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共生
步入安藤忠雄设计的和美术馆(HEM),如同进入了像水波纹一样由“圆”心无极限向四周扩散,最初始只有自己,但逐渐地,展览也将建筑、建筑师的视角、光线、潮湿,拖入到同一个空间里,一个充满了人与非人共生的时间,这个世界不能被我们完全支配,一个波动纪的世界与我们的共生。关于如何“共生”?我们除了可以探讨人对自然的作用力之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可以如何更好连接?Stuart Weitzman(思缇韦曼)与为女性赋能并倡导道德时尚的国际非营利组织Mercado Global展开合作,将特别打造的限定手工织染提花面料呈现于2024春夏系列精选凉鞋之上。
Stella McCartney携手北美原住民倡导者、气候战士奎纳·钱斯霍尔斯 (Quannah Chasinghorse),发布第二组2024夏季系列广告大片。全球知名烈酒集团人头马君度 (Rémy Cointreau Group) 围绕10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构建企业责任章程,并携手旗下品牌在全球推行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各项举措,以实际行动守护息息相关的风土,将自然与人文紧密联合。此外,我们还特别邀请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Sarah Mann也在身体力行,除了关注人与自然,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共生关系。
艺术人文 汪建伟波动纪

自上世纪 90 年代至今,汪建伟一直在探索知识综合与跨学科对当代艺术的影响,尝试使用不同学科的方法去创造新的艺术语言。汪建伟应邀参加了国际众多电影节、戏剧节、艺术展览和重要学术活动。2008 年,汪建伟获得了美国当代艺术基金会(FCA)授予的2008年度艺术家奖。
近日,艺术家汪建伟的个展“波动纪”于和美术馆开幕。这是艺术家继“寒武纪”和“行于泥浆”之后,再次将自己的工作推进至一个与深度时间与思辨实在有关的思考中。
波动,在这里被艺术家放入到一个更大的背景中去理解,即每一个我们通常能确定的事物都会是一个波动族,一辆电动车、一罐颜料、一块木板,都会逼出我们有限的知识,但即便是这样,我们仍然是不能通过各种知识、手段去穷尽它们。“波动纪”是关于更深的时间和世界的模糊性。就像“对象引导本体”所描述的那样,今天,我们面对的每一个对象也许都是一个黑洞,无论你采取何种方式,你都无法直接抵达它们自身。在此基础上,展览也将建筑、建筑师的视角、光线、潮湿,拖入到同一个空间里,一个充满了人与非人共生的时间,这个世界不能被我们完全支配,一个波动纪的世界与我们的共生。
对话 汪建伟(H=和美术馆HEM)
H:首先能否请你介绍一下本次展览的作品与展陈。你尽可能避免提前以任何图片的形式公布作品,似乎非常强调观众与作品在场域中的首次相遇,这在今天的展览节奏中是极其罕见的。
汪建伟:首先,我觉得美术馆跟艺术家做不同的工作,但是有一个工作可能是共同的,那就是打破常规。第二,我觉得今天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一个屏幕的世界。我们跟屏幕实际上是共生关系。我们所有的图像实际上都是通过屏幕来获取的。如今展览图像似乎成为了展览本身的从属。我觉得一个展览,从扁平性本体论来讲,图像跟非图像之间应该是平等的,所以我实际上是在捍卫它们之间的平等性。
H:所以你选择「波动纪」这个题目,也是为了阐明对象与关于对象的知识之间无法被穷尽的可能性。
汪建伟:对的。现代主义的分类导致了我们的世界是有限的,遵循某一种划分,而且这种划分是可计量的。但实际上我们今天要面对的这个世界,它是不可能被我们已有的知识所穷尽的,包括我们现在说跨学科或者多学科,无论有多少学科,这个对象它总是不会被这些所有的关系的总和所穷尽。对象总是在这些关系当中隐退。
H: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哈曼的?
汪建伟:最开始是零几年,有一批思辨实在论的哲学家,包括梅亚苏、布拉西耶、哈曼等,他们在英国金匠学院有一个讨论会。尽管他们达成了对“思辨实在论”哲学概念的初步命名,但是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太一样的观点。一开始我其实是对梅阿苏感兴趣,他有一本书叫《有限性之后》,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在今天仍然是延续康德以来“物自体”的哲学思路,就是我们只能思考人类能思考的地方,人类不能思考的地方,就交给了以数学为基础的科学。但是我觉得哈曼更激进。他认为“物自体”不能变成我们的负担,因为我们今天必须要捍卫“人类思维不能够穷尽所有”这样的事实,捍卫非关系性的内涵,这也是今天的艺术要捍卫的东西。而且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哲学跟艺术是共享这样一个基础——感知性。后来实际上还有比如生物学家马古利斯,从不同的角度解释这个概念。这些东西共同提供了一个新的认识世界的方法。
H:你早年还有油画、戏剧等各种创作实践,我们是否能认为你在彼时仍在处理“人类世”的概念呢?
汪建伟:其实我觉得人类世和非人类世这个概念,也是最近才逐渐地开始讨论,我以前做戏剧、做文件,当时叫跨学科、跨媒介。这个问题让我突然想起,其实我的工作里一直会呈现出对关联性的抗拒。比如说我在做戏剧的时候,演员在排练的过程中即将要呈现一个意义的时候,我们就会停下来。他们的身体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们会展示出来某个意义倾向的时候,我认为就变得很危险,所以说我的排练的概念跟大多数的导演是不一样的。排练不是要把一个事情做到完美,排练是一个过去的东西已经结束了,新的东西还未产生,但是这个时候你必须要行动,这个行动就叫排练。所以说从戏剧这个概念来讲,它的每一个时刻都意味着要发生什么。我就是要抗拒这个我们可以用以前的知识就能捕捉的这个东西。


H:你与对象(作品)的关系是什么? 观众又如何与作品发生纠缠?
汪建伟:在以前,我们认为身体是人类思想连接世界的中介。这个时候对象就是人类主体对客体的某种判断。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世界已经变了,不管人是否在现场,物与物之间也是平等的,而且他们的关系也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因此,我们说“观众”这个概念也是有问题的,它本质上暗示了主体面对客体的逻辑。
H:你平时是如何工作的?
汪建伟:我的绘画、雕塑和我的写作是同时进行的,并且这两者是不能相互作为证据的,我们不能以我在《波动纪》里的文字证明我的作品,或者反过来作品证明了文字。第二就是我觉得我在建立一种新的艺术家的工作方式,就是没草图或草稿,我的小说也是这样。因为草图是对艺术家的一个欺骗,是艺术史对艺术这个工作的一个欺骗,它看起来好像很合理,但是第一,创作这个过程很漫长。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你会有很多次被改变。第二,这个过程很难回溯,你怎么能够找到在这个过程中,是哪一个因素决定了作品,哪个因素没有构成这个作品?你能够摘出来的这些原因都是知识告诉你的。有很多非人类的东西是你或者已有的知识判断不了的,那么它就被你排除在外了。很多人认为你要有了一个艺术的原因,就一定会有一个艺术的结果,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你有艺术的原因不一定就有一个结果,这个因果关系在今天必须重新写。
H:但我觉得你的这个批判对于当代很多的艺术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汪建伟:我觉得每个艺术家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已经在挑战了,但是挑战的方式不一样。我也是用了很长的时间才开始习惯这种工作。比如说一个雕塑,如果没有草图,就意味着每天都要修改、停顿、再修改、再停顿。它现在带给我一种认识时间的方法。我们不再受到时代或者表盘上那个时间的影响,这个时间是只跟每个个体有关的。我觉得这个是今天艺术工作中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时间从你自己的劳动中流出。
H:哲学对你的创作会有一个怎么样的作用?
汪建伟:如果从扁平性上来讲,我觉得所有的对象都发生作用,哲学只是其中之一。当艺术家面对一个画布、面对一个材料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已经是共处一个庞大的生态了。首先,在你的脑子里有很多关于艺术史、新闻、甚至跟朋友之间聊天得到的信息,你处理任何一个工作的时候,这都不可能避免。第二,我在做雕塑的时候发明了40多个工具,这些工具以前都是用于开矿等工作,但是我现在把它用来对付木头。在这个过程中,谁修正了谁你不清楚。是你修正了工具,还是工具延长了你对材料的新的认识?我们不能用以前所谓的哲学、文学与科学这个角度,这种很粗糙的对知识的划分角度看待艺术了,只能通过共生进化这个概念来谈今天的艺术和艺术家的工作。
H:你刚刚提到这种共存,但是AI好像就不是这样工作的。
汪建伟:AI没有这样的能力。我们到底给AI什么了呢?人们抱怨AI,但把所有的脏活累活都给了AI。人把欢乐、愉悦、欲望都保留在自己这儿。
H:你曾经表示AI可能会迫使人类更迅速地进化,所以你如今认为AI对大脑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汪建伟:其实它就跟我们刚开始接触电脑、手机一样。技术和人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不是谁剥削谁,也不是谁吞噬谁,而是把双方都撕裂以后,重新产出一个东西。我们叫它涌现,也就是说整体的系统已经控制不住它的分支,而且这种分支会产生新的对象。涌现是不能回溯的,也就是说,我们是不能进行还原的。在今天,对于任何一个观察对象,你都不能把它还原成它的组成成分,因为这个组成成分比你想象得复杂。


H:这次展览的前言是由陆兴华老师撰写,请问你平时是如何跟陆老师沟通的? 对于陆老师对你作品的解读你是怎么看的呢?
汪建伟:我跟陆老师见面很少,我们的每一次合作都是一种偶然的相聚,就是并不知道彼此在干什么,但是突然发觉我们要面对这一大批涌现出来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各自有各自的看法。这算是一种平行的关系。我主要是在朋友圈上看见他每天读书、写作,我也读书、写作。我有大量的阅读跟陆老师有交集,比如说哈曼、莫顿和马古利斯。我现在还不知道他看了展览以后会如何评价。但是我觉得这就像艺术家没有草图一样,他也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面对一个相对陌生的展览涌现出全新的感知——而不是说,我首先有一个想法,然后我调动资料,把这个想法证明得很合理。我认为这个古典主义的方法已经非常过时了。我们因此也改变了策展人文字和艺术家作品之间的关联性。我们建立出一种生态性质的共生。所以说陆老师的文字和我的作品之间也是不能相互成为证据,我也坚持文字不能进入展厅。我觉得对每一个观众最大的尊重,就是尊重他的独一无二。我也觉得我不能替代其他的人来发言。当一个展览打开的时候,不光是有观众,还有射进来的太阳、打在作品上和展厅里的灯光、地板的颜色与作品之间的反差、斜的柱子、还有我设计的墙,这些全部是构成这个空间的元素。这些都是在今天我们必须面对的、真正意义上的扁平性——弧与直线的扁平,人与事物的扁平,光线、地板、灯光与作品、与观众的扁平。只有这样,我觉得才可能建立一种新的观看艺术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