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唇齿相依

作者: 李晨晨

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唇齿相依0

现立足族群认同的相关理论背景,从族群认同的情境论和文化论出发,通过引证凝聚历史记忆的神话传说,包括不同版本的羌族起源神话和广泛流传于苗、瑶、畲等民族的盘瓠神话传说来探讨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的关系和实质,论述其在维系或影响族群认同过程中起到的作用。通过对族群神话传说进行考证发现,历史记忆是族群认同体系和资源分配体系的客观反映,族群认同是以历史记忆为基础的族群认同方式的主观反映。

族群认同理论

首先是泰弗尔和特纳等人提出的“社会认同理论”,此理论严格来说不属于“族群认同”的理论范畴,却为西方对族群认同的研究勾勒出了范围,打下了基础。“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融入社群并产生社会认同需要经历类化、认同和比较三个心理过程,其着重强调个体对群体的认同以及此过程带来的心理认知和情感体验。不仅如此,西方的族群认同理论基础还来自文化适应论、文化冲突论和精神分析论。学界对于“族群认同”提出的解释理论主要有凯斯的“辩证阐释理论”、原生论、族群边界理论、威廉斯的“民族国家及其意识形态建构说”、情境论,以及以纳罗尔等人为代表的“文化论”等。其中,以希尔斯、范·登·伯格以及格尔兹等为代表的原生论学者认为,族群认同主要来自先赋的血缘、身份和文化背景,是原生的、与生俱来的情感纽带,不同族群的不同语言决定了他们不同的思考模式,并且认为此种逻辑下的族群认同是可以超越地理阻碍和跨世代传承的。笔者认为原生论过于强调血缘、宗族等先天因素,实际上等同于上文的种族对文化发展水平的影响,忽略了文化特质的作用,也并未把时间和空间纳入认同变动的考虑范围,是不具有动态眼光的。情境论,又被称为工具论,代表学者是德斯皮斯、哈尔德及柯恩等,他们主张族群认同是族群在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分配不均时,为了适应时势且出于趋利避害的目的而进行资源竞争的工具。我国学者王明珂也认为族群认同与资源竞争有关,他认为族群认同是承载着文化特质并借此表达族群身份的工具,在他的《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中提出了强调族群边界、祖源记忆、情感与文化维系的综合性族群概念。笔者比较赞同情境论和文化论,因此本文以羌族起源神话和盘瓠神话为例,试从凝聚历史记忆的神话传说角度论述其在维系或影响族群认同过程中起到的作用。

族群的主要文化特质

在人类学研究中,种族和族性是区分人类社会和文化差异的两大基本概念。其中,种族属于体质人类学的讨论范畴,而族性属于文化人类学的讨论范畴。具体来说,同一种族指在体质形态上具有某些共同遗传特征的、经常在内部进行婚配和繁育的人群。笔者与大多数学者观点相同,认为将种族与族性相提并论作为划定族群边界的参照没有太大意义。首先,人类内部并不存在生殖隔离,因此不同种族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不同种族之间的体质特征也并非泾渭分明。其次,科学研究已经证实,各种族的遗传性体质特征是在历史进化过程中为适应其所处的不同生态环境自发演变而成的,而非能力或智力上的不足,没有哪个种族在某方面存在绝对优势。最后,即使每个种族的基因相同,但在过去和现在依据种族和体貌特征区分人群,甚至公开定义不同种族的行为方式与能力,从而造成或加重大众刻板印象甚至提出种族主义的现象依然存在。美国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博厄斯、心理学派的代表人物米德以及苏联的民族学家都坚持反对种族主义,主张民族平等。由此可知,种族是平等的,各民族的文化发展水平有所不同,而族群最主要的特质为起源神话与族界标识。

起源神话

族群起源神话对于任何族群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其作用是通过凝聚共同的血缘、世系等族群的原生维度,构建和维持本族群的族群认同。族群起源神话是部分族群的“集体记忆”,为该族群所接受并推广,世代相传,王明珂称之为“根基历史”。族群起源神话构成并阐述了该族群的起源记忆和历史流变,以此界定不同层次的族群成员并对他们进行区分。族群起源神话的内容囊括先民劳动生活的方方面面,战争却作为起源神话中的关键部分被强调,从而成为本族群和其他族群生活的关键词。

以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书中所描写的羌族为例,羌族内部不仅存在国家规定的民族分类与行政划分下造成的认同与区分,当地原有的沟、寨认同与区分,还存在阶级、性别和世系认同与区分。羌族族群成员内部的认同与区分不尽相同,这是他们个体所处的社会层次、地域环境以及与外界的接触度不同所导致的。

生活在深沟村寨中的老人,由于交通困难而常年被孤立,这些老人在向外界口述羌族起源故事时有着许多不同版本的“弟兄故事”;而生活在城镇、街市和乡村中的羌族知识分子却热衷于谈论“羌戈大战”或是自称为“大禹”的后裔。“羌戈大战”讲述的是历史上羌人在自西北向南迁徙的过程中遇到了一支定居在四川岷江上游且名为“戈基”的族群,并产生了冲突。在斗争的过程中羌人得到了神的帮助和祝福,在历经磨难后最终获得胜利,并定居于此。实质上,相较于深沟村寨中老人讲述的“弟兄故事”,羌族知识分子讲述的族源新说里所追溯的羌族认同则与前者仍同属一种“弟兄故事”,只是认同范围相较深沟村寨中老人的大许多——前一个故事所建构的羌族认同范围仅限于讲述人所生活的地方及其所包含的村寨与城镇,而后者的范围包括当今所有的羌族县,以及在羌族知识分子想象中过去羌族居民生活的地方。羌族知识分子热衷于转述的版本印证了本尼迪克特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所论述的观点:“建构民族认同,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想象的程度上,是传播能力下与素昧相识的他人心理建构出的共同认同。”

两辈羌人口中重述的族源神话阐释了各寨村民的祖先起源关系,也体现了族群内部存在的不同认同。新老一代的对比揭示了族群认同的变迁,这是因为族源记忆发生了改变,衍生出不同的版本,并随着一代代的传承积淀下来,如口述、文字、纪念物和主观认同意识都在悄然发生改变。而族群成员在此过程中为保存历史记忆而做出选择,呈现为集体记忆和结构性失忆,羌族认同的边界也随之被塑造。羌族认同变迁的深层原因是资源与权力的争夺。羌族知识分子口述的起源神话版本不止有“弟兄故事”“羌戈大战”,还有自称为“大禹后裔”的“英雄祖先历史”。羌族知识分子之所以有意识地选择在原有的族源神话中建构并认同此混合性“历史”,在羌族民众对于生活在不同区域位置的族胞的称呼中有迹可循。在我国20世纪50年代开展大规模民族识别工作之前,各条沟中的村寨民众并没有自己是“羌族”的意识,也没有一个囊括所有羌族成员的族群认同和自我族称。而现实的情况是,每条沟的成员都自称为“尔昧”(羌人),并称呼位于他们沟上游更相似于藏族的所有人为“识别”“费儿”“黑水宝”(蛮子),下游被认为“汉化”了的居民则是“而”(汉人)。而中游自称为“尔昧”的居民也同样地会被居于下游的居民视为“识别”“费儿”“黑水宝”(蛮子),也会被上游的居民视为“而”(汉人)。这便是如今羌族族群内部经常用来自嘲、调侃的“一截骂一截”现象,他们将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归结于语言和祖先,“是否能说一口话”“是否为同一根根(血缘)的人群”。究其原因,羌族青年知识分子比羌族老人的认同感更强烈,认同的范围更大,这点在他们口中重述的“英雄祖先历史”上得到了证明。“英雄祖先历史”强调战争和冲突,将征服者的后裔和被征服者的后裔用不同的方式表述,将老一代土著居民和新移民区分开。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起源神话,即被选择后的“历史记忆”,其背后是权利与资源的争夺,在时间流逝中强化或改变着族群认同。此外,可以看出在羌族青年知识分子心中代际之间的区分度在大幅度减弱。新老辈的羌族对于自身在民族识别工作后的身份有了更明晰的认知,清晰的身份认同对集体行动有着导向作用。

族界标识

族界标识是族群的另外一个基本特征。判定一群人是否能合并起来成为同一族群,或是判断某人是否为一个特定族群中的一员,需要通过其所处的文化中的某些方面进行考证。如神话传说、信仰、姓氏、语言、服饰、特有的体质特征或是生活方式等,都是辨别族群成员的认同标识。倘若我们将所有的文化特征称为集合,那么可区分某族群的某些文化元素则为子集(即族性),即使有些单个的文化元素会呈现一种跨时间、跨地域、跨民族甚至族内分化的特征,但这整个子集——认同标识的集合是互不相同且独属于各个族群的。这些用来指示身份、将人群分类的显性因素就被称为族界标识。

以神话传说为例,脱离了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和现代社会的人们认为神话传说荒谬不可信。尽管神话传说与正史有较大差距,但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架构在历史之上的,有历史的影子。徐旭生认为,神话、传说虽有虚构,但有“历史方面的质素、核心”。因而族群个体的历史记忆可以看作神话传说的变形。

盘瓠神话为大部分瑶族所信奉,而布努瑶支系信仰的创世神是密洛陀。盘瓠神话不仅流传于瑶族民众,苗族和畲族也是其主要承载群体;盘瓠神话以口口相传为主,而谱牒书写、图像描绘与仪式展演也是这一神话流传下来的关键。不仅如此,盘瓠神话还体现在瑶族服饰的图纹、颜色和样式上,盘瓠信仰在日常生活中由此得以传承。例如,瑶族服饰在早期便已展现出“好五色衣”“尾形制”的特征。而绑腿、包头等服饰特征则来源于传说中的故事情节:盘瓠与三公主成婚,婚后三公主期望将盘瓠变为人,高辛氏告诉女儿,只要将盘瓠放在蒸笼里蒸六天六夜就可以将其永远变成人。可公主在还差最后一天时就打开了蒸笼,结果盘瓠未能完全变成人,在前额和小腿上还有狗毛,因此就有了瑶族包头与绑腿的服饰习惯。这些都体现了文化符号的跨地域性、跨民族性以及族内分化性。而文化符号在维持族群边界和凝聚族群认同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是一个宗族社会,姓氏既是同姓人融入同宗的标志,也是区分异姓群体的标志。姓氏作为文化符号之一,明显作用于瑶族的族群认同以及构建、维持族群边界的过程,因此其可以被看作证明其族籍的一种象征符号。盘瓠神话里讲到,盘瓠得到犬戎吴将军头,得到高辛帝张榜许配的公主。为远离非议,盘瓠背着公主去往高山峻岭居住,诞下六子六女,而后自配为夫妻,这便是瑶族十二姓的先祖。又有一说是有十二始祖,也是六男六女,从汉族皇帝那里取得赐姓,后来在渡海时遇到灾难,只有这十二姓的人受到盘王的恩宠,得以生存下来。最终形成了一种姓氏联合的契约共同体。因此,古往今来,瑶族在初次见面彼此寒暄时,总喜欢询问对方的姓氏,以便互相确定对方是不是瑶族。泰国瑶族在区分自己和其他民族时,自称为“十二姓瑶人”,但现今泰国瑶族至少有15种姓氏。在中国,这十二个姓也与当今现存姓氏不一致,所以其更有可能是一种有象征意义的特殊数字,被瑶族先民重构为心中的典范化历史。数量为十二,可能对应着一年十二个月的自然周期,从中可以窥见传统中华文明的痕迹。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十二是一个神秘的数字,历法有十二支、占卜有十二神、明堂分十二室、佛教有十二因缘、音乐分十二律等。在很多情况下这是一种“虚化”的数字形式被赋予神圣含义的现象。它“殆指大数,恐非实指”。而当我们回过头在《过山榜》和《盘王大歌》等瑶族史书中考究准确的十二姓,会发现各个史书所规定的十二姓都有所不同,与不同支系的瑶族实际更不能准确对应,这便是族群认同变迁的体现。当族群内或族群间原有的资源占有和利益分配随着族群迁徙导致生态环境、经济资源等发生变化时,族群流变会随着族群内外展开的资源斗争而产生。对应到各国各支系的瑶族十二姓的不同情况,可以反映出他们在历史过程中为适应社会、政治、经济、资源情势等重新进行了编排和调整。但不可否认,《过山榜》和盘瓠神话凝聚着苗、瑶、畲等族群的历史记忆,是维系这些族群认同明确的边界线。

无论是标识着苗、瑶、畲族群身份的盘瓠神话,还是羌族的族源神话,都含有战争、迁徙、英雄、分家、弟兄同出一族等主题,说明了这些文化特质规定着族群认同与区分的最大范围——认同边界。盘瓠神话有谱牒书写,族源神话也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存在,如纪录片、口述、史籍、戏剧等。王明珂按照范围由小到大对历史记忆、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进行了阐述与划分,这些历史记忆本应以其易于流变的特性来昭示族群认同的变化,却通过各种媒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民众,从而重塑着族群认同的边界。即使族群中心人群意识不到所在族群的文化特质,但徘徊在族群边缘的人群面对认同困惑会有意地强调或隐瞒其自身的文化特质。且在面临资源环境再分配与权利关系背景重新洗牌的动荡中,原有的族性和认同也会改变,族群边界也随之改变。这样,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在逻辑上便构造出一个外延重叠的部分——被记忆的部分便是被选择和被认同的部分。由此,历史记忆是族群认同体系和资源分配体系的客观反映,族群认同是以历史记忆为基础的族群认同方式的主观反映,并通过神话传说世代接续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