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共生
步入安藤忠雄设计的和美术馆（HEM），如同进入了像水波纹一样由“圆”心无极限向四周扩散，最初始只有自己，但逐渐地，展览也将建筑、建筑师的视角、光线、潮湿，拖入到同一个空间里，一个充满了人与非人共生的时间，这个世界不能被我们完全支配，一个波动纪的世界与我们的共生。关于如何“共生”？我们除了可以探讨人对自然的作用力之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可以如何更好连接？Stuart Weitzman（思缇韦曼）与为女性赋能并倡导道德时尚的国际非营利组织Mercado Global展开合作，将特别打造的限定手工织染提花面料呈现于2024春夏系列精选凉鞋之上。
Stella McCartney携手北美原住民倡导者、气候战士奎纳·钱斯霍尔斯 （Quannah Chasinghorse），发布第二组2024夏季系列广告大片。全球知名烈酒集团人头马君度 （Rémy Cointreau Group） 围绕10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构建企业责任章程，并携手旗下品牌在全球推行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各项举措，以实际行动守护息息相关的风土，将自然与人文紧密联合。此外，我们还特别邀请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Sarah Mann也在身体力行，除了关注人与自然，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共生关系。
艺术人文 汪建伟波动纪
自上世纪 90 年代至今，汪建伟一直在探索知识综合与跨学科对当代艺术的影响，尝试使用不同学科的方法去创造新的艺术语言。汪建伟应邀参加了国际众多电影节、戏剧节、艺术展览和重要学术活动。2008 年，汪建伟获得了美国当代艺术基金会（FCA）授予的2008年度艺术家奖。
近日，艺术家汪建伟的个展“波动纪”于和美术馆开幕。这是艺术家继“寒武纪”和“行于泥浆”之后，再次将自己的工作推进至一个与深度时间与思辨实在有关的思考中。
波动，在这里被艺术家放入到一个更大的背景中去理解，即每一个我们通常能确定的事物都会是一个波动族，一辆电动车、一罐颜料、一块木板，都会逼出我们有限的知识，但即便是这样，我们仍然是不能通过各种知识、手段去穷尽它们。“波动纪”是关于更深的时间和世界的模糊性。就像“对象引导本体”所描述的那样，今天，我们面对的每一个对象也许都是一个黑洞，无论你采取何种方式，你都无法直接抵达它们自身。在此基础上，展览也将建筑、建筑师的视角、光线、潮湿，拖入到同一个空间里，一个充满了人与非人共生的时间，这个世界不能被我们完全支配，一个波动纪的世界与我们的共生。
对话 汪建伟（H=和美术馆HEM）
H：首先能否请你介绍一下本次展览的作品与展陈。你尽可能避免提前以任何图片的形式公布作品，似乎非常强调观众与作品在场域中的首次相遇，这在今天的展览节奏中是极其罕见的。
汪建伟：首先，我觉得美术馆跟艺术家做不同的工作，但是有一个工作可能是共同的，那就是打破常规。第二，我觉得今天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一个屏幕的世界。我们跟屏幕实际上是共生关系。我们所有的图像实际上都是通过屏幕来获取的。如今展览图像似乎成为了展览本身的从属。我觉得一个展览，从扁平性本体论来讲，图像跟非图像之间应该是平等的，所以我实际上是在捍卫它们之间的平等性。
H：所以你选择「波动纪」这个题目，也是为了阐明对象与关于对象的知识之间无法被穷尽的可能性。
汪建伟：对的。现代主义的分类导致了我们的世界是有限的，遵循某一种划分，而且这种划分是可计量的。但实际上我们今天要面对的这个世界，它是不可能被我们已有的知识所穷尽的，包括我们现在说跨学科或者多学科，无论有多少学科，这个对象它总是不会被这些所有的关系的总和所穷尽。对象总是在这些关系当中隐退。
H：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哈曼的？
汪建伟：最开始是零几年，有一批思辨实在论的哲学家，包括梅亚苏、布拉西耶、哈曼等，他们在英国金匠学院有一个讨论会。尽管他们达成了对“思辨实在论”哲学概念的初步命名，但是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太一样的观点。一开始我其实是对梅阿苏感兴趣，他有一本书叫《有限性之后》，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在今天仍然是延续康德以来“物自体”的哲学思路，就是我们只能思考人类能思考的地方，人类不能思考的地方，就交给了以数学为基础的科学。但是我觉得哈曼更激进。他认为“物自体”不能变成我们的负担，因为我们今天必须要捍卫“人类思维不能够穷尽所有”这样的事实，捍卫非关系性的内涵，这也是今天的艺术要捍卫的东西。而且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哲学跟艺术是共享这样一个基础——感知性。后来实际上还有比如生物学家马古利斯，从不同的角度解释这个概念。这些东西共同提供了一个新的认识世界的方法。
H：你早年还有油画、戏剧等各种创作实践，我们是否能认为你在彼时仍在处理“人类世”的概念呢？
汪建伟：其实我觉得人类世和非人类世这个概念，也是最近才逐渐地开始讨论，我以前做戏剧、做文件，当时叫跨学科、跨媒介。这个问题让我突然想起，其实我的工作里一直会呈现出对关联性的抗拒。比如说我在做戏剧的时候，演员在排练的过程中即将要呈现一个意义的时候，我们就会停下来。他们的身体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们会展示出来某个意义倾向的时候，我认为就变得很危险，所以说我的排练的概念跟大多数的导演是不一样的。排练不是要把一个事情做到完美，排练是一个过去的东西已经结束了，新的东西还未产生，但是这个时候你必须要行动，这个行动就叫排练。所以说从戏剧这个概念来讲，它的每一个时刻都意味着要发生什么。我就是要抗拒这个我们可以用以前的知识就能捕捉的这个东西。
H：你与对象（作品）的关系是什么？ 观众又如何与作品发生纠缠？
汪建伟：在以前，我们认为身体是人类思想连接世界的中介。这个时候对象就是人类主体对客体的某种判断。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世界已经变了，不管人是否在现场，物与物之间也是平等的，而且他们的关系也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因此，我们说“观众”这个概念也是有问题的，它本质上暗示了主体面对客体的逻辑。
H：你平时是如何工作的？
汪建伟：我的绘画、雕塑和我的写作是同时进行的，并且这两者是不能相互作为证据的，我们不能以我在《波动纪》里的文字证明我的作品，或者反过来作品证明了文字。第二就是我觉得我在建立一种新的艺术家的工作方式，就是没草图或草稿，我的小说也是这样。因为草图是对艺术家的一个欺骗，是艺术史对艺术这个工作的一个欺骗，它看起来好像很合理，但是第一，创作这个过程很漫长。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你会有很多次被改变。第二，这个过程很难回溯，你怎么能够找到在这个过程中，是哪一个因素决定了作品，哪个因素没有构成这个作品？你能够摘出来的这些原因都是知识告诉你的。有很多非人类的东西是你或者已有的知识判断不了的，那么它就被你排除在外了。很多人认为你要有了一个艺术的原因，就一定会有一个艺术的结果，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你有艺术的原因不一定就有一个结果，这个因果关系在今天必须重新写。
H：但我觉得你的这个批判对于当代很多的艺术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汪建伟：我觉得每个艺术家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已经在挑战了，但是挑战的方式不一样。我也是用了很长的时间才开始习惯这种工作。比如说一个雕塑，如果没有草图，就意味着每天都要修改、停顿、再修改、再停顿。它现在带给我一种认识时间的方法。我们不再受到时代或者表盘上那个时间的影响，这个时间是只跟每个个体有关的。我觉得这个是今天艺术工作中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时间从你自己的劳动中流出。
H：哲学对你的创作会有一个怎么样的作用？
汪建伟：如果从扁平性上来讲，我觉得所有的对象都发生作用，哲学只是其中之一。当艺术家面对一个画布、面对一个材料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已经是共处一个庞大的生态了。首先，在你的脑子里有很多关于艺术史、新闻、甚至跟朋友之间聊天得到的信息，你处理任何一个工作的时候，这都不可能避免。第二，我在做雕塑的时候发明了40多个工具，这些工具以前都是用于开矿等工作，但是我现在把它用来对付木头。在这个过程中，谁修正了谁你不清楚。是你修正了工具，还是工具延长了你对材料的新的认识？我们不能用以前所谓的哲学、文学与科学这个角度，这种很粗糙的对知识的划分角度看待艺术了，只能通过共生进化这个概念来谈今天的艺术和艺术家的工作。
H：你刚刚提到这种共存，但是AI好像就不是这样工作的。
汪建伟：AI没有这样的能力。我们到底给AI什么了呢？人们抱怨AI，但把所有的脏活累活都给了AI。人把欢乐、愉悦、欲望都保留在自己这儿。
H：你曾经表示AI可能会迫使人类更迅速地进化，所以你如今认为AI对大脑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汪建伟：其实它就跟我们刚开始接触电脑、手机一样。技术和人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不是谁剥削谁，也不是谁吞噬谁，而是把双方都撕裂以后，重新产出一个东西。我们叫它涌现，也就是说整体的系统已经控制不住它的分支，而且这种分支会产生新的对象。涌现是不能回溯的，也就是说，我们是不能进行还原的。在今天，对于任何一个观察对象，你都不能把它还原成它的组成成分，因为这个组成成分比你想象得复杂。
H：这次展览的前言是由陆兴华老师撰写，请问你平时是如何跟陆老师沟通的？ 对于陆老师对你作品的解读你是怎么看的呢？
汪建伟：我跟陆老师见面很少，我们的每一次合作都是一种偶然的相聚，就是并不知道彼此在干什么，但是突然发觉我们要面对这一大批涌现出来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各自有各自的看法。这算是一种平行的关系。我主要是在朋友圈上看见他每天读书、写作，我也读书、写作。我有大量的阅读跟陆老师有交集，比如说哈曼、莫顿和马古利斯。我现在还不知道他看了展览以后会如何评价。但是我觉得这就像艺术家没有草图一样，他也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面对一个相对陌生的展览涌现出全新的感知——而不是说，我首先有一个想法，然后我调动资料，把这个想法证明得很合理。我认为这个古典主义的方法已经非常过时了。我们因此也改变了策展人文字和艺术家作品之间的关联性。我们建立出一种生态性质的共生。所以说陆老师的文字和我的作品之间也是不能相互成为证据，我也坚持文字不能进入展厅。我觉得对每一个观众最大的尊重，就是尊重他的独一无二。我也觉得我不能替代其他的人来发言。当一个展览打开的时候，不光是有观众，还有射进来的太阳、打在作品上和展厅里的灯光、地板的颜色与作品之间的反差、斜的柱子、还有我设计的墙，这些全部是构成这个空间的元素。这些都是在今天我们必须面对的、真正意义上的扁平性——弧与直线的扁平，人与事物的扁平，光线、地板、灯光与作品、与观众的扁平。只有这样，我觉得才可能建立一种新的观看艺术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