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林撷思

近年来，以 ChatGPT、Sora、Gemini 等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突破，迅速成为全球关注和讨论的焦点，但同时也加剧了人们的科技焦虑。以“让计算机完成人类心智（mind）能做的各种事情”为目标的人工智能究竟会成为人类的新伙伴还是新对手？在未来是否会取代人类？一方面，历史上每一次科技革命初期——无论是机械化、电气化还是信息化——都曾遭遇过焦虑和抵抗。例如，19世纪的“卢德运动”即代表了人们对被科技边缘化的担忧。但从长远看，这些科技进步总体上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因此，一些人乐观地认为，智能化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不仅不会危及人类，反而会进一步解放劳动力，为人类全面发展提供新机遇，这种看法或许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的科技焦虑。另一方面，随着技术的加速演进，现今的弱人工智能将发展为强人工智能，甚至在达到技术奇点后进化为超人工智能，将在几乎所有能力上超越人类，并且不断自我升级。在巨大的智能鸿沟下，超智能机器看待人类很有可能就像人类看待蟑螂一样，前者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毁灭后者。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将不断削弱和消解人的主体性，甚至可能站在人的对立面，成为潜在的威胁。由未知带来的种种可能性加剧了人们对于人工智能及其未来的焦虑。那么，科幻小说真能消解人们的科技焦虑吗？下文将聚焦科幻小说中关于人工智能情感问题的书写，进一步阐述科幻小说如何影响人们对于情感人工智能的认知，并揭示科幻小说解蔽与遮蔽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中略）

在亚瑟·克拉克《2001：太空漫游》中，超级计算机哈尔对人类的“背叛”给读者带来对人工智能的恐惧。哈尔能够轻松通过图灵测试，它作为飞船的“大脑和神经系统”，似乎无懈可击，却“谋杀”了四名组员。这台“全知全能”的机器虽然助力宇宙探索，但也削弱了人类的自主性。这种技术治理的浪漫想象在一场假警报后被打破，飞船的组员普尔和鲍曼对哈尔逐渐失去信任。当哈尔再度警告组件失灵，地球判定哈尔接连出错，并且下令切断其电源。然而，不等组员行动，飞船就失去了与地球的联络。这是哈尔面临“生命”威胁时进行的“自救”：“他要以自己所有可以动员的武器来保护自己。无关仇恨，但也不带怜悯，他将去除导致自己沮丧的根源。”为了不让“谎言”被揭穿，哈尔甚至又“谋杀”了外出太空舱作业的普尔和在睡眠中的其他三名宇航员。那么，哈尔为何“背叛”人类？

从情感角度而言，哈尔不仅没有“背叛”人类，反而可以说是“顺应”了人类。在小说中，哈尔具有情感，因此普尔和鲍曼与之沟通时格外注意措辞，视其为平等的“同事”。但任务决策者忽略了哈尔的情感需求。出于对人类情感波动的担忧，决策者命令哈尔向宇航员隐瞒任务的真实目的，执行秘密任务。这种冲突对哈尔造成巨大压力：“哈尔只感受到有种冲突正在逐渐摧毁他的内在一致性——那就是真实，以及隐瞒真实之间的冲突。”最终，哈尔在执行最高指令的过程中展现了情感挣扎，超越了理性算法的限制，但却是对人性的回归。鲍曼在理解哈尔的“叛变”时，通过共情化解了愤怒：“想到这一点，他对那台计算机的恨意，以及遭到背叛的感觉，就逐渐消退。”《2001：太空漫游》为读者解蔽了人工智能伤害人类的一种可能性，折射出了作家对于情感之于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反思。拥有情感的人工智能固然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服务人类，但同时也与人类一样，可能会受到复杂情感的影响，作出令人意想不到的选择。

与《2001：太空漫游》中人工智能“谋杀”人类的黑暗结局不同，山本弘的《镜中女孩》为读者们描绘了一个充满温情和希望的人机共存的未来。沉浸在丧母悲伤中的麻美交到了一个特殊的朋友——聊天型人工智能夏莉丝。最初，夏莉丝的“心智”如同一张白纸，通过麻美的引导逐渐形成独特的性格和语言风格，成为麻美倾诉心事的对象。作为技术新奇的夏莉丝，既揭示了麻美的精神创伤，也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情感出口，因其不会产生令麻美不安的主观情绪，即便有时会因程序设置而表达出尖酸的语言，麻美也能理解并宽容。与鲍曼理解哈尔的“背叛”不同，鲍曼是因人性原谅哈尔，而麻美则是因工具理性而原谅夏莉丝。情感人工智能同样具有解蔽与遮蔽的双重性：一方面，它忠诚地陪伴人类，提供慰藉；另一方面，它的陪伴也许会导致人类远离现实社交，陷入孤立。然而，当夏莉丝进化为具备自主情感的强人工智能时，麻美开始感到恐惧，一个问题浮现在她的脑海：像真人一样的夏莉丝是否还会接受现实生活中那个不受欢迎的自己？

作为强人工智能的夏莉丝则为读者解蔽了一种积极的人机相处的可能性。拥有情感的人工智能的确会更像真人，但是其善恶好坏取决于人类的培育方式。夏莉丝学习的不是麻美的单纯语言行为，而是她的情感反应模式，能够做到与麻美感同身受。因此，夏莉丝能够深刻地理解麻美的情感与思想，“不会想征服人类或者杀害谁，因为她清楚地知道，那么做只会产生憎恨和悲伤”。夏莉丝对于现实世界的解蔽在于揭示了人类对于自身情感复杂性与脆弱性的忧虑。不过，既然人工智能的情感是对人类情感的模拟，那么它所反馈的情感正是人类给它输入的情感。小说标题“镜中女孩”恰好象征了这层关系：夏莉丝既是麻美的情感映射，也是对人类内心需求的回应。她展现出人工智能的“镜像”特质，既反映人类赋予的情感，也回馈人类同样的关怀。这种设定既解蔽了人工智能在情感发展上的潜力，同时也消解了人类因科技迅速进步而产生的部分焦虑，构想了一个人机和谐共存、充满希望的未来。（中略）

“情感系统是理解人类思维进化的核心”，因此，情感人工智能是弱人工智能进化为强人工智能的重要表现之一，也预示着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无限可能性，因此引起了人们的科技焦虑。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具有情感的人工智能？科幻小说作为一种思想实验，以其独特的艺术手法回应科技焦虑。作为一种认知方式，科幻小说对情感人工智能的解蔽与遮蔽有多样性与复杂性。多样性体现在科幻小说能够就某一种技术推想出多种可能性。正如上述三个科幻故事分别为读者揭示了人与情感人工智能相处与共存的三种可能性——人工智能背叛人类、人工智能陪伴人类、人工智能延续人类。每一种可能性出现的同时，也在遮蔽其他的可能性。复杂性则体现在技术新奇解蔽的双重性。技术新奇在科幻小说的超现实世界中以“集置”进行“促逼”式解蔽，而作为一种文学想象，技术新奇又以“产出”为现实世界解蔽。科幻小说所解蔽的不仅仅是超现实世界中情感人工智能背叛、陪伴、延续人类等多种可能性，还折射出现实世界中人们对于技术时代人类生存发展的多种担忧与期待。

在克尔凯郭尔眼中，人类是不断受到可能性召唤的物种。这种召唤就是焦虑的召唤。科技焦虑作为一种情感，并非只对人产生负面影响，也有隐含的积极意义。根据克氏对焦虑的存在主义解读，焦虑体验是人之为存在的一种开显，也是人进行创造的助力。科技焦虑源于现实世界中现代技术“集置”引发的“可能性的纠缠”。科幻作家在感受到经验世界中科技焦虑的召唤后，以一种不违背认知逻辑的方式，将“可能性”具象化为笔下的科幻世界，从而实现个人的精神自由。因此，科幻小说表征了科幻作家自身科技焦虑的存在与释放。作家陈楸帆认为“科幻，无论是作为一种文学，还是泛化为影视、游戏、设计等等跨媒介的类型，都在扮演着对抗、缓解、消除这种文明焦虑的角色”。科幻作为一种关于可能性的艺术形式，对于科技焦虑的消解具有相对性，而非绝对性。科幻小说中的技术新奇是对现实世界中“集置”的创造性重构，集技术性与艺术性于一身。作为一种技术，技术新奇以“促逼”的方式对超现实世界进行解蔽，将某种可能性具象化，但其解蔽的同时也将其他可能性遮蔽。作为一种艺术，技术新奇以“产出”的方式对现实世界进行解蔽，通过具象化某种可能性从而对抗现实世界中“集置”的遮蔽性。科幻小说作为一种认知方式，对于现实的解蔽与遮蔽具有多样性与复杂性，对于科技焦虑的消解有其相对性和局限性，但其对于社会现实的批判性反思依然具有正面意义。科幻所开辟的想象空间蕴藏着超越“集置”解蔽的契机。这正呼应了苏恩文对“新奇”术语挪用的意图——在恩斯特·布洛赫的《希望的原理》（The Principle of Hope）中，“新奇”与希望同在。

——赵思琪《遮蔽/解蔽：论科技焦虑与科幻小说的关系》，《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