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社会中教师文化异化的表征及其应对

［摘 要］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与商品经济的持续发展，我国社会正逐步演变为一个消费社会。消费社会的形成以符号秩序对人这一原有消费主体的取代为标志，并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消费链环的强制、符号价值的扩张巩固自身的稳定性。教师文化异化的问题源于消费社会对教育体系所产生的不良影响。异化的具体表征包括教师形象庸俗化，由“圣贤”沦为“供职者”；教师角色边缘化，从“主体”走向“辅助者”；教师精神空洞化，以“功利”取代“使命感”。基于对消费社会的审思，唯有借制度平衡师生关系，用交流重塑教育主体，以共同体反思教师使命才能找到教师文化异化的应对之策。

［关键词］消费社会；消费主义；教师文化；异化；教育情怀

［中图分类号］G45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25）02-0095-07

［DOI］10.13980/j.cnki.xdjykx.2025.02.013

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指出：“清除双向度文化的办法，不是否定和拒斥各种‘文化价值’，而是把它们全部纳入已确立的秩序，并大规模地复制和显示它们。”［1］相比于劳动异化，马尔库塞所批判的文化异化有着更强的控制性与隐秘性。有学者进一步归纳文化异化区别于劳动异化的独特之处，将文化异化的表现形式总结为“文化趋于商品化、市场化”“文化的肯定性质越发凸显”以及“文化成为单向度的文化”3个方面［2］。随着物质基础和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实际上已迈入了马尔库塞所言的“发达工业社会”，文化异化的问题也日益在社会生活中浮现出来。

教师文化异化便是 “发达工业社会”背景下文化异化问题在教育方面的一个具体体现。被异化的教师文化是由代表着市场化趋势的现代精英文化所生产、传播的一种肯定性文化。其本质是受到资本主义外力破坏，丢失了批判、否定、超越的“单向度”文化。实际上，教师于文化层面所面临的危机已引起不少学者的讨论。例如，有学者从文化根源与文化建构的角度出发，着重分析了大众文化对教师文化所带来的冲击［3］。又如，有学者基于文化符号的视角，提出“作为教师的文化符号象征意义几近丧失”是造成教师身份认同危机的重要影响因素［4］。综而观之，这些研究大多从已显现的问题出发，由外而内剖析教师所面临的文化危机。本文尝试转变思路，以教师文化自身的内在异化为起点，结合消费社会这一异化的时代背景与内在要素，探讨教师文化异化的内在逻辑与外显表征，进而自内而外地达成对危机的透视。

一、消费社会的形成

消费社会是以消费为中心组织起来的社会形态。其所内含的消费主义渗透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隐蔽地影响着社会的功能和结构，并以控制的方式对现代社会形成全面制约。消费主义不仅产生外在影响，而且还以潜入的方式改变现代社会系统运转的内在逻辑。教育系统的内在逻辑也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悄然发生改变。因此，要探寻教师文化异化的问题，首先要厘清消费社会的逻辑及其基本特征。

（一）从消费文化到消费主义

消费原先只是一种个人行为，随着它的社会化融入，才逐渐发展成为消费文化并最终上升到“主义”的高度。我国自进入20世纪80年代的快速发展期，不断前进的社会生产力逐步超越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在此背景下，消费一再扩张以及商品阻滞现象的出现几乎成为必然。消费这一行为走出了单纯的个人行为领域，开始与社会挂钩，并逐步形成决定着人们消费行为、消费选择的消费文化。基于此，有学者认为，当一个社会开始以消费作为评判繁荣与否的标准，以消费作为一般架构探讨社会问题并以鼓励、刺激消费作为社会政策时，就表明这个社会已经成了一个消费社会［5］。然而，尽管此语境下的社会已是相对发达的物化社会，并在文化上具备了“大众消费”“消费者主权”“个性化”等内涵，但此时的消费文化尚未成为一种掌有话语权的“主义”［6］。因而真正的消费社会并未在此语境中形成，此时的社会实际处于消费社会的前奏或萌芽阶段。

消费主义具有“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与作用，这与作为“表达价值和某种意义的符号系统”的消费文化不同［7］。因此，消费社会真正的成型标志应当是使消费成为一种文化模式，使之上升到“主义”的高度。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认为除了表层意义上物对人之本性的异化以外，隐藏更深也更根本的是符号消费对人的异化。他以“全套的物”这一概念清晰地描述出了经济生活中的新型奴役关系，并直言“消费控制整个生活的境地”［8］。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消费文化以无限的消费链环强制人们的欲望，以符号操作消费并划分阶层，而真正的消费主体则已被“符号的秩序”所悄然替代。

至此，消费社会才凭借其暴力与虚伪性得以成型，而消费者只是在消费社会创造的“虚伪构境”中无助地从事着“自我实现”［9］。且在当前时代背景下，数字网络、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得消费能够摆脱时空的限制，进一步增强了消费主义的隐蔽性与控制力。于我国而言，历经数十年的高速发展期，我国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已相当发达。且从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的国际背景来看，我国也难在消费主义蔓延的世界文化环境中得以脱身。诸如超前消费、盲目消费、娱乐至死等种种具有消费主义危险的文化现象已经表明，我国社会正逐步演变为消费社会。

（二）消费社会中的符号秩序

消费社会中的消费主体已经从人转变成了符号秩序。符号秩序不仅通过规训手段来支配人，还通过诱导的方式使人主动、自愿地进入消费主义所制定的秩序之中，这种统治方式具有非强制性和同一性的特点。身处其中的人在面对符号秩序的入侵和奴役时，不仅在身体上放弃抵抗，就连原本在内心中生出的抵抗情绪也逐渐化为对消费主义的认同。符号秩序的控制在消解主体的同时还消解了反抗的可能，自外而内地达成对人的全面异化。而要达成如此强力的控制，符号秩序需要通过数字技术的发展、消费链环的强制以及象征价值的扩张3个方面来确保其控制的效力。

一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符号秩序借助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出统一集中管理的便利化控制模式。在鲍德里亚的理论视野下，电子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资本主义从原来的物品过剩时代发展到了信息过剩时代，人们每天都能够快速便捷地获取海量信息。正如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在《帝国》中的预言：“全球的边境正转变为帝国主权下的开放空间”［10］，而今数字技术的发展正逐渐印证这一预言。互联网的广泛运用突破了旧帝国主义筑起的高墙，人与人之间似乎得以从时空的限制中解放出来。然而看似便捷、解放的背后却是新生的“数字霸权”，是消费社会所构造出的新型资本主义模式对人更加全面的控制。实际上，科学技术的发展既拓展了得以用于控制人的时空，又以大众化消除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使得符号秩序的控制变得极为便利。以教育为例，“拒绝躺平！暑假如何实现弯道超车？”诸如此类的广告，正借助科学技术无时无刻、无差别地侵扰大众。这些广告通过不断的重复形成话语力量，通过制造焦虑等手段操纵大众为教育买单。在科学技术的全面笼罩下，人们既作为虚假消费者为消费社会所制造的一切价值买单，又在其他人的虚假消费中被异化为同质化的人形商品。可见，人们已难再逃脱符号秩序的控制。

二是消费链环的强制。符号秩序借助消费链环的强制消解人们的主体性。消费链环是指消费结构中存在的相互暗示的有序关联，处于链环内的商品之间彼此暗示，进而使消费者产生更为复杂的链式消费动机。而且，不同的链环会将人编入不同的阶层区划，进而巩固链环自身对人的控制力。作为消费者的大众对某一商品进行消费的过程，实际便是被编入此商品所属消费链环的过程。而消费者一旦被编入某个既定层次的消费链环之内，便会在各色商品的暗示之下自发选择与此链环相匹配的其他商品。例如在教育消费链环中，家长一旦下决心让子女进入名牌小学就读，他们首先便须直面高价学区房的挑战，其次是昂贵的各类兴趣班、辅导班，再次则是名牌中学、大学所带来的种种压力。周围商品无处不在的暗示驱动着人的异化，作为商品的人最终沦为被大众随意挑拣的商品。主体的消解使得人已无法反抗符号秩序的控制。

三是符号价值的扩张。物的符号价值不断扩张，逐步取代使用价值，消费则成为空洞的符号性炫耀。鲍德里亚所提及的消费的“形式自主化”这一基本机制阐明了符号价值一再扩张的趋势［11］，即在当下的资本主义消费中，人们的消费总是基于符号价值，物变成了凸显消费者身份的符号，可以使人进入想要进入的阶层之中。显然，符号价值的扩张会助长人们的功利心，人们在消费商品时所面对的使用价值往往差异不大，但在被深刻等级化的符号价值面前已毫无平等可言。这种扩张的持续进行将导向所谓的“凡勃伦效应”，即“要获得尊荣并保持尊荣，仅仅保有财富或权力是远远不够的，有了财富或权力还必须能够提供证明，因为尊荣只是通过这样的证明得来的”［12］。对功利毫无限度的追求除了将带来不平等以外，还会以极强的自利性特质破坏人们的公共精神。人们在符号价值的引导下可能会彻底失去对公共事务的热情，不愿以牺牲私利为代价反抗符号秩序，只得在消费社会中作为分散的个体被逐个击破。

二、消费社会中教师文化的异化表征

在消费社会的影响下，一些教师职业所特有的文化特质因符号秩序的控制而偏离原轨，进而引发出一系列外显的异化表征。这些表征既是多方面的，如积极方面的直接异化与消极方面的伪性异化；也是多层次的，如科学技术的发展、消费链环的强制、符号价值的扩张分别会给教师文化异化带来不同的影响。基于佐藤学（Manabu Sato）提出的“回归性”“不确定性”“无边界性”3大教师职业特点，结合符号秩序赖以维持自身稳定性的3种手段，可以多方面、多层次地窥见教师文化异化的表征［13］。

（一）形象庸俗化：“圣贤”沦为“供职者”

科学技术的发展无限缩短了教师与大众之间的距离，使得教师形象庸俗化，从“圣贤”沦为“供职者”。在传统社会中，教师往往以“圣贤”形象存在于世。无论是东方所称的“夫子”还是西方所称的“拉比”，都体现出大众对教师的尊敬以及大众与教师之间的距离感。这种距离感表现出教师文化的“封闭性”特质。进入近代社会，随着知识的不断普及，大众与教师间的距离被不断拉近，教师也逐渐褪去其“圣贤”形象的光环。但人们心中仍然保留着对教师职业的期待，基于教师形象所公认的德性而保有对教师的崇高敬意。

消费社会进一步突破了教师文化的“封闭性”特质。从表面上看，“封闭性”特质的突破似乎有利于“反思性”文化的生成。教师似乎能够借此与大众进行良性沟通，并成为双方所共同认可的“管理者”形象。然而消费社会潜藏的暴力本质似乎要完全抹除教师与大众之间的距离，并使得原有的“封闭性”趋向瓦解。所谓“管理者”形象不过是对教师逐渐沦为“供职者”这一事实所构建的伪装。在消费社会中，教师的知识、技能乃至情感都化为可以进行交易的商品，师生关系沦为买卖关系［14］。消费社会不仅将教师从“平等中的首席”这样受人崇敬的上位形象驯化成“服务生”这样庸俗的下位形象，而且还凭借无所不在的控制力使教师默默接受、认可自身的庸俗化形象。可见，教师形象庸俗化不仅是消费社会中“他者规训的异化”，更是消费主义控制下教师“自我统整的迷失”［15］。对教师“圣贤”形象的完全抹除应当引起我们的警惕。

（二）角色边缘化：“主体”走向“辅助者”

消费链环的强制消解了教师主体，使得教师角色边缘化，从“主体”走向“辅助者”。“旧三中心论”者将教师视为教育系统的核心，并充分肯定教师的“主体”地位。其后的实用主义者则为了强调学生的“主体”，将教师的角色定位为“主导者”。这种转化并未消除教师角色的“主体”，实用主义所谓的“主导者”实际上仍是对教师指导作用及其专业权力的肯定。我国知名学者叶澜也曾在其著作《教育概论》中对此展开说明：“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是教育活动的复合主体。”［16］总之，随着教育界对学生关注度的提高，教师角色势必会逐步让渡出中心地位，但中心的让渡并不意味着“主体”的丧失，恰恰相反，“主体”是让渡中需细心留存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