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海外纠纷，中国公司还是新手

Yi：YiMagazine

Q：张鲲展（JohnB.Quinn）

中国公司正不断在海外拓展业务，与之相伴的是频繁出现的法律问题—TikTok在美国面临被封禁风险，在印尼也有类似遭遇；比亚迪在巴西的工厂陷入劳工权益的争议。当全球各国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都表现出本土化倾向时，“出海”热潮中的中国公司正在处理摩擦中前进。

美国昆鹰律师事务所创始人张鲲展（JohnB.Quinn）认为，当下的全球经济充斥着规则变化和各方的摩擦，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们来说是机会。昆鹰律师事务所唯一的业务就是在全球各国帮助客户处理商业领域的争议，包括知识产权诉讼、证券和金融业务诉讼等。昆鹰1986年成立于洛杉矶，2016年设立上海办事处，2022年北京办事处成立。在进入中国市场的前8年里，昆鹰在中国的主要客户逐渐由在华外资企业变成了中国本土公司。近几年，他们曾帮助滴滴、宁德时代以及中国银行等企业在海外处理商业纠纷。

如果观察这家律师事务所在全球的拓展轨迹，会发现他们是“哪里有危机，哪里就有生意”。昆鹰在美国之外的首个办事处是2008年在伦敦开设的，当时的全球金融危机给他们带来了机会；此后，他们相继在全球三十多个国家开设办事处。如今，“纠纷生意”的关键词变成了中国。对于中国公司在海外遇到的问题，张鲲展认为那是几乎每一个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出海”后都会遇到的，中国的公司只是刚刚开始面临这些问题。

Yi：2015年你们开始筹备上海办事处，近两年又在北京开设办事处。这两个决策分别是出于什么考虑？这两个办事处处理的业务类型有何差别？

Q：北京和上海的办公室的业务是一体的，只不过北京和上海分别有合伙人，能够更方便地对接客户。人们往往认为上海注重金融和商业，而北京是首都和政治中心。但据我所知，北京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独立的商业中心，和华盛顿不同，它更像伦敦或者巴黎。我们在上海开设办事处时，客户更多是在中国发展的外资企业，它们面临的问题多与美国法律相关，例如美国政府会对这些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展开调查。但现在，我们中国办事处90%的客户是中国的公司，包括国企、私企以及个人，我们主要处理的是它们在海外的纠纷。

Yi：中国公司出海别的国家，经常遇上的法律纠纷有哪些？是否有一些纠纷情况是中国公司在海外独有的？和别的国家的企业相比，处理这类纠纷时有什么特殊需求？

Q：很难说中国的客户有什么特殊的问题，他们和我们代理的其他国家的客户面临的情况是类似的。常见的有知识产权问题，比如有一些中国公司会指控别国的公司或者其他中国公司侵犯了它们的知识产权；窃取机密的指控也是常见的，比如有人指控曾在美国公司工作的中国科学家窃取机密。另外就是各类合同纠纷，或者与并购和治理公司相关的纠纷。这些都是各国公司都会面临的。如果要说中国公司面临的最大问题，那我认为是在所有类型的纠纷中都要处理法律冲突，比如一家在美国有业务的中国公司需要同时遵守两国法律，如果在美国的诉讼中法律要求公司提供大量数据或文件，可能会遇上不符合中国法律要求的情况。

Yi：所以你认为没有任何问题是中国公司在海外独有的？比如不久前比亚迪在巴西遇上了劳工环境不合规的情况，这种情况多发吗？

Q：我确实不这么认为，无论劳工还是环境问题，都是各国公司在海外拓展时的常见问题。我们在全球各地的办公室都有律师处理这类商业世界中的人权问题，它主要涉及的是就业条件、童工问题、环境问题等。尤其是在英国和欧盟，这些地方针对上述问题有特定的一系列法律，也有一些专门的索赔律师，就是靠围绕这些问题寻找他们可能代表的客户、针对大的企业提起诉讼为生。当然，我并不是说这些诉讼和索赔都是虚假的，我只是想说，有索赔律师这样一个职业来代理这些案件。中国公司多数都是刚刚进入国际市场，在进入一个新的区域时，对于商业成绩志在必得，但是可能没充分预见到当地复杂的监管和法律环境。这其中也包括一些“机会主义”的律师，他们不仅会在事发国家、还会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提起诉讼，只要该国家和地区对这个公司有管辖权。

Yi：以专业视角出发，你对这类中国公司有什么针对性的建议吗？

Q：我觉得中国公司还是要特别注意提前了解前往一个新的司法管辖区会面临哪些可预测的风险。不是说有风险就不做生意，而是要勤于沟通，需要睁大眼睛、接触当地民众，并努力让他们站在你这边。此外，他们也需要了解现有的法律框架，它们为提起诉讼或采取监管行动提供了基础。

现在中国的公司在100多个国家开拓市场，那也就意味着有100多个司法管辖区。这意味着，公司需要聘请合适的律师和顾问，提前预想到会出现什么问题，并处理好它们。

Yi：在特朗普上台之后，面向美国市场的中国公司会面临什么新的问题？

Q：我对于特朗普的看法是，即便他很喜欢说一些疯狂的话，但还是要看他实际上做了什么，很多他说的话都没真正落实。不过，有一点是明显的，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对待中国的态度都不算友好。特朗普在自己的第一个任期内就试图禁止TikTok，还启动了一系列制裁中国企业的行政令。拜登政府实际上延续了这些政策，甚至将更多中国公司列入了制裁名单。

我个人认为，特朗普在新的任期中针对中国公司的制裁会更有组织性，甚至在流程上更加严谨—尽管这些词汇和特朗普这个人往往不会被联系在一起。在第一个任期内，他发布了一些行政令，但它们没有法律依据，以至于被法院驳回了很多。拜登政府就不是通过行政令来达成禁掉TikTok的目的，因为他知道这会经历很多司法审查，所以他们选择通过立法，即便这是更具挑战性的方式。特朗普未来的动作会基于这种情况展开。

Yi：我们知道现在昆鹰律师事务所在全球拥有多个办事处，并且每个地区的业务都有独特的开始契机，例如伦敦办事处的开设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有关。近年你们新开了哪些办事处，契机都是什么？

Q：过去几年里我们在新加坡开了办事处，因为它作为一个商业中心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律所是从事解决争议的工作的，而之前中国香港长期被视为国际仲裁的亚洲首选地。现在，中国香港仍然很重要，尤其对中国公司而言。但新加坡已经形成一些竞争，这其中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是印度经济的增长，它们的国际企业、高净值人群和家族企业办公室变得越来越重要。印度商界人士一直更喜欢在新加坡还有伦敦解决争议。东南亚的其他国家经济也在发展，这也给新加坡带来了机会。此外，新加坡政府在宣传自己能够成为国际仲裁中心这件事上十分积极—向全世界宣传和证明自己是它的一贯风格。由于在新加坡的业务不断增长，我们觉得是时候在那里安排一些常驻的工作人员了。

中东是另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变得重要的区域。5年前，我们在利雅德开设了办事处，去年是迪拜和阿布扎比。我们在沙特阿拉伯已经有了10名律师。那边有很多事情发生，比如新兴的国内项目、火热的投资以及因此产生的各类经济活动，它们都会引发争议。所以，我们也想参与到这股热潮里。

此外，去年我们在德国柏林新开了办事处。德国是一个非常分散的经济体，之前我们已在慕尼黑、汉堡等城市设立了办事处。柏林尽管是首都，但很长时间以来都不是商业中心，但现在它正在向这个方向发展。

在美国国内，去年我们在特拉华州开了办事处，因为大多数美国公司都是在那儿注册的。它有点像新加坡，长期把自己宣传为公司聚集的中心区域，有完善的司法机构和公司法体系，为公司提供了更多确定性。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是在当地聘请律师与我们合作，但一直没建办事处。去年，我们招募了一个与我们长期合作的伙伴在那里设立了办公室。

Yi：我们观察到有不少海外的律师事务所在缩减中国的业务，谈谈你观察到的原因，以及这些因素是否会影响你们公司的业务。

Q：我个人不了解具体他们做决定的原因，我听说有两方面的因素。首先，一些海外律师事务所在中国的主要业务与资本流动有关—在中国投资的海外公司是它们的客户；另外，它们也代表中国的个人、公司或基金在境外部署资本。因为各种原因，它们的工作量随着风险投资案例的减少而急剧缩减。第二，中国本土的律所越来越成熟，它们往往能以更低的价格提供与海外律所同等质量的服务，这也是一些海外律所离开中国的原因。

我们的主要业务是帮助人和公司解决法律风险、纠纷和监管问题，对做交易不感兴趣。在全球各地，我们都明确说明我们只处理纠纷。事实上，在当下这个有各方摩擦、压力、规则变化的时代，我们这样的律所也有了更多需求方。所以某种程度上，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