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机心论”及其现实意义

“机心”一词出自《庄子·外篇·天地》中有关“子贡南游于楚遇抱瓮灌圃丈人”的一段故事。孔子的弟子子贡一日偶遇一名抱瓮灌圃的丈人，于是想提醒他可以用新发明的省力灌溉工具“桔槔”提高效率。不料丈人生气地拒绝了子贡，还说出关于“机心”的一番言论数落了他，使得他羞愧不已。这是庄子借丈人之口阐发关于“机心”的道理。丈人说：“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翻译过来就是：机械出现后有人就会做和机械相关的事情，人做与机械相关的事情就会产生机心，人有了机心就不能保持纯白的心灵，没有纯白的心灵精神也就无法集中了，那么道就会远离他。

子贡何许人也？孔子的得意门生，春秋时有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又善于经商，可以说是名誉地位皆有的上层人士。可“抱瓮丈人”却一点也不给面子，当面说他：“子非夫博学以拟圣，於于以盖众，独弦哀歌以卖名声于天下者乎？”在丈人看来，子贡博学不过是为了模仿圣人，超过其他人，是个卖弄虚名、沽名钓誉之辈。在《论语》里子贡的形象是好问近思，常常对一个问题小有所解就发表言论，对事物的理解停留在外在浅表，有时让孔子也很头疼。《庄子》中子贡的形象与其在《论语》中的形象是接近的，同样爱在外在事物上下功夫，所以他会知道当时最前沿的省力浇灌工具“桔槔”是合情合理的。

被丈人当面数落的子贡并没有生气，丈人的一番话反倒引发了他的深思，他感慨道：“我竟然不知道原来世上还有和我的师父孔子一样有智慧的人啊！”从这里足见庄子对丈人所言“机心”之理的肯定。子贡说孔子对他的教导是：“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见功多者，圣人之道。”即没有可行性的事情不要去做，是花了功夫则一定要想办法把事情办成，事半功倍才是圣人之道。从中可看出，孔子教导子贡的圣人之道是做事必须提高效率，只有这样才能节省时间、力气去更多地学习，向外求得治身、治国的方法。然而今天丈人却说出了治身、治国的另一条路：“执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圣人之道也。托生与民并行而不知其所之，汒乎淳备哉！”意思是人要“近道全德”，如此便可使身体精神完备通往圣人之道，而治理国家的子民同样也需要使他们“近道全德”，让他们不知所往却内心充沛。做到全德的人“天下之非誉无益损焉”，意即名利无法再影响他了。可见，庄子借子贡的言论表达了对摒弃“机心”的全德之人的赞许。

“南游于楚”的最后一段，孔子究竟是在肯定抱瓮丈人的做法呢，还是在批判他？有的学者说：“孔子否定了汉阴丈人的观点……说汉阴丈人‘识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内，而不治其外’，是‘假修混沌者’。”这种看法当然也有道理。但是，在《庄子》的寓言中，孔子的看法并不重要，庄子持什么看法才重要。事实上，成为“摒弃机心、纯白完备”，能治国、治身的全德近道之人，才是庄子想要通过“南游于楚”这个故事传达的价值取向。

由此可以看出，庄子所说的“机心”绝非一个孤立的概念这么简单，相反，它必须与庄子哲学思想体系中的其他理念结合才能很好地理解。以“机心”这个概念为中心的庄子哲学思想架构，称为“机心论”。关于庄子“机心论”的讨论早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了。20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布伯和海德格尔、日本思想家铃木大拙都将庄子的“机心论”纳入自己的哲学思想研究，而国内较为有代表性的学者有张春超和李泽厚等。

什么是“机心”？《庄子》并没有给出直接解释，而仅仅说了有了“机心”的后果，从这个后果中读者可知“机心”是个不好的东西。庄子说，机心是在机械出现之后才有的，那么就必须弄明白什么是机械。首先，机械与原始工具刀、斧、瓮的最大区别是它能够省力省时，就像“南游于楚”故事里的桔槔一样。桔槔是上古时期人们创造出的一种汲水灌溉的简单机械，也是一种利用力学杠杆原理制成，能改变用力方向的提水工具。《庄子》中对此描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机械能满足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提高生产生活效率。庄子所言之“功”，现在理解为效率，即单位时间的工作量。春秋时期铁犁出现之后取代了人手耕种；工业革命时期蒸汽纺织机出现后取代了人力纺织。机械为人省下来的精力和时间可以让人去从事更多的工作，从而有更大的收益。“功”必然会带来“利”。

用来浇水的机械“功”高的话，则作物收成更多；用来控制百姓的机械“功”高的话，则儒士获得的名利越多，两者的本质是一样的，只不过儒家学说中用来控制百姓的“机械”是“仁义道德的教化”。相比庄子所推崇的让百姓依照自然本性生活的“无为之治”，儒学则认为，要使百姓安居，盗匪不作，应当给他们设立道德规范，直接告诉他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脱胎于儒家的法家更是把这一点发挥到极致，用严苛的刑法来控制百姓的行为。然而这些社会性的手段在庄子看来是急功近利的取巧，为的是从统治阶级那儿获取名声利益，不可能得到好的治理效果。到这里，终于可以给“机心”一个定义：机心指的是人们为追逐功利而生的谋算取巧之心。

庄子在《庄子·外篇·天地》中告诉了世人机心的危害，那就是：“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什么是“纯白”？怎么就“神生不定”？“道”和其他三者关系是什么样子的？这三个概念必须放到整个《庄子》哲学思想体系中去理解。铃木大拙认为所谓“纯白”，就是心“在没有任何中介物的情况下从本然的无意识中流露”的状态，他认为庄子思想中的人的本性是保有“纯真”“明白”的、是素朴的。《庄子·外篇·马蹄》言：“同乎无欲，是谓素朴”，这也就是说纯白之心是人与生俱来无欲无求的天性，它接近于道，对天地运行的道非常了解。简言之，纯白之心与出于欲望追逐功利的机心是相对的，机心越重，自然本性越失，离道越远。丧失了纯白之心，人就会“神生不定”，无法集中精神达到自然之境。

“道”是老庄哲学思想中最高深、最复杂又最为核心的概念。在庄子的笔下，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入道境界的体现。一个事物、一种行为好坏与否都是以是否近道为标准的。既然人的本性是贴近“道”的，那么后天产生或者说被社会世俗影响而产生的“机心”则是失去了“道”的。当人失去了“道”，人性就会异化，个人无法“全德”，社会也无法达到“至德之世”，这在庄子看来是很可怕的。

庄子为什么认为机械会造成人性的异化，这是许多中外哲学家一直以来都在探讨的问题。以庄子生活的时代来看，人类的机械仍然构造简单，离不开人力操作，与当今能称之为“科技”的自动化机械差距甚远，可他的思想却受到了工业时代的哲学家的认同，具有极大的前瞻性。布伯和海德格尔是20世纪早期的两位德国哲学家，他们看到技术进步对人性异化的危害并将之与庄子的哲学思想结合研究，布伯曾说：“这种非人的客观化通过冷漠的物我关系的非法扩张得以形成，并进而将我们对共同体和社会希望的感知力转化为对技术规划的感知力。”科技的进步使得社会把人当成物，人逐渐变得只能感知技术。工业革命以来的血汗工厂不正是这种景象吗？血汗工厂中的工人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面对半自动化的流水线，每天穿着统一服装坐在相同位置的他们重复同一个动作，产品的确因此大批量高效地生产出来了，但是人也变成了工厂的一个“零部件”，标价可替换。长此以往，作为拥有独立思维的人逐渐丧失了创造性和特殊性。在日本思想家铃木大拙的研究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老庄哲学思想的痕迹，他曾提出“工具的压迫”理论：“人自己制造的机器，反过来控制和压迫人，使人疏离自己的本性，这正是人的异化。”这同因机械所生出来的“机心”操控着人们的行为是一样的。

庄子关于“机心”的警示有着现实意义。回望历史，每一次的社会变革都与科技的进步有关，但凡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科技，其发明者皆获名获利。而对于非发明者来说，越早使用或掌握一项新科技，则意味着比别人跑得更早更前，收益也就越高。所以无论是谁，都对科技趋之若鹜，孜孜不倦地参与“机事”，而人越是向外求取，越是沉迷于利害得失，就越容易与生存环境发生激烈矛盾，最终迷失了自己，被外物机械所奴役。从前一个人需要什么知识和技能，他必须下苦功学习，现在用搜索引擎立马就能知道答案。一切的确“用力寡而见功多”了，人的情感交流、必要技能和对工作的敬畏之心都消失了，而这正是机械对人的控制和带来的人性异化。“机心”的可怕还在于它永远得不到满足，因为它是建立在人们对名利的欲望上的。学者Barry Allen就曾在文章中写道：“The more machines do for us， the more dissatisfied we are with what actually exists.”科技带来的利润再多，权力再大，也不阻碍人们追求更高的利润更大的权力，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人的利益就可能受损。

“机心”虽然可怕，但早在两千多年前庄子就为世人提供了摒弃“机心”的办法，摒弃了“机心”，那么“机心”所带来的危害也就消解了。要摒弃“机心”，就必须找回人的自然本性，并且依从它。庄子说“我”之存在，是“游方之内者也”。而“吾”是“游方之外者也”。（《庄子·内篇·大宗师》）在庄子看来生活中、社会中的“我”和真实存在的“吾”是不一样的，后者有着人的自然本性，能与生存场域和谐相处，前者只有在社会里与外物发生关系时才会存在，有着追逐名利之心和失去拥有的恐惧。因此，通过“丧我”，抛弃对外物的所求所感，便能回归人的自然本性。

在庄子看来，人越接近自己的本性就越近于“道”，则越接近自己本来的存在方式，就越不会受到伤害。“心斋坐忘”是庄子认为的可以使人“体道返本”的方式。所谓“心斋”就是以心听虚（《庄子·内篇·人间世》），这么做就可忘我以去除成见顺应自然之道。现代社会，不少人苦于追名逐利之心，为自己的“机心”所困，或许庄子的“机心论”可以给我们启示：回归自然本性，尊重人力劳动价值，尊重人性本身的价值或许是摒弃“机心”的最佳途径。

（作者单位：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