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变局下德国政党政治的演变：特征、根源与前景

【关键词】德国政党  民粹主义  保守主义  政治极化  碎片化

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德国政党体制自两德统一以来保持了较强韧性，在选举后发生政坛强震的可能性较低。长期以来，能够持续进入德国联邦和各州议会的主要政党有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基民盟/基社盟，统称联盟党）、社会民主党（社民党）、自由民主党（自民党）、绿党和左翼党（前身为民主社会主义党），他们共同构成温和的“流动多党制”。[1]但近10年来，随着国际形势和欧洲战略环境的深刻变化，德国政治与社会呈现出新态势，政党体制的稳定性逐渐下降，选民的流动性增大，政治版图加快重塑，其背后驱动力是德国在移民、安全、经济等多个领域面临危机与挑战。

时代变局下德国政党政治的特征

自2013年选择党成立以来，德国温和多党制面临强力挑战，特别是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德国政党格局不确定性不断上升。2024年初，脱胎于左翼党的瓦根克内希特联盟（瓦盟）正式成立，德国政党竞争进一步加剧，主要表现出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

一、政治立场趋于保守化 

后冷战时代，德国的左翼自由主义者大力倡导难民庇护、女权、气候保护等议题以及平等主义、多元文化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社会理想，相对忽视对本国公民权益的保障、传统文化价值的传承以及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等。如今，左翼政治议程日益遭遇保守力量的强劲挑战，德国政治生态呈现多重保守化趋势，导致政治光谱整体右转。

首先，右翼民粹的选择党不断发展壮大。选择党在欧债危机中以反欧元议题起家，在2015—2016年难民危机中凭借对移民政策的强硬立场逐渐壮大，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进一步扩大影响力，在2024年以来的几次重要选举中成功将民调支持率转化为得票率和议会席位，在2025年德国大选中更是以20.8%的得票率跃升为议会第二大党，在东部所有的五个联邦州甚至成为第一大党。

其次，中右翼的联盟党回归保守路线。在默克尔担任党主席的18年间，基民盟在福利、家庭、环保、移民等政策领域吸收了不少左翼纲领，包括实施相对宽松多元的移民政策。而在“后默克尔时代”，尤其自默茨接任基民盟党主席以来，联盟党政治立场逐渐向右转向：在经济领域逐渐回归保守主义，主张执行严格的财政纪律并通过减税等措施减轻企业负担；在文化领域强调保守主义的文化价值观，明确反对多元文化主义，进一步倡导“主导文化”，[2]认为外来移民应该接受德国的传统主流文化价值观。

最后，左翼边缘政党从激进走向保守。瓦盟脱离左翼党另起炉灶，在社会经济维度上沿袭后者激进的福利政策主张，而在社会文化维度上却采取实用主义路线，吸收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和右翼民粹主义话语，例如主张保持文化身份认同，要求改革现行难民政策，限制移民和难民规模，由此被一些学者定性为“左翼保守主义”。瓦盟成立数月即取得初步成功，在2024年6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6.2%的得票率。在同年9月德国东部州议会选举后，瓦盟在勃兰登堡州和图林根州甚至作为执政联盟成员上台执政。不过，该党在2025年德国大选中以微弱差距未能进入联邦议院。

二、政党格局碎片化

在欧洲国家，德国政党体制的碎片化程度长期保持较低水平，这一点与选举制度紧密相关。根据迪维尔热定律，多数选举制多产生两党制，比例选举制易产生多党制，德国的混合比例选举体制则带来温和多党制，而5%的议会门槛又减少了进入议会的政党数量，这些因素导致真正发挥重要作用的政党数量有限。不过，从两德统一后的趋势来看，德国政治碎片化程度明显增强，目前在联邦选举委员会《政党和政治团体目录》正式注册的政党及政治团体已达113个。[3]德国政治碎片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选举和议会中的有效政党数增加。不但参加联邦议院选举的政党显著增多，而且进入联邦议院的政党数量也从3个增加到7个。[4]芬兰学者拉克索和美国学者塔格佩拉1979年提出采用有效政党数（ENP）来衡量政治碎片化程度，以各个政党的得票率或议席比例数值为依据通过具体算式计算得出，该数值越大，碎片化程度越高。[5]进入20世纪50年代中期，基于得票率比例计算的德国有效政党数的数值长期维持在3.0以下，碎片化程度较低，而自2021年联邦议院选举以来，这一数值升至5.8，在2025年大选之后也保持类似水平，碎片化程度明显加深。

其次，大小政党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改变。大党与小党的差距缩小，大党的控局能力和影响力下降。20世纪70年代，联盟党和社民党在联邦议院选举中的得票率相加曾超过90%，如今却无法过半，[6]两党轮流坐庄上台执政的政治格局早已被打破，尤其是百年老党社民党几乎丧失作为“全民党”的地位。与此同时，小规模政党一旦进入联邦议院，便可显著提升话语权，迫使主要执政党在执政纲领和具体政策上作出让步，成为影响甚至是决定组阁最终结果的重要力量。

最后，政党内部的路线斗争日趋激烈。不少政党内部都存在一些正式的派系、团体或是非正式的小圈子，为特定的政治立场、行业职业或者政策领域提供发声渠道。例如，绿党内部一直存在激进的“理想派”和温和的“现实派”之间的对峙，社民党内部也长期存在若干有影响力的派系，包括右翼保守的泽海姆团体、偏左翼的议会左翼团体、走改革路线的柏林网络团体等。这些团体往往在重大问题上抱团，加剧政党的内耗、对抗与分野。在社民党、联盟党、左翼党等政党中，内部分歧的激化都曾导致政党分裂，助推了政党格局的碎片化。

三、政治极化愈演愈烈

二战结束后，德国政治体制长期保持极低的极化程度和极强的稳定性，其原因在于德国社会的共识文化，主流政治和公共舆论对于重大时代课题拥有较为广泛的原则性共识，主流政党的政治主张出现交叉和趋同，在政治纲领上跨党派的政治共识较多。与此同时，基于特殊的历史记忆和反思，德国对于各类极端民族主义思想保持戒备和抵御心理。

然而，在时代转折的背景下，位于政治光谱边缘的反建制政党提出诸如关闭边境以严控非法移民、退出欧元区、改革欧盟体制等非主流的政治主张，并获得较高的民意支持，不断冲击处于政治中间地带的传统政党，成为当前德国政治文化变迁过程中值得关注的现象。

一方面，处于政治中间地带的传统政党逐渐式微，长期参与执政的中右翼政党自民党在2025年大选之后甚至未能获得联邦议院议席。另一方面，选择党搅动身份政治议题，回应德国民众对于主流政治的不满情绪，极大分流了联盟党、自民党等中右翼政党的选票。瓦盟以独特的政治纲领填补政治真空地带，有效动员起之前不参加投票的选民力量，削弱了中左翼政党社民党的选民基础，同属左翼民粹的左翼党则在2025年大选中以独到的选举策略吸引了大量年轻选民的支持，取得8.8%得票率的不俗成绩。

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均打破左右翼的阵营分野，吸收对方阵营的政治理念并提出左右混合的政策纲领，表现出政治实用主义倾向。选择党在文化领域偏右，坚决反对移民对德国文化认同与生活方式的异化；在经济领域偏左，要求加强国民福利待遇，吸引了不少左翼选民的追捧。瓦盟在经济领域保留了左翼传统的社会福利纲领，但在文化领域偏向文化保守主义，在移民、身份认同等问题上引发右翼保守选民的共鸣。

四、地区政治差异化

德国政党格局呈现显著的地域差异，40年分裂历史导致东西部的政治融合进程只能缓慢推进，东部地区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选民行为模式都与西部地区截然不同，不少民众对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感到失望，不满情绪远甚于西部地区民众，对于民主制度信心不足。

一方面，联盟党、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等主流政党在东部地区的表现普遍不如西部地区，且各党分化明显。其中，绿党和自民党在东部的发展势头最弱，在东部州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常年徘徊在5%上下，自民党在2024年三次东部州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甚至只有1%上下，而基民盟在萨克森州、萨安州和图林根州的长期民调中基本维持了第一或第二大党地位，社民党则在勃兰登堡州和梅前州发展势头较好，但在其余三州的支持率为个位数。另一方面，选择党、左翼党和瓦盟等民粹政党在东部地区的影响力均超过西部地区。其中，选择党兴起于西部地区，却能够充分抓住东部地区选民的诉求，其在2025年联邦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在五个东部州均跃升至第一位，并在第一轮选举中赢得东部48个选区中的44个。左翼党长期深耕东部，在图林根州一度作为主要政党执政10年。瓦盟在东部各州支持率稳定在10%左右，表现也明显优于西部。

东部地区特殊的政治生态导致当地政党格局和政治结盟形势更趋复杂，尤其是在2024年东部州议会选举后，各州为将选择党排除在外，均选择了联邦层面从未出现过的组阁形式：在勃兰登堡州，社民党与瓦盟组成联合政府，勉强达到议会多数；在萨克森州，联盟党与社民党组成少数派政府；在图林根州，联盟党甚至不得不打破政党结盟传统，与瓦盟、社民党组成所谓“黑莓”政府。这些政治联盟形式凸显各政党为适应东部地区政治格局新形势，不得不改变传统做法。

德国政党政治演变的根源

近10年来，特别是乌克兰危机引发时代转折以来，德国面临愈发严峻的内外挑战，移民、安全、经济等方面问题频发，主流政党思维固化，执政联盟内斗不断，无力带领德国走出多重困境，选民对政府工作极为不满。这是德国政党格局发生改变的主要根源。

一、移民问题积重难返

德国是难民在欧洲的首选目的地。2023年，德国收到35万份庇护申请，占欧盟27国以及挪威、瑞士申请总数的近1/3。[7]从难民存量来看，2023年德国接收了超过259万难民，包括近124万无需申请庇护即可获得临时保护身份的乌克兰难民，超过了欧盟27国难民人数的1/3。[8]新老难民和移民问题延宕至今，给德国社会带来严峻挑战。一方面，移民和难民大量涌入加重各级政府的财政和安置负担。难民的接收和安置均需高额的财政资金支持，仅2022—2023年，联邦政府为处理移民和难民问题的资金就分别达到280亿欧元和298亿欧元。[9]沉重的财政负担使德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削减庇护申请者的福利，负责安置难民与接纳移民的各州与地方更是捉襟见肘。另一方面，移民和难民问题持续引发民众担忧。2025年1月德国电视二台的民调显示，移民与难民问题是当前德国民众最关心的问题，尤其是自“交通灯”政府解体以来，民众对于该议题关注度快速上升。[10]2023年，德国语言学会选出的“年度恶词”为“反向移民”，意指无法或不愿在德国长期居住的移民和难民应当回到出生国。2024年的“年度恶词”则为“生物德国人”，意指基因和血统意义上的德国人。这两个词均与移民、族群身份认同直接相关，从侧面反映出移民和难民问题引发德国社会的对立和争议，而地方政府建造难民收容所的计划也时不时遭到当地居民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