驿路梨花处处开

你不一定是花，也可以不做树。你只是一颗等待发芽的种子，即使掉落在荒山里、岩缝中，也能坚定地扎根，温柔地对待这个世界。

拒花成乔木

我的母亲之前有4段婚姻，而我有3个名字。

第一段婚姻，她和老张生了我，那是1993年。他们给我取名叫“张梨花”。第二段婚姻和老李，我改名叫“李漫花”。母亲和老李还生了一个弟弟，离婚时弟弟被判给了他父亲。第三段、第四段婚姻分别是和老石、老王，这两段婚姻都没有孩子。

我从小跟姥姥姥爷生活在农村。母亲不喜欢我，见她的次数屈指可数。对她最深的记忆是她高高盘起的蓬松发髻，丹凤眼下面褐色的雀斑，还有脸上厚厚的一层白色粉底和朱红色的口红。姥姥每月领几百元低保，是我们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母亲则将自己打工换来的辛苦钱全部奉献给了她的几任丈夫。

有一次，母亲向姥姥借钱，要给她第4任丈夫买辆摩托车。姥姥将钱藏在炕席底下，母亲气得砸碎了墙上的镜子。小时候，我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夜里听见响得震天的敲门声。大多是母亲又和某任丈夫吵架了，回来撒气。

我对母亲和她历任的丈夫怀有同等的恨意。第一任老张，我的亲生父亲，恨他的不作为。与母亲离婚后，他再也没有管过我。

第二任老李，酗酒、赌博，要债的人络绎不绝，每日不得安宁。

第三任、第四任全靠我母亲养。他们拿了母亲的钱，她就没有钱孝敬姥姥，更不会给我零花钱。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把老人放在眼里，这让我从心底厌恶他们。

18岁生日那天，我和姥姥围坐在炕桌旁。昏黄的灯光映着她有些蜡黄枯瘦的脸。姥姥问我在想什么，我盯着灯里那根有些发黑的钨丝说：“如果可以选择，我愿意把生而为人的机会让给别人。”

成年后，我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张羽安”。希望自己不再是什么花花草草，而是像羽毛一样，心安处才是家。

后来，我参加了母亲的第5次婚礼。

迎宾牌上不知什么人用大红纸写着“李香兰”3个字。一看就没用心，姓氏都给写错了，“季”字少了一撇变成了“李”。不过这倒很像母亲荒诞的人生，总感觉缺了一根弦。

酒席上，我听同村的王叔说，这一次与母亲结婚的男人叫杜得友，隔壁村的。他老婆前几年患上肺癌去世了。因为他经常去母亲开的理发店里闲聊，两人便好上了。王叔说，老杜这个人还行，脾气挺好。我听着点了点头。王叔不知道，其实我对母亲儿戏般的婚姻态度早已免疫，对方是什么样的人，我一点儿兴趣都没有。

王叔曾经做过代课老师，后来回村里开了家小卖部。恢复高考那年，王叔以一分之差与大学失之交臂，在当年他算是村里少有的文化人了。

我上学时功课一塌糊涂，及格的科目少之又少。有一天放学后路过小卖部，王叔正在用耙子翻晒苞米。我扔下书包，帮他一起弄。王叔问我学习怎么样，能不能考上高中。我回答：“肯定考不上啊。”那时，我只想赶紧读完初中，出去打工挣钱。

王叔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梨花啊，只有努力学习才能改变命运。”我当时心里对他这句话满是嘲笑与不屑。心想：你学习好，改变什么了？不还是回了村里，几十岁的人了连个媳妇儿都没混上。

王叔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在我要走时喊住了我：“张梨花，明天开始，我给你补课。我要让你成为咱岔口村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灼热而坚定的目光如一把利剑，将我的脆弱和自卑击得粉碎。后来的很多年里，每当回忆起王叔捧着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泪眼婆娑的样子，我心底总会掠过几许心酸。为他，也为我自己。

断崖生霞光

大学毕业后，我和男友在学校附近租了个平房，倒腾电脑配件。那个年代计算机还是个稀罕物，很多人买了电脑，软件都不会安装。男友大学学的是计算机，我学的是企业管理。开业那天，我俩戏谑为这是一场天作之合。然而半年不到，我们手里的钱便赔了个干净。男友号啕大哭，埋怨我当初不应该怂恿他出来创业。大吵一架后，我和他分道扬镳。

后来，我去广州一家公司做医药代表，挣到了人生第一桶金，在广州买了一套小户型的房子。几年后贷款还清了，我给自己买了一台车，第一次驱车1000多公里回村参加王叔的婚礼。

王叔看见我特别开心，他说看得出来我过得很好，为我高兴。

婚礼上我给的礼金是最多的，虽然有些张扬，但知恩图报自古以来都算是美德。王叔告诉我，我母亲这几年身体不太好，得了一次脑梗。他说一个女人也不容易，劝我去看看她，毕竟我在这世上就剩她和姥姥两个亲人了。

我没去。亲情这种东西一旦割舍了，便再也接不上了。

后来，姥姥病入膏肓，打电话让我务必回去一趟。那一天，通往村里的路格外的黑，黑暗中的恐惧向四面八方延伸，像我心底那个黑洞洞的窟窿。出租车司机有些忐忑，不停地问我到了没有。可能是我那天穿了条到脚踝的白色连衣裙，长长的黑发披散下来，确实有点儿吓人。

一见面，姥姥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梨花啊，以后对你妈好一点儿，她也不容易。”姥姥后来的话淹没在我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中。

姥姥告诉我，母亲曾有个青梅竹马的男朋友，叫戴峰。那个年代几乎没有自由恋爱的人，母亲算村里最叛逆的人。在两人将要结婚的前一天，戴峰出车祸死了。母亲受了刺激，在村子里疯跑了3天。

那时村里人都以为母亲只是伤心过度，情绪发泄几天也就没事了。没想到母亲的病症越来越严重，暴躁、易怒，经常对着空气说话。半年后，母亲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

治疗了大半年，母亲的病情有了好转。第二年，姥姥托人给说了门亲事，隔壁村的张有发，也就是我的亲生父亲。没多久两人便成了亲。生我那年，母亲病情复发，拿着菜刀要杀人，吓得张有发和母亲离了婚。

母亲离婚后，在村口开了一家理发店。村里人对母亲的遭遇多有同情，十几平方米的店里总是挤满了前去剪发的人，剪得不好大家也都不计较。

对于母亲的几婚几离，姥姥从来都不多说什么，只是问她开心不，别的不重要。每次在结婚前几日，姥姥都会坐最早的一班汽车去县里的金店，给母亲买个金戒指，钱多一些的时候就买稍微大一点儿的。小心翼翼将戒指交到母亲手里的时候总是叮嘱她好好过日子，嘴里再骂她几句讨债鬼。那时我不懂，姥姥只是叹气，说“梨花啊，以后你做了母亲你就懂了”。

姥姥过世3个月后，我接到了王叔的电话，他告诉我母亲要结婚了，问我要不要回去。那时我正在缅甸，跟随男朋友去谈玉石生意。我安排好工作，飞了回去，还给母亲带了一个玉镯。

婚礼不知不觉已经过半。我看着穿梭在酒席中的母亲，层叠的皱纹也挡不住那一脸的盈盈笑意。我忽然有些羡慕她，能不顾他人的眼光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爱恨随心。

母亲过来敬酒时，拉着我的衣袖小声对我说：“梨花啊，你送我的镯子他们都说好看，问多少钱买的，王婶也想买一个。”我告诉她这镯子是定制的，买不到。她点了点头，转身走的时候又回过头来在我耳边说：“这玉镯子容易碎，还是不如黄金的看着值钱。”

回广州的飞机上，我看着舷窗外的天空想起小时候。有一次我发烧到39℃，母亲背着我疯了似的往村卫生所跑。跑得太急，母亲和我一起摔倒在旁边的田地里。我躺在有些发烫的田埂上，抬头看着的那片天就像舷窗外一样万里无云。那时的我浑身疼得要命，心里却无比开心。

我在母亲婚礼上的致辞是：季香兰女士，希望这是你最后一次婚姻，祝你幸福。

忍住没说的一句话是，那个玉镯一定要好好戴。

因为它代表我最深的惦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