员主要采用中草药来治疗，既方便又经济。

在遵义红军烈士陵园碑后顺阶而上，有一座陵墓，是红军回师遵义时光荣牺牲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之墓。邓萍墓的右侧，有一座在黔北人民广为传颂、具有神话般传奇色彩的红军卫生员的坟墓，墓前竖着一块高大的石碑，上刻“红军坟”3个字，碑旁边有一尊红军女卫生员的铜雕像。女卫生员的左手抱着一个骨瘦如柴的病童，右手拿着汤匙正在用嘴轻轻吹着冒热气的中药，准备给病童喂药。这座红军坟是1953年建造陵园时，由松林坡迁到陵园的，当时只知道，红军坟里埋葬的是一名红军卫生员。

199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校长钟有煌来到遵义陵园时，见到了红军坟及铜像，钟有煌当年是红三军团五师十三团的医生，他回忆，当年十三团的医生根本没有女性，只有卫生员龙思泉因群众苦苦哀求，前往其家中救治，后来下落不明。经过反复考证，终于解开真相，确认红军坟中之人就是龙思泉，从而让世人得以知晓龙思泉的英勇事迹。天津美术学院油画系教授姜中立后来创作的《红军医生龙思泉》画作，恢复了他的男儿身原貌。

龙思泉是广西人，中等身材，身体壮实，在家读过几年书。他父亲是农民，懂得一些中草药和土法子，常不计报酬给村里人看伤治病，在村里很有口碑。龙思泉对此也很有兴趣，学到了不少父亲治伤治病的办法，在参加百色起义不久，他就当上了卫生员。到江西后，龙思泉在五连当卫生员，业务学习刻苦，工作认真负责，在战场上积极抢救伤员，在战士中很有威望，做政治工作颇有成效，逐渐成为指导员的好助手；后来调到营部，虽然还是一名卫生员，实际上是卫生员组长，负责营部和3个连的卫生工作。

1933年7月，红三军团入闽作战，龙思泉在战斗中积极抢救伤员，收缴敌人药品。因表现出色，他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

1934年8月进行的高虎垴战斗，是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以来最激烈的一仗，敌人步兵进攻之前，10多架飞机轮番向红军阵地猛烈轰炸，接着又用大炮轰击。龙思泉在硝烟弥漫中给伤员包扎止血，自己的左臂也负了伤，身上的血水和汗水与伤员的血水混合在了一起。十三团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密集队形进攻，战功赫赫。营长、教导员对龙思泉的工作很满意，常说他“顶半个医生”，并上报到团里予以表扬。

1935年1月底，由红七军等部队整编而成的红十三团渡过乌江进入遵义县后，在遵义城南一线布防，以保护遵义的安全。该团二营卫生所当时没有医生，只有卫生员龙思泉，部队驻扎期间，当地在流行伤寒病，他每天不仅忙着为红军战士治疗伤病，还不辞劳苦给当地群众看病送药。贵州过去“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老百姓很穷，缺吃缺穿，生了病根本请不起医生，只能去求神灵保佑。现在红军不拿人民群众的一针一线，还免费为他们治病，而且疗效好，被群众口口相传，求诊的人天天不断。当时西药较为匮乏，龙思泉就用中草药和民间土办法为群众治病。

一天，一位家住松木岭的少年到来，苦苦哀求龙思泉去为发高烧的父亲看病。龙思泉向营领导请示后，顶着刺骨寒风，随少年走了10千米山路，到少年家中后立即给病人打针服药。由于药效发挥需要一个过程，当晚他只好留在少年家中。天一亮，见病人高烧渐退，龙思泉准备返回营地，但当他推开房门时，看见不大的晒谷场上挤满了前来找他看病的人群。原来，红军医生免费来治病而且医术很高明的消息，一个晚上就传遍了全村。准备离开的龙思泉，为了给群众看病只得留下，又忙到夜晚。

第三天清晨，疲惫不堪的龙思泉才急匆匆离开村寨。等他返回到营地，房东刘大爷告诉他，队伍在天亮前已接到命令开拔，营首长要他尽快追赶部队。他又赶紧沿着刘大爷所指的部队行进方向奔去。没多久，从龙思泉跑去的方向传来一阵枪声，刘大爷感觉不妙，和几名村民循着枪声的方向赶到桑木垭口，看到龙思泉倒在了血泊里。附近村庄的群众听到枪声，也拥到这松林坡来，将他们尊敬的红军医生埋在了路边的向阳松树林中，随后又商定给他立石碑，可并不知道他的姓名，最后在石碑上刻上“红军坟”3个字。

为悼念这位红军医生，附近的群众纷纷带着香纸、蜡烛来到坟前焚烧，有的还燃放鞭炮。群众不仅深切缅怀红军医生，还传出了祭拜后红军医生能保佑平安、能消灾除病的消息，到红军坟来烧香求医还愿的人越来越多，香火的烟味弥漫了整个松林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