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心得

小说的身世

四十年前，插班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是最重要的必修课，也是我最想学好的一门课。遗憾的是，毕业拿学分的考试——考题好像是“谈小说语言”，老师给我判了五十九分，差一分及格。但我还是多少有收获的——至少摸到了中国小说源流的一点皮毛。

小说从一开始就是被看不起的。春秋的庄子明确说“小说”不足以达到“大道”。《汉书·艺文志》说“小说家者流”都是些搬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稗子那么小的官儿，引用了“孔子曰”——正经人是不干这活儿的。其实这话是孔子的学生子夏说的。子夏多少给“小说家者流”留了一点面子，“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只是对远大的事业恐怕有妨碍。

当然，这里的“小说”，并不是一种文体。按《汉书·艺文志》所开列的书目，凡无关大雅无类可归的杂书就叫“小说”。

汉魏六朝到唐开元、天宝，《搜神记》《世说新语》以及《山海经》《穆天子传》之类才开始有了传奇小说的萌芽。北宋灭亡前，僧人为了传教，把佛经故事（变文）从寺庙讲到勾栏瓦舍，一些文人也跟着写传奇文，将社会新闻、男女之遇乃至妓院情景纳入笔下。其中较有影响者如《莺莺传》（元稹）、《李娃传》（白行简）、《柳毅传》（李朝威）等，成为后来的戏曲题材。三国、隋唐一类历史故事广泛流行，长篇小说露出端倪。

南宋至明弘治后期，出现了今本《三国志演义》以及《忠义水浒传》的原始本。描叙已脱离史的拘束而进入自由抒写。评话小说开始产生，少叙古事而多描现状，真切活泼地描写眼前世态。

由明嘉靖到清乾嘉，中国小说进入全盛时期。笔记已不入小说之流；传奇小说因《聊斋志异》而勃然中兴；以“三言”“二拍”为代表，评话小说踵武其后。长篇小说《水浒传》被润改为完美的今本；《武王伐纣》被扩大为《封神传》；《唐三藏取经诗话》被取作《西游记》的张本。以《金瓶梅》《红楼梦》为标志，长篇小说登峰造极。

然后，就像所有事物都不能逃脱抛物线一样，中国小说走进了自己的衰落期。从清乾、嘉以后至 “五四”以前，所有的小说形式都显出疲乏和模拟的情态：评话小说绝迹，传奇小说复归原始笔记。长篇小说另开暴露社会黑暗一途，利用市民心理，揭露私人恩怨阴私黑幕。又有描写妓院及淫乱的《海上花列传》《九尾龟》《肉蒲团》等。传统中国小说走到绝境。

晚清，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以图重振小说地位。疾呼小说“如空气，如菽麦，欲避不得，欲屏不得，而日日相与呼吸之餐嚼之矣”（《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把小说的重要性夸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主张把小说从“华士坊贾”的手中拿过来，创作“新小说”，为“改良”服务。在肯定小说的社会价值的同时，把小说变成了政治主张的宣传品。

这时候，一种外来的影响，以比魏晋隋唐时代进入中国的佛教更为强大的气势，给中国小说以一种新的推动力，诞生了以鲁迅小说为代表的现代意义的新小说。全新的文学传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大放光彩。

即便如此，仍不乏对小说的贬斥。当年我所在小镇一位业余作者在恢复高考考上大学的第一天，教师就警告：大学是培养学者的地方，写小说是没文化知青的事——虽然这位教师一直在写小说，一直发表不了，也因此一直进不了省作协。

小说作为一种纯粹的文字艺术形式，真正受到颠覆性挑战，是视听艺术的勃兴，尤其是网络和AI的出现。早年一道投身文学的许多朋友不只放弃了小说写作，还在微信群里对小说写作极尽挖苦嘲笑：白居易《琵琶行》里那位曾经让“五陵年少争缠头”的京城歌女，终至“门前冷落鞍马稀”，沦落在萧瑟秋夜的寒江上独守空船，就是当今小说作者的写照。我无言以对，只能退群。

我从来没有认为小说写作是多么非凡的事业，一样不过是世俗社会五行八作的一种。小说写作的确热闹过，但从没有高贵过。有人曾经把小说作者称作“精神贵族”，那是一句批评的话。也许有人真是“贵族”，但没有普遍性。

小说的命运有一点像《红楼梦》里的晴雯，“身为下贱”却“心比天高”。千百年来，经历起伏的小说有一点始终未变，即小说是一种揭示：人世间的真、善、美尽在其中，假、恶、丑无可遁形；是一种评判：任随遮掩、涂改、歪曲、矢口否认、蓄意抹杀，公道自在人心，是非功过，水落石出；是一种良知：无论怎样光怪陆离的表象下面，永远有一颗为最多人认可的坚固的价值内核；是苦海沉浮的罗盘，是世道人心的晴雨表，是民间的旌表，是历史的耻辱柱。

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保有基本的自尊和起码的人格，“小说家者流”在社会中就虽然是一个边缘人群，但决不是一个卑微人群。真正优秀的作品，绝不会被有素质的读者忽略。

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变化都是必然的。但文学作为一种心灵的诉求，永远会与人类共存。法国现象主义美学家杜夫海纳认为，作为审美最重要对象的艺术作品是历史进程的产物，所有这样的审美对象都是“一个历史的纪念碑”。审美对象在各个时代的文化基本保持一致的过程中，或死亡或再生，或消失或复活。一种新的审美对象也将依赖于历史为其指针的审美知觉。

小说世界的美好依然是可以期待的。

两种神话

中国和希腊都是文明古国，都对各自地域发生过深远影响：东亚多国曾以中国为师，希腊则是欧洲的精神故乡。

读欧洲文学史，接触到希腊神话，发现中国神话和希腊神话有许多颇有意思的异同。试举几例。

先说同——

中国神话和希腊神话都有创世的内容，都有关于洪水的描写，又都表现出人类早期母系社会的某些特征如母性崇拜，又都可以看出人类早期婚姻不像而今这样规范：

女娲同哥哥伏羲有兄妹婚；大地之神盖亚竟同儿子乌拉诺斯生了独目百臂巨人克洛诺斯，是乱伦。

至于不同处，似乎更多些——

中国神话比较现实，神话历史化。即使较为可信的史书如司马迁的《史记》也是从三皇五帝写起。就是说，三皇五帝这样的神实际也就是一些象征性的人。

希腊神话虽然神人同形同性，但神是神，人是人，同现实生活的联系不那么紧密。希腊人也不像中国人这样虔敬地以神（如炎黄）的子孙自命，也不大会相信宙斯是他们某一历史阶段的一个领导者。

因为同历史合一，中国神话中的帝王个个都是地地道道的神，道貌岸然，至高无上，从来不犯错。而希腊神话中的头儿就不怎么样。宙斯十分放纵，经常乱搞；神后赫拉心胸狭隘，是个醋坛子，实在说不上贤惠。中国的神分出了好坏。好的绝对好，坏的绝对坏。颛顸、黄帝、夸父光芒万丈，共工、蚩尤、鲧遗臭万年。希腊的神则多有二重性格，不好不坏，亦好亦坏，说不上高、大、全，却同人较为接近。

中国神话中的帝王触犯不得，希腊则似乎无所谓。刑天反抗黄帝，被砍了脑壳——“刑天”就是砍脑壳；宙斯弑了父亲，却照样做了天上和人间的管理者，一般人在心理上也接受了这个事实。同样是造福人民，鲧偷息壤，被黄帝发现，杀害于羽山，后人也对他加以蔑视；普罗米修斯盗火，却受到永恒的崇敬，被看作真理传播者的化身。

中国神话中，原始父亲只有一个，最高的主宰者也只能有一个，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家无二主。国君或氏族领袖也就是最高的家长。颛顸与共工，黄帝与蚩尤打得焦头烂额，都是为争夺大一统的统治权。希腊神话中，男性的强者则结成联盟。如宙斯同他的两个兄弟——海神波塞冬、地狱之神哈迪斯结成“兄弟联盟”，三个人共管天上、人间、海和地狱。

中国和希腊神话在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上的差异也很明显。突出表现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

中国的人伦是以父子关系为主的。女性即便是女神，地位也都有限。最大的女神女娲很神气，但在她造人之前，还没有社会。精卫是神农的女儿，精神虽然感人，毕竟只是个有点傻气的姑娘；女娲的姐姐谣姬只是个“旦为行云，暮为行雨”的河流神，甚至被后世文人借指为娼妓；娥皇、女英是妃子；西王母在《山海经》里是个豹尾虎齿而善啸的怪物。总之，都不怎么了不起。

希腊神话就大不一样。女神多得很，且地位也很高。盖亚是众神之母；赫拉使宙斯畏惧；最能征服宙斯的是美神阿佛洛狄忒，她儿子的金箭使宙斯做了许多荒唐事；九位文艺和科学之神（缪斯）都是女神；智慧、战争和丰产之神雅典娜是从宙斯的脑袋里跑出来的。尽管在希腊，父系社会同样最终取代了母系社会，男性原则最终取代了女性原则，但这种转化，却是因为女性的支持——雅典娜在关键时刻把关键的一票投给了俄瑞斯忒斯。希腊的女性、女性原则在一般的观念中受到尊重，希腊的人伦以夫妻关系为主，恐怕同此是不会没有关系的。

神话时代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童年时代。常言道，“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一个民族何尝不同样是在其童年时期就显示出它后来文化和心理构成的端倪。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延续最久的华夏文化。这显然是一个艰辛的历程。“夸父逐日”“大禹治水”都是证明。他们无疑是民族精神的代表。然而似乎也不应该忽视宗法制制约下的共性至上的群体原则，某种程度造成了对个性全面发展、个体精神积极发挥的窒息；反映血缘宗法观念的人身依附原则的“尊卑有序，贵贱不衍”等级观念，与现代网络型社会结构必然冲突；封建宗法制观念，必然阻碍法治社会的建立；传统惰性心理养成的循古复古性格倾向，必然阻碍现代化所要求的开拓和创造。比如唐朝古文运动这样的中国史上的复古思潮，无一不是厚古薄今。而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古典主义运动，其目的却是为了否定现实，推动社会进步。

令人欣慰的是，历史终将进步。华夏文化的优秀成分终将发扬光大，其糟粕污垢也终将被荡涤一新。

散文刍议

一、“容易”其实最不容易

读到江苏作家陆永基的文章，谈及小说与散文的不同特点，令人信服地指出：

“小说创作，尤其是纯文学的小说创作，有着特别的难度，要形成小说创作群星璀璨的局面很不容易……小说最鲜明的特点之一是虚构，还必须是能够形成内在情节链、细节链、思维与情感逻辑链的虚构，可以直接借助的东西相对就比较少，一般得完全依靠作者自身的文学感觉、创作想象、技能训练和各种素养积累，是特别艰辛的……除了创作上的艰辛，实际的生存处境也是相对孤寂的。一般的文学爱好者，如果没有坚定的情怀，很难耐得住这份艰辛和寂寞，选择纯文学小说作为自己文学志向的人非常难得。能够活跃在小说创作（尤其是纯文学小说创作）领域的作家不仅屈指可数，年龄也大多在中年以上，情况堪忧……至于散文，大凡有了一定的文学素养，生活中有了感受，谋篇行文相对还是比较容易的。因而，许多文学爱好者，起笔创作为散文是最常见的，数量非常之多，有的散文作者，涉及散文才几年就能出版多部的散文集。”

不过，恰恰因为“比较容易”，散文写作在事实上并不“容易”。世界上凡是最容易的事，其实都是最不容易的事。下象棋容易，要下到谁与对弈都先自小心三分谈何容易。写父爱的散文不计其数，有多少可比朱自清的《背影》？

散文历经中国古代文学的广义阶段，进入近现代，向狭义转变，趋近纯文学，成为与诗歌、小说、戏剧并行的一种文学体裁。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独领风骚的小说黄金期成为往事，在大为萎缩的读书人群中，散文作为一种写作方式灵活的记叙类文字，拥有了相对多的读者，散文作者作品因此日渐增多。但也许正因此，散文写作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或借助搜索引擎，将街头标语口号、报章豪言壮语、单位数据资料杂烩，满满一锅“大格局”“正能量”；或一本正经，无限深沉，情怀爆表，开口“家国”，闭口“时代”，完全忘记了没有独特的个体经验和人性观照，“家国”就只能流于空泛，没有切实的现实感受和思想深度，“时代”就只能是虚无缥缈的梦幻；或炫耀摆谱，拐弯抹角地凡尔赛，刻意表现内心的猥琐和无聊；或孤芳自赏，无病呻吟，像让书童扶到园子里咳一口血的才子，满篇人世慨叹，隽言睿语，心灵鸡汤，让人口舌发腻，肠胃直翻；或故作高深，彰显“品位”“格调”，说域外，则必有文化比较，谈吃喝，则美食家非其莫属。这类文字，不免鹦鹉学舌，拾人牙慧……种种流弊，让人对散文不免轻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