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落榜怎么办？

从隋炀帝设立进士科到光绪三十一年科举制被废除，一千多年来，中国历史上诞生了700多名状元、10万余名进士和百万名举人。这个数字看上去庞大，但若细分下去，录取率其实是非常低的。以明清时期为例，每个省的举人录取名额只有几十到一百来人，录取率不过3%到5%。由此可见，当时科举考试的竞争之激烈。

这也意味着，绝大多数读书人未能通过科举。那么，落榜后的他们通常会做些什么呢？

落榜就回家写小说

1715年，在山东省淄博市蒲家村，76岁的蒲松龄端坐在窗前安详地离世。

“蒲松龄”这三个字，在现代可谓如雷贯耳，家喻户晓，但在科举盛行的年代，却代表着太多的不如意。蒲松龄19岁参加童生试，以县、府、道三试第一补博士弟子员，成了一名秀才。原本以为会考运亨通，平步青云，可之后的几十年里，蒲松龄参加举人考试屡次落第，直到72岁才因为资历获得岁贡生的安慰奖。

因科举不如意，蒲松龄开始写小说，这一写，便是大半生。在那个以科举为人生唯一出路的年代，他的选择无疑是对传统观念的巨大挑战，周围的人对他投来的是不解的目光，甚至是耻笑。人们无法理解，一个本该埋头苦读圣贤书以求金榜题名的人，怎么会“不务正业”，沉迷于妖魔鬼怪、奇闻逸事之中。

蒲松龄也曾因为“一事无成”感到羞愧。他看着那些曾经一起参加科举考试的同窗早已官运亨通，而自己却只能依靠教书为生，心中难免泛起酸楚。但每当夜深人静提起笔，沉浸在那些光怪陆离的故事中时，那份对写作的热爱和执着，又会将一切苦涩冲刷得无影无踪。他坚信自己的笔，能够描绘出一个充满想象和正义的世界。

历史证明了蒲松龄的才华。《聊斋志异》全书40多万字，收录491个故事，包括人们熟知的《倩女幽魂》《婴宁》《画皮》等。这部小说集虽然写的是狐鬼故事，但包罗万象，思想深刻。其中的聂小倩、婴宁、辛十四娘等女性虽为妖鬼，但内心纯良，敢爱敢恨。老舍先生评价《聊斋志异》是“狐鬼有性格，笑骂成文章”。蒲松龄也在自己的一首诗《感愤》中写道：“新闻总入鬼狐史，斗酒难消块磊愁。”从中可以隐约窥探到他创作《聊斋志异》的目的，借“狐鬼”讽喻现实，揭露封建礼教的黑暗和科举制度的腐朽。

《聊斋志异》最终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曾经耻笑蒲松龄的人，早已消散于历史烟尘中，但蒲松龄的名字却万古长存。

“名落孙山”后关注科学

宋真宗赵恒曾经写过一首《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此诗强调的是，读书考取功名是人生的一条绝佳出路。

现实的确如此，古代社会阶层的排序是“士农工商”，“士”阶层地位最高，对读书人而言，科举考试就是他们改变命运最直接的方式。但在数以万计的考生里，能够中榜的人终究凤毛麟角，对于那些未能中举，甚至连乡试都没有通过的人来说，现实的压力让他们不得不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道路。特别是那些来自农耕家庭的考生，他们没有优厚的经济条件作为支撑，无法像富家子弟那样优哉游哉地读书、应考，直至高中或老死科场。在多次失败之后，他们只能自谋出路。有的选择去学堂当老师，传授知识；有的代人写书信、抄碑文，以笔墨为生；还有的一边耕作一边备考，不忘初心。

明朝末年，江西一位名叫宋应星的考生到南昌参加乙卯科乡试，在上万名考生中以全省第三名的优异成绩考中举人。但遗憾的是，他此后到京城参加由礼部主持的会试却屡次落第。对此，宋应星并没有自怨自艾，反而展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豁达与坚韧。赶考游历多年，宋应星深感当时士子们埋首于四书五经，虽然饱食终日，却不知粮米如何而来；虽身着丝衣，却不解蚕丝如何饲育织造。这种对实用知识的漠视，让他十分痛心，于是决定不再应试，而是将目光投向士大夫所不屑的工农技术应用领域，决心从中寻找自己的价值。

明崇祯七年（1634年），时任江西省袁州府分宜县学教谕的宋应星开始编著《天工开物》，3年后，著作刊行。在书中，他不止一次地赞叹农工从业者的匠心精神，感恩农人种出粮食以果腹，赞美工匠造出舟车以远行。

《天工开物》全书三卷十八篇，涵盖农业、手工业、军事、矿业等多个领域，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古代的科技成果和经验，被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极为深远。

为纪念这位科学巨匠，人们在宋应星的故乡江西省奉新县修建了一座纪念馆，展示他的生平事迹和《天工开物》的科技精髓。当地还新建了一座天工文化广场，宋应星的雕像矗立在广场中央，他微微抬头，看着远方的天空，眼神中闪烁着对科技的无限热爱与向往。

考不上就设法取消科举

袁世凯年轻的时候游手好闲，他的叔父袁保恒看不下去，就把他带到京城读书，磨砺他的性子。在京城的那几年，袁世凯受到袁保恒、袁保龄兄弟的严格管束。他还算争气，在严师的督导下，数年间大有长进。

1876年秋，袁保恒让袁世凯去参加科举考试，以检验学习成果，结果袁世凯失败而归。3年后，袁世凯再次参加考试，结果又失败了，气得他毁掉了自己写的诗文，怒声道：“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科举考试接连失利，严重打击了袁世凯的积极性，他转而投入与养父袁保庆交好的淮军将领吴长庆麾下，在部队磨砺的几年，袁世凯的心性稳重了许多，这让他有了再次参加科举考试的想法。

1882年3月，袁世凯在写给他三哥袁世廉的信中说道：“弟不能博一秀才，死不瞑目。”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袁世凯直到死也没能考上秀才。

既然自己考不上，袁世凯想到了一招策略——釜底抽薪，他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向朝廷呈递了《奏请立停科举以广学校折》，最终，清廷接受了奏请，废除了科举制度。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像袁世凯这么极端，道路千万条，总有人去探索别的人生方向。比如，成为一名师爷。别以为落榜就代表能力不行，其实，很多考生都系统学习了法律、会计、文秘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即便科举考试失利，只要在某一方面能力突出，就不用担心养活不了自己。师爷群体中，最为出名的就是“绍兴师爷”。明清时期，在绍兴这个地方，很多科举失利的考生就会去达官显贵那里应聘师爷（幕僚），甚至还有人把这当作步入仕途的敲门砖。因此，明清时期甚至有“无绍不成衙”的说法。

历史上留名的师爷，左宗棠与李鸿章赫然在列。1852年，6年“三试不第”的左宗棠应好友郭嵩焘相邀，离开了自己经营的农庄柳庄，到湖南巡抚张亮基麾下当了幕僚，由于左宗棠能力实在出众，前后两任湖南巡抚都邀请他做自己的幕僚，幕僚生涯也成了左宗棠一生功名之路的起点。李鸿章年轻时也在曾国藩幕内做师爷。后来，左宗棠和李鸿章两位师爷都因过人的智慧和卓越的功绩跻身显宦，成为权倾一时的清朝“股肱大臣”。

（编辑 陈致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