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地缘冲突与地区安全秩序重塑

【关键词】巴以冲突  中东  地缘冲突  安全秩序

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爆发在中东引发全面冲突，中东地缘格局呈现若干新特征，如巴以双方损失惨重、伊朗与以色列矛盾激化、非国家武装行为体作用凸显等。在此轮地缘冲突的冲击下，巴勒斯坦问题再次成为地区焦点，中东近年来好不容易出现的缓和趋势重新转向紧张与动荡。2024年12月，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迅速垮台，使伊朗为首的“抵抗阵线”遭遇重挫，未来中东安全秩序走向充满不确定性。

新一轮中东地缘冲突的主要特征

2023年10月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持续时间之长、烈度之大、范围之广均前所未有，以其为转折点，中东地缘冲突全面升级，并呈现出若干新特征。

一、巴以冲突双方损失惨重

近年来，以色列持续加大对巴勒斯坦人的打压。一是通过兴建非法定居点蚕食巴勒斯坦人土地，突出体现为以色列在东耶路撒冷及约旦河西岸大量扩建定居点。二是违反约定羞辱巴勒斯坦人的宗教信仰。2023年4月以来，数百名以色列定居者和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等先后强闯阿克萨清真寺，部分犹太教信徒在清真寺庭院里进行犹太教的宗教仪式，这既亵渎了穆斯林情感，也违反了与约旦达成的禁止在该清真寺进行非穆斯林礼拜的规定。三是长期封锁加沙地带。自2007年哈马斯夺取加沙地带控制权后，以色列即对加沙实施封锁，导致该地区经济持续恶化。在此背景下，哈马斯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看似偶然，实则偶然性中有必然性。哈马斯的军事行动招致以色列疯狂报复，由此开启新一轮巴以冲突。以色列与哈马斯作为冲突当事方，在这场冲突中均付出巨大代价。

从巴勒斯坦方面看，一是哈马斯本身遭受重挫。一年多来，以军打死数十名哈马斯军事指挥官和17000多名哈马斯及其他武装组织成员，并扣押了超过两千名哈马斯成员。哈马斯军事力量几乎被消灭殆尽。二是加沙地带人员伤亡数量前所未有。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025年1月20日称，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导致4703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11091人受伤，大量无辜民众被迫逃离战火。[1]三是经济严重倒退。以色列袭击导致加沙地带所有城市电力、供水、通信网络、食品供应中断，加沙民众面临严重人道主义灾难。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报告称，截至2024年10月21日，巴勒斯坦GDP下降35.1%，74%的巴勒斯坦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加沙地带人类发展指数倒退回69年前的水平，巴勒斯坦整体指数倒退回24年前的水平。[2]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2024年10月报告称，加沙经济恢复到冲突前水平可能需要350年。

以色列同样因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付出巨大代价。从内部看，持续战争导致国力消耗巨大。一是人员伤亡。据2025年初以色列国防军人力局公布的2023—2024年伤亡数据，共有约891名以色列军人阵亡，5569人受伤。[3]以色列人口规模有限，再加上占人口14%的极端正统派不服兵役，持续作战导致以色列兵源紧张。二是经济萧条。长期战争和大量征召预备役军人，导致以色列经济环境恶化，经济损失巨大。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2024年10月称，经过一年战争，以色列经济直接损失超过263亿美元，而实际损失更高。[4]兰德公司估计，巴以冲突可能导致以色列经济未来10年损失约4000亿美元。[5]从外部看，以色列的外交处境空前孤立。阿以关系正常化进程基本中断。2024年11月21日，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前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出逮捕令。玻利维亚、尼加拉瓜、土耳其等多国与以色列断交，哥伦比亚、智利、南非、约旦等国则召回驻以大使。以色列在世界舆论中的形象也急剧下降。[6]

二、伊以矛盾取代阿以矛盾成为中东地缘冲突的主要矛盾

过去相当长时期，阿拉伯国家始终是中东舞台的绝对主角，同时也是对抗以色列的主力军。此次巴以冲突之前，阿拉伯国家曾与以色列爆发过五次中东战争（1948年、1956年、1967年、1973年、1982年）。然而，随着阿拉伯世界内部多次分裂，再加上部分阿拉伯国家政局动荡（尤其是2011年中东剧变），阿拉伯世界整体影响力持续衰减，无力也无意与以色列进行全面军事对抗。

在此背景下，伊朗取代阿拉伯国家，成为新的反以主力。伊朗将自己塑造成巴勒斯坦的正义支持者，这与对巴支持日渐减少的阿拉伯国家形成鲜明对比。[7]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伊朗力挺哈马斯，并鼓动“抵抗阵线”袭扰以色列。这样，围绕巴勒斯坦问题，传统上的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与对抗，日渐转化为以色列与“抵抗阵线”之间的冲突和对抗。

一年多来，以色列与以伊朗为首的“抵抗阵线”在多条战线同时进行军事对抗，而伊以直接对抗最令人瞩目。2024年7月以色列在伊朗境内暗杀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哈尼亚，并频频在中东地区斩首伊朗革命卫队高官，还空袭伊朗驻叙利亚领事馆。在此背景下，伊朗于2024年4月和10月两次向以色列境内目标发射弹道导弹，以色列则于10月26日向伊朗境内目标发射导弹。这些相互攻击意味着双方对抗从暗地转向公开。[8]伊朗与以色列相互打击对方本土目标，使伊以对抗进入有史以来最激烈、最危险的阶段。

三、非国家行为体“搅局”加大中东地缘冲突的不确定性

过去中东地缘冲突主要是国家间的对抗。由于国家行为体需要权衡考虑国家利益、民生福祉、国际法准则等种种要素，因此战争行为相对克制，行为轨迹具有较强确定性。而当前中东地缘冲突中，许多冲突参与者都是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如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民兵武装等。这些非国家行为体往往顾忌更少，行为轨迹更难预测，由此导致中东地缘冲突的不确定性陡增。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哈马斯策动“阿克萨洪水行动”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新一轮巴以冲突引发巨大外溢效应，中东地区几乎所有力量都不同程度地卷入其中，并发生了红海危机、黎以冲突、伊以互射导弹、叙利亚政权垮台等一系列重大事件。

二是胡塞武装红海袭船，引发多重附带效应。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也门胡塞武装2023年11月19日公开宣布，将对途经红海的以色列船只发动袭击；2024年5月3日又将袭击范围扩大到从地中海前往以色列的船只。2024年10月6日巴以冲突爆发一周年之际，胡塞武装称，共向以色列和美国目标发动1000多次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击落11架美国MQ-9无人机。为应对胡塞武装的行动，美国发起“繁荣卫士”护航行动，多次对胡塞武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以色列也对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发动多次报复性空袭。据报道，截至2024年10月，美国、英国和以色列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域发动774次袭击。[9]红海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海上贸易通道之一，红海危机持续升温迫使许多远洋货轮绕道好望角，极大影响了全球贸易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特别是依靠苏伊士运河赚取外汇的埃及深受冲击。

三是以色列与真主党对抗导致黎巴嫩遭受巨大损失。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黎巴嫩真主党屡屡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试图借此干扰和牵制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真主党对以色列的袭扰行动引发以色列疯狂报复。据“武装冲突地点和事件数据库项目”（ACLED）2024年10月数据，一年之内以色列向黎巴嫩发动了约9000次袭击。[10]以色列制造的寻呼机和对讲机爆炸，以及对真主党高层（包括哈桑·纳斯鲁拉）的定点清除，导致黎巴嫩真主党指挥结构和军事能力严重受损。以色列持续空袭还导致黎巴嫩平民面临严重人道主义灾难。据黎巴嫩政府数据，截至2024年10月，以色列袭击已导致120万人流离失所，约2000人丧生。[11]

地缘冲突下的地区安全秩序

中东国家间关系错综复杂，地区安全生态极为脆弱。当前中东出现的新一轮地缘冲突，堪称2011年中东剧变以来最大的地缘政治事件。在一系列地区重大事件的合力冲击之下，原本高度脆弱的中东安全秩序再次出现瓦解与重塑趋势。

第一，中东安全格局重新从“缓和潮”转向“冲突潮”。2011年中东剧变后，中东地区大国曾出现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但最终结果是“得不偿失”。例如，沙特积极干预叙利亚、利比亚等国内部事务，并于2015年介入也门内战，但最终结果是也门战争成为“烂尾工程”，沙特自身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伊朗借2011年中东剧变在阿拉伯世界扶植代理人，但此举引发地区国家强烈反感和恐惧，同时国内民众因民生艰难而怨声载道，并借“头巾事件”发起全国规模的抗议活动。土耳其2011年从“与邻国零问题”转向积极介入地区事务，结果引发与地区国家关系紧张，自身安全形势也加剧恶化。

在此背景下，中东地区出现难得的国家间关系缓和潮和地区热点降温趋势。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扎堆”建交。自2020年8月以来，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相继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冰封了七十多年的阿以关系出现前所未有的全面解冻趋势。二是伊朗与沙特复交。沙特与伊朗2016年断交，此后双方矛盾持续升级，但到2023年3月10日，沙伊在中国斡旋下宣布同意恢复外交关系。三是埃及与土耳其复交。埃土关系自2013年塞西执政以来降至冰点，但近年来双方关系转趋回暖，并最终在2023年7月4日复交。四是卡塔尔与巴林复交，阿联酋与卡塔尔复交，伊朗与埃及良性互动，叙利亚与阿拉伯世界关系整体缓和。中东北非地区在和平程度方面的进步位列世界第二，包括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和阿尔及利亚等国和平程度都在显著提高。[12]

然而，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中断了中东难得出现的“缓和潮”。冲突不仅导致加沙民众陷入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危机，还引发连锁反应和外溢效应。中东地缘冲突日趋由点到面，呈现全面升级态势。以色列除在加沙采取军事行动外，还出兵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并与伊朗正面军事对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声称，以色列同时在七条战线作战（加沙、约旦河西岸、黎巴嫩、也门、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在此背景下，中东地区出现的“地区缓和潮”，重新被“战争冲突潮”取代。

第二，“抵抗阵线”产生巨大影响，但也付出巨大代价。伊朗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就将以色列视为死敌。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接连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客观上使伊朗外部地缘环境有所改善。伊朗借助什叶派这一宗教纽带，加强与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等一些势力的合作，并通过军事援助、资金支持、战术指导、协调指挥等手段，使其控制下的各类武装派别兵强马壮，如巴勒斯坦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民兵武装等，由此，以伊朗为首的“抵抗阵线”在中东地缘格局中的影响力持续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