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画像描绘的蜀地生活

古代文献记载中的古蜀国，是一个颇为神秘的地方，扬雄《蜀王本纪》对古蜀先王的记载，就有着较为浓郁的传说色彩，常璩《华阳国志》对古蜀早期历史的记叙也比较简略。三星堆与金沙遗址等考古发现揭示，古蜀时代已形成了灿烂辉煌的青铜文明，已经有着兴旺的农业畜牧和繁荣的经济文化。秦并巴蜀之后，获得了蜀地充裕的人力物力，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全国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此后秦人大量移民至蜀，带来了北方中原地区的农耕与冶铁技术，建造了成都、郫城、临邛等城市，有效地促使了蜀地盐铁业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对蜀地的民俗民风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李冰治蜀时，修建了都江堰，使成都平原成了名副其实的天府之国。到了西汉时期，蜀郡太守文翁大力兴办学校，积极倡导教育，促使了成都的文运勃兴。秦汉以来的天府文化，以及成都和蜀地的民俗民风，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既继承和沿袭了古蜀文明的积淀，又吸纳与融合了其他区域文明的诸多因素，从而形成了绚丽多彩而又独具一格的特色。

汉画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时代的产物，其内容包罗万象，极其丰富，几乎涉及了汉代社会的各个领域。汉画不仅有极强的鉴赏性，使人赏心悦目，每一幅都是弥足珍贵的艺术品，而且从其描述的大量社会内容来看，那些绚丽多彩、琳琅满目的画像更堪称形象的历史画卷。

对当时社会生活诸多内容的真实描绘，始终是汉代画像表现的一大主题。四川出土的大量汉代画像砖与画像石，就对秦汉以来蜀地的社会生活面貌、民俗民风、农业生产、工商贸易、车马交通、市井建筑、宴饮歌舞等诸多方面做了生动的刻画。通过这些画面，可以了解到天府之国的经济繁荣、农业和手工业的兴旺，市民百姓大都过着安居乐业的日子，市肆繁华，商贸活跃，城市生活欣欣向荣，为天府成都的优雅时尚提供了充裕的保障，充分显示了这座城市的神韵与魅力。

首先是社会经济生产方面。汉朝由于实行了鼓励农耕、减免田租等一系列有力的措施，而使农业生产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汉代蜀地的农耕与稻作文化也日益兴旺，开始使用北方传入的铁制农具，如锸、锄、钁、镰、斧、刀之类，以及铲、镐、耙、铡刀等农具也已普遍使用。四川出土的汉代画像中对当时常用的铁制农具就有大量真实而生动的描绘，四川德阳出土的一件画像砖上，描绘了农田中两人播种、四人双手挥动鈸镰芟草拨土的情景。四川新都出土的一件画像砖上，则描绘了两农夫在水田中持耙薅秧，另两人手执弯镰除草驱赶家畜鸟兽的场面。还有四川大邑县安仁乡出土的一件画像砖上，描绘了六位农夫在田中收获，三人持弯镰俯身割取谷穗，两人挥舞鈸镰芟除禾秆，一人肩挑禾担手提食具而返。这些画面，大都具有较强的写实性，从不同角度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农耕生活的一些细节。什邡出土的一件画像砖上，也刻画了薅秧除草的情景。通过这些画像中的描绘，可以清楚地了解汉代常用农具的形状与功能，以及当时农业耕作中的各种情形。由于铁制农具的普遍使用，也促使了蜀地冶铁业手工业的兴起，加快了社会经济的增长和繁荣。而随着蜀地农业的兴旺发展，耕地面积得以扩大，提高了农业产量，推动了人口的

增长。

其次是蜀地蚕桑和纺织的发达。植桑养蚕在蜀地起源甚早，秦汉时期已经开始生产精美的蜀锦和刺绣。成都市郊曾家包汉墓出土的画像石上，就刻画有两部织锦机与女工坐在机前织锦的情景。四川彭州市义和乡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上有桑园图，园内的桑树非常茂盛，一人持竿立于园内，旁边为农舍屋门，这也间接地反映了当时桑蚕业的兴旺。据史料记载，汉代蜀郡的丝绸生产位居全国第二，成都更是因盛产蜀锦而闻名于世，有“锦官城”的美誉。扬雄《蜀都赋》中描述说：“若挥锦布绣，望芒芒兮无幅，尔乃其人，自造奇锦。”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对成都盛产蜀锦也有真实的记载：“其道西城，故锦官也。锦工织锦濯其〔江〕中则鲜明，濯他江则不好，故命曰‘锦里’也。”《后汉书·公孙述传》有“女工之业，覆衣天下”之说。东汉末，刘备建立蜀汉政权之后，厚赐关羽、张飞、诸葛亮等人的便是丝帛，在当时，丝帛是很贵重的物品，是像流通货币一样的等价物。诸葛亮上书后主说：“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也说明了种桑养蚕在蜀地一直是非常重要的副业。蜀汉时期的蚕桑业，不仅是百姓维持生计的手段，也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诸葛亮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蜀锦美轮美奂的质地和绚丽多彩的图案，受到了周边区域热烈的欢迎。蜀人通过频繁的商贸活动，将精美的蜀锦和刺绣源源不断地销往外地。近至长江中游吴国的王公贵族，远至中亚、西亚以及希腊的有钱阶层，都竞相购进这种奢侈的消费品，他们以穿着和使用蜀锦刺绣作为华贵的象征。

再者是蜀地的冶铁业与盐业也很发达。秦汉以来，蜀地冶铁与农具的制造，以及井盐的开采与销售，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也促使了社会的兴旺和富裕。冶铁在秦汉时期是一项新兴的朝阳产业，一些精明的商人就是靠冶铁而迅速发家致富的，如秦灭巴蜀后由北方与山东迁徙到蜀地临邛的卓王孙与程郑等人，都靠冶铁发了大财，就是最为显著的例子。《汉书·货殖传》说：“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之蜀。……卓氏曰……吾闻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踆鸱，至死不饥。民工作布，易贾。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憙，即铁山鼓铸。”蒙文通先生认为：“这说明临邛早已发现铁矿，所以专搞冶铁的卓氏求远迁临邛。”除了冶铁业，蜀地的制盐活动也异常活跃，秦汉时期已有了较大规模的盐业生产。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李冰治蜀时曾“穿广都盐井、诸陂池，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焉”。开凿盐井，制盐销售，当时在全国应是首创。

冶铁业与盐业在西汉前期的经济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从《汉书·地理志》看，有盐官的地方仅二十八郡，蜀郡的临邛、犍为的南安（今乐山、夹江、洪雅、犍为、荣县）都有盐官。有铁官的地方是四十郡，但蜀郡的临邛、犍为的南安、武阳二县都有铁官。卓氏、程郑是用冶铁致富，后来“程、卓既衰，至成、哀间，成都罗裒訾至钜万”，他“往来巴蜀，数年间致千余万……擅盐井之利”，这是以盐井致富的典型例子。成都地区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中，就有不少反映盐业生产的画面。成都郫都区出土的画像砖上就刻画了制盐的场面，画面以山林为背景，画面的左下边山峦间有盐井，井上竖立高架，架分两层，每层立有二人。邛崃花牌坊出土的“盐井”画像砖，虽然尺寸略小，但画面上也清晰地表现了制盐的全过程。

还有酿酒业、市肆买卖与商贸活动，在天府成都也很兴旺。汉代是喜欢享用美酒的时代，所以酿酒业在两汉时期也是非常昌盛的。四川出土的画像石与画像砖上，对此也有较多的刻画。例如成都曾家包汉墓出土画像石上刻画有“酿酒图”。四川出土的画像砖上也有很多描绘酿酒的画面，还有酒肆沽酒与售酒的情景。汉代人喜欢宴饮，官府应酬频繁，有钱阶层和大户人家经常宴请宾客，都离不开佳酿美酒，所以汉代的酿酒业是非常兴旺的。不仅官府和地主庄园有自己的酿酒作坊，专门从事酿酒和经营酒肆的商家数量也很可观。汉代画像上描绘的此类画面很多，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宴饮频繁和酒业兴旺的状况。

天府成都的教育与文化也很发达，形成了浓郁的文化氛围和良好的社会风气。文翁是西汉文景时期的蜀郡守，是一位特别重视文化教育的地方大员，在蜀地曾大力兴办学校，促使了蜀地教育事业的兴旺，同时也开创了全国各郡办学之风，对人才的培养和文学的繁荣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汉书·循吏传》就记载了文翁在蜀地办学的经过。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说：“孝文帝末年，以庐江文翁为蜀守，穿湔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顷。是时世平道治，民物阜康，承秦之后，学校陵夷，俗好文刻。翁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遣隽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立文学。孝景帝嘉之，令天下郡国皆立文学，因翁倡其教，蜀为之始也。”《汉书·地理志》也有记载：“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而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由此可知，文翁、司马相如、扬雄等人，都是对蜀地的教育事业和文化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杰出人物。文翁倡导教育的功劳堪比李冰建造都江堰，使天府成都成了文运勃兴之地。四川博物院藏的画像砖上有传经讲学的画面，描绘的是西汉成都文翁石室授经讲学的情形。成都市郊曾家包汉墓出土的墓门画像石上，刻画有一位年轻男子，头着帻，身穿广袖长服，跪捧书卷，做阅读状，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读书之风，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汉代天府成都教育与文化发达的生动缩影。

秦汉以来，蜀地的经济文化日益发达，蜀人的衣食住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城市建筑、车马交通，到民间的庭院居所，都很繁华，富有特色。还有歌舞音乐、杂技表演等各项娱乐活动，也是丰富多彩，充分展现了天府成都与蜀地的社会生活情景，可谓琳琅满目，充满活力，气象万千。在四川出土的汉代画像中，对此也有很多生动传神的描绘。

例如成都市郊出土的画像石上，刻画了一座双层楼房、一座宏大的仓房、一座吊脚楼房，附件有水田与池塘，描绘了踩碓、捧送粮食、驾船捕鱼等情景，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经济生活与建筑风貌。四川成都市郊出土的画像砖上还刻画有庭院式建筑，画面描绘的是一幅形如田字的四合庭院俯视图。四面由围墙与长廊形的五脊平房连接，庭院内由纵横隔墙分为几个小院落。这幅画像对当时的庭院结构与生活情景做了逼真的描绘，从中可以看出蜀地与南方地区庭院结构的特点，与北方和中原地区的庭院建筑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但也有一些明显的差异。比如在建筑形式上，在用材上，在院落功能分布上，都有所不同。秦汉时期有很多从北方移居入蜀的官员或商人，他们带来了很多北方的东西，譬如筑城，自然也包括房屋的修建。巴蜀和南方地区上古以来流行干栏式建筑，庭院式建筑应是吸取了北方的建筑形式而出现并日渐流行的。随着全国的统一和行政管理的加强，汉代各地的文化习俗有了更加明显的趋同性。建筑形式也是如此，比如汉阙形式在南北各地的流行，庭院式建筑也不例外，成了各地富豪人家的标志性建筑。当然，由于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的不同，也由于建筑材料和生活习惯的差异，不同地区的建筑还是有一些较为明显的差别。

成都这座城市里的桥梁也是比较多的，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说：“州治太城，郡治少城。西南两江有七桥。”四川新都出土的画像砖上就刻画了车马过桥的情景，画面上描绘的桥梁为有栏杆的劵拱木桥，下面有两排桥柱，每排四根柱子，一辆单马驾驶之车正从桥上驰过。另一件画像砖上则刻画了一辆由二马驾驶的华丽轺车，从一座宽阔的木桥上疾驰而过的情形。汉代马车的车轮大都比较高大，可以适应各种路况，也便于涉水。车马在汉代不仅是重要的交通工具，更是身份等级的象征。

四川出土的汉代画像中，描绘车骑出行的画面非常多，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天府成都的车马交通状况，特别是对当时贵族与富豪阶层生活情形做了真实的描绘。例如成都市郊出土的一件画像砖上描绘的斧车，就非常生动，车上乘坐二人，中间竖立一斧，车厢两侧还斜放着两根长矛，一匹健壮的骏马驾车疾驰，车后两位步卒扛着旌旗随车奔跑。另一件画像砖上也对斧车作了传神的刻画，车上竖立的大斧，斜放的长矛，巨大的车轮，驾驭者的从容，以及骏马的矫健，都栩栩如生。《后汉书·舆服志》有“县令以上加导斧车”的规定，千石以上至二千石官吏出行时都使用导斧车，以显示威严。上述两件画像砖上描绘的正是这种

情景。

两汉时期，天府成都与蜀地的歌舞表演，也非常流行。四川出土的汉代画像对此也有丰富多彩的描绘，充分表达了蜀人对舞蹈与音乐的喜欢，同时也反映了汉朝的社会生活风气，歌舞流行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成都市郊出土的画像砖上，就有较多描绘宴乐歌舞的画面，比如有一件画像砖上描绘了一人长袖起舞、一人击鼓助兴、一人操琴伴奏，男女主人端坐观赏的场景。另一件画像砖上则生动地描绘了一幅观赏舞蹈杂耍的场面。成都郫都区出土石棺画像刻画有“宴客乐舞杂技图”与“曼衍角抵水嬉图”，画面也生动地展现了当时欣赏歌舞与杂技表演的情景。从出土此类画像汉墓的数量与规格来看，除了官宦人家与富有阶层，可知普通市民百姓对歌舞与杂技表演也是深为喜欢和欢迎的。

汉代还出现了一些外来的舞蹈。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东西方交往日益频繁，来自西域和中亚的胡商与使团不仅给中原和内地带来了大量外来的物产，也带来了许多富有异域特色的歌舞杂技表演。四川新都出土的一件汉代画像砖上描绘了在骆驼上面做建鼓舞表演的情景。彭州、广汉出土的两件画像砖上，都描绘了跳丸、在叠案上作倒立表演，德阳出土的一件画像砖上也描绘了叠案倒立表演的情景，这些场面也都带有外来艺术表演的特色。《邺中记》有“安息五案”的记述，说明这种表演可能来自安息（今伊朗）等处。

四川出土汉代画像上的这些画面，反映了天府成都丰富多彩的生活情景。观赏这些画面，不仅可以了解到当时的城市建筑和社会各阶层的衣食住行，也能看到当时人们对优雅时尚的追求。优雅时尚不仅是秦汉以来天府民俗中的亮点，也生动而又深刻地反映了蜀人的生活品格与精神风貌。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优雅时尚可以被称为天府成都最引人瞩目的城市气质。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这个特点也得到了很好的延续，为天府成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增添了浓郁的魅力。

（作者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