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谱（二）

笔者于2015年至2024年，奋笔10载，增删5次，撰成了一部《新诗谱》，共入166个词条，论及167位诗人，起于鲁迅，迄于郑小琼，前者生于1881年，后者生于1980年，两者生年恰好相隔一个世纪。除了宋渠宋炜兄弟被合写，其余诗人均被单写为一个词条。所有词条概不分段，刁钻其视角，精当其剪裁，高频其信息，妖冶其语法，奇特其结构，浓缩其篇幅，兼顾诗人评传、名篇细读、文化比较与思想探赜。现摘发部分词条，以飨读者。

萧开愚（1960 —）

钱锺书论“诗分唐宋”，见解最为圆融通透——他说，“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又说，“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唐诗”长于神韵，故而高妙；“宋诗”明于事理，故而瘦劲。钱锺书还曾论及“唐人之开宋调者”与“宋人之有唐音者”，好比缪钺论及“虽唐诗之中，亦有下开宋派者，宋诗之中，亦有酷肖唐人者”。两者观点似可引申为——即便是同一个诗人，也有可能兼写“唐诗”与“宋诗”。萧开愚便是如此。先来读《雨中作》：“有许多奇迹我们看见。/月亮像迅逝的闪电，/照亮江中鱼和藻类。/岸上，鸟儿落下飞起，/搬运细木和泥土。/新鲜的空气，/生命和死亡，/围绕着我们。”这应该就是所谓“唐诗”，甚至沿用了唐人的旧题，并在时态上显示为一种“永恒性”——此种“永恒性”有两个翅膀，一个是“抒情性”，一个是“超验性”。诗人怎么说？“我们在不现实的文学现实中煎熬过很多日夜。”因而，他只是一个古典诗人。再来读《下雨——纪念克鲁泡特金》：“这是五月，雨丝间夹着雷声，/我从楼廓俯望苏州河，/码头工人慢吞吞地卸煤，/而碳黑的河水疾流着”，“轻微的雷声消失后，/闪出一道灰白的闪电，/这时，我希望能够用巴枯宁的手/加入他们去搬运湿漉漉的煤炭”。这应该就是所谓“宋诗”，甚至插入了宋人的抽象，在时态上显示为一种“当代性”——此种“当代性”有两个翅膀，一个是“叙事性”，一个是“及物性”。诗人怎么说？“我认为没有此时此地绝对地没有诗。”因而，他已是一个现代诗人。“克鲁泡特金”见于此诗题目，却不见于正文；“巴枯宁”见于此诗正文，却不见于题目。这种故意的“牛头不对马嘴”，不过是为了让两个革命家的思想相互映照。既然有错位，那就有补位。诗人怎么说？“发愿写诗以前盲目倾心的克鲁泡特金，给我接种牛痘，后来持续发酵的大无畏精神，都是他的馈赠。”姜涛怎么说？“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这两个名字的前后对峙，就像一柄铁钳，紧紧地夹住了这首诗，也强化了诗中意识深处的某种结构。”何谓“意识深处的结构”？来读《下雨》：“我昔日冒死旅行就是为了今天吗？/从雨雾中捕获勇气。”“加入”最终“未入”，“勇气”只是“闷气”，“无政府主义”虽然吐气如兰，却只是“空想无政府主义”。这样的自我形象，也见于其他作品。来读《安静，安静》：“既不享受拒绝之硬，/也不享受逃避之软。”那首歌怎么唱的呢？“一半疯了，一半算了。”却说《雨中作》中的“江”，较为笼统，不算“此时此地”；《下雨》中的“苏州河”，非常具体，才算“此时此地”。可见诗人在逐渐调整意义获得方案，他要用“宋诗”取代“唐诗”。所谓“此时此地”，所谓“中江县”，所谓“街道”，所谓“山坡”，所谓“北站”，都可以孵化所谓“当代性”。可参阅短诗《山坡》和《北站》；亦可参读长诗《向杜甫致敬》和《内地研究》，前者成稿于1995—1996年，后者成稿于2009—2012年。其实向“杜甫”致敬，就是向“宋诗”致敬。这并非耸人听闻，因为杜甫，恰好是钱锺书所谓“唐人之开宋调者”，或缪钺所谓“虽唐诗之中，亦有下开宋派者”。《向杜甫致敬》，你看看，就有写到“河北”“长江”“上海”“江西”“长江南岸”“苏州”“苏州河”“西藏”“大兴安岭”和“北京”，就像《安静，安静》写到“四川”，《内地研究》中则涉及到“河南”“黄河”“商丘”“邙山”“洛阳”“陕西”“三门峡”“临汾”“太行山”“陈留镇”“山西”“郑州”“终南山”“芒砀山”“秦岭”“伏牛山”“大别山”“武汉”“岐山”“濮阳”和“淮阳”。来读《内地研究》：“这样，来到扮演这些地点的这些地点。”如此或可理解，为何萧开愚古怪地自称“写诗以主流自任”。诗人除了用“当代性”，去欺负和驱逐“永恒性”；还要用“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去打扮和包藏“当代性”。他决心每天制造“陌生化”，决心批量供应“陌生度”。“陌生化”虽是诗人口头禅，却借用自什克洛夫斯基。它的要义，或有两条：其一，恒以“初次见到”的眼睛，观察“屡次见过”的事物；其二，如果想要描绘“A事物”，得用描绘“B事物”的词。来读《安慰》：“累了吗？我在这里，天还/落纸巾呢。//抛弃我的贞洁，如壶煮水，/极快乐的，替我泡一杯茶。/你更当煮酒，为走者醍醐。/我乃人中绝对，徒有警觉，/懒于芬芳、衰老和试温度。//你枯槁/归来，精通我的膏药皮肤。”此诗句法诡异，或至于无常；比喻刁钻，或至于无理；转角尖锐，或至于无礼；语义晦涩，或至于无解。“我估计要么精确本身难懂，要么我还没有达到精确。”全诗在语言上显示为一种“陌生化”——后者亦有两个翅膀，一个是“复杂化”，一个是“奇特化”。什克洛夫斯基后来改变了主意，干脆以“奇特化”直接取代“陌生化”。如欲认定《安慰》为佳作，笔者不免犹豫；如欲认定其为怪诗或坏诗，笔者不免更加犹豫。诗人怎么说？“如果作家谋求文学的奇观，则不能只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他得雄心孤胆踩水过海，在限制内企图无限。”王敖曾谈及“想象力的形式”：一种是“由时间和生命天然酿造的原始葡萄酒”；一种是“古老的带着绚丽的花纹的水上飞机”，两种都没有“对立面”，都能够“引发多种空间中的积极命名”。萧开愚便是如此，“坐着水上飞机，喝着原始葡萄酒”；就像汤师爷那样，“带着老婆，坐着火车，吃着火锅唱着歌”。

胡 冬（1962 —）

胡冬给当代诗学贡献的重要术语“父语”，堪比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所创“新语”。诗人认为，不管是英语、俄语或汉语，都进入了“父语的时代”。那么“母语”呢？“早就先于我们流亡了。”他解释说，“逸”，就是兔子从窝里跑了。也许当他自己离开了“家”，反而有助于得到“母语的福音”。他解释说，“豕”，就是猪从家里跑了。另外，“豕”，就有很多乳头呢。野兔子，野猪，更靠近“母语”。他的此种认知，发端甚早，留痕较多。1983年7月或8月，胡冬读到斯通（Irving Stone）的《渴望生活》，大梦初醒，像梵高（Vincent van Gogh）和高更（Paul Gauguin）那样，他也急欲找到自己的阿尔镇或塔希提岛。诗人甚至组建了大学生科考队，直奔神农架，想要找到野人并体验丛林生活。1984年1月，胡冬写出《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巴黎去》，船是“慢船”，诗是“快诗”，据说乃是“一夜井喷”的结果。王一川怎么问？“巴黎是一座城，这是常识。但是，它是一座什么样的城，竟能允诺自我的主体性的实现？”却说此诗将“我”空投于“巴黎”，并试图采取以下行动——去查清梵高和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的家庭成分，去抢劫蓬皮杜总统大肚子里的收藏，去各个名胜刻上方块字，去看看每个伟人、每个无名艺术家的墓地，去收集巴黎全部右派分子的错误言论，去揍扁用几颗土豆换走舒伯特小夜曲的老板，去用手枪顶住红鼻子警察，去召开市长副市长学习班，去抗议迫害知识分子的暴行，去用挂号邮包把杰出人物寄到中国，去把嗑瓜子技术传授给巴黎人民，去最好的花店买一大捧郁金香，去同每个国家的领导发生争吵，去违反任何地方的交通规则，去同每个国家的少女相爱，“不管是哪国少女都必须美丽”。中心与反中心，焦虑与反焦虑，压抑与反压抑，禁欲与纵欲，正经与不正经，文化与反文化，不断求得川剧式变脸。长句狂奔，口语麻辣，步步生莲，刀刀见血，便如初霞丽天，便如大河抢地。郭力家认为此诗表明了一件危险的事儿：“青春不需要精明，朝阳奔涌，不计双手倒插荆棘。”甚而至于，他将胡冬加冕为“个人主义绝版英雄”，将此诗加冕为“不生锈的诗”，加冕为“有限人生与无限上帝之间，摸着石头反复接轨的美学巨著”。据胡冬后来回忆，就在写出此诗的翌日，“莽汉”这个词忽而被他脱口说出。本来，这只是诗人的自我命名——“我只关心我自己的语言，也只在这个意义上，我是我自己的莽汉。”没想到经过万夏传球，李亚伟补位，马松倒挂金钩射门，郭力家转会，竟组成了一个黑马般的“莽汉派”。1984年1—3月，胡冬所写“莽汉诗”，据说仅有二十来首，但他无疑是“莽汉派鼻祖”，《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巴黎去》无疑是“莽汉派元典”。然而从头到尾，此诗纯属虚构。种种想法都是“没法”，种种行动都是“未动”，种种“壮举”都是“不举”。王一川怎么说？“本文的狂欢替换了现实的狂欢。”唉，“狂欢”只能寄身于“异域”，“异域”只能寄身于“本文”。不过野兔子与野猪，眼看要跑了，他乘上的不是“慢船”而是“火车”，去的不是“巴黎”而是“伦敦”。诗人多次描绘过这个情景——“我”乘上的火车越过了“满洲和西伯利亚的边境”，突破了“强大的父语的防线”，在眼前展开了“一个器官般耀眼而壮丽的自然”，这个自然就是“母语”。“不是诗人保持了母语，而是遥远的母语把诗人从流放中辨认出来，保持他，并赋予他无限的忠实和忠实的自由”。来读《母语》：“我才会嬉游在她羊水的海角天涯，/更在那待见的分晓，/痛吟着与她并力的心跳。”来读这首 ：“鱼嘴吞咽洪水，/麂子跃过断崖，而谆谆的父老们/在神迹的茶炊里仿佛等待了/最长的时间，直到母语/又生下母语，在她隐避的有生之年。”诗人说，“诗人本人也像是词语的鲑鱼，即使在养殖场里，鲑鱼也具有诗人的表情”，又说，“诗人所失去和得到的自由，正是鲑鱼在激流中追溯的自由”。可参读《筮书》和《绕树三匝：父语时代的流亡，表达和记忆》。回头却说“被她重新生下”——这个“她”既可指“母语”，又可指“伦敦”，因而“我获得了西方和中国的双重幻象”。诗人也曾住在约克郡，并写出《扭曲的尖顶》，据说一个汉语诗人从中读出了“英国性”，一个英语诗人从中读出了“东方性”。他解释说，“卡”，就是活结变死结，就是上也上不得下也下不得。那个汉语诗人和那个英语诗人“在同一首诗里看到相反的异质性”；而胡冬，他更加看重“个人异质性”——“那就是他知道如何发挥并抵抗自己的才能”。由此或可看出，诗人已悄然抓住了他的关键词——“不”。来读长诗《给任何人》：“不，不，不——野象的三段式警告/吓跑了悠远的游牧和推论的猩猩”，“那么，这是不。‘不’是我们的局限。/我深知我早已容在里面”，“请以书法的岣嵝，写出书法的峻严。/时代多出一个不，‘不’的隐庐眼含它展翅的//鸿鹄”。诗人怎么说？“这个呼唤时而强烈，时而温和，它在强烈的时候接近于‘No’，更多时候，它温和地接近于‘But’。”“No”也罢，“But”也罢，不仅调皮于“父语”，敛祍于“母语”，而且施压于“自身”。“他不得不以‘不’为诱饵，在字斟句酌中呼唤出那个跟自己博弈的对手，也就是那个诱人的‘反我’。”诗人之追求“反我”，便如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之追求“对立面”。“反我”与“对立面”，也许本领更加高强。他解释说，“明”，就是二元论，就是龙凤胎；“不”，就是二元论的量杯。那该怎么办？“在同世界的修辞关系的临界点上不断调整自身。”长诗《给任何人》，堪称“不论”，亦堪称“但书”——后者乃是诗人的生造词，前者却是笔者的生造词。“但书”，就是指“关于But的专著”；“不论”，就是指“关于No的专论”。古人今人都这样命名，比如，《伤寒论》或《昆仑书》。却说胡冬历来拒绝同人，坚持独钓，其诗深锁抽屉，既不发表也不出版。因而，他的骄傲也便等于绝望——“哪里有诗，哪里便不再有知音”；“我走得太远了，因为龙在等我！其他怪物都不配成为我单挑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