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哥战争

对一桩延续二十年知识产权案例的剖析

书名：《二十年之诉》

（揭示中国知识产权发展进程中的国际较量与复杂矛盾）

作者： 杨黎光

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2-06

ISBN： 9787521218527

定价： 79.00

第七章 失落的药业

第三节 西药东渐

有历史记录的西药东渐，最早始于1843年英国人于上海开设怡和洋行，代理西药进口业务。

化学药得以在中国开枝散叶，诊所和药房合而为一的西药房扮演了关键角色。

1850年，屈臣氏药房在广州沙面开业，这是中国最早的西药房。它的前身为东印度公司药官哥利支（又译“郭雷枢”）于1828年在广州十三行开设的“广东医局”，后为英商屈臣氏叔侄所继承。

差不多同一时期，美国医生伯驾创立“新豆栏医局”，后由嘉约翰接手，改名广州博济医院，其后北京、上海、宁波、厦门等地的西医院，多是博济医院同仁所创办。

博济医院催生了中国近代西药业。1882年，六位博济医院的华人医生共同出资开设“泰安大药房”，这是国人开设的第一家西药房。

“泰安大药房”除销售进口西药外，还自制简单的西成药，如疳积饼、癣药水、罗氏补气血汁等。

1902年，曾在博济医院学习的梁培基，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西药厂——梁培基药厂。当时华南地区疟疾盛行，他以特效西药“硫酸奎宁”为主要原料，配以中药甘草粉、滑石粉，在国内首次以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制成“发冷丸”，因疗效对症，风靡一时。

广东梁培基开风气之先，在“东方明珠”的上海，则有民国药业大亨——药业托拉斯黄楚九和“西药大王”项松茂，创新引领国内药界进入近代史上的高光时刻。

黄楚九的实业生涯堪称传奇，其商战故事亦让世人津津乐道。

他早年随母学习家传中医眼科医术，后在上海开设诊所“颐寿室”，不久迁入法租界，改名中法大药房（上海延安药业有限公司前身），自制并销售中成药，兼售西药。

黄楚九的第一桶金来自他将一款自配的药汁，打出美国“艾罗博士”（艾罗即yellow的音译，指黄本人）研发和“强壮民族”的招牌，变身山寨西药“艾罗补脑汁”。

市场反应非常火爆。一个原因是他广告宣传做得好，“强壮民族”的口号迎合时人心境。另一个原因是他在处方中加入了一种易上瘾的咖啡因，消费者服食后普遍感觉精神振作，特别有效。

黄楚九还开发过一种叫作“天然戒毒丸”的戒毒制品。这个戒毒丸的主要成分是积壳若干、广陈皮若干，外加吗啡0.0004克。每当吸毒者毒瘾发作，痛苦难熬的时候，只要服下该丸，立时缓解。

当时正值1907年清政府与英国缔结新约，计划十年禁绝鸦片；1909年在上海举办的万国禁烟大会也刚刚开过，“天然戒毒丸”因此供不应求，大赚特赚。

1907年，黄楚九与夏粹芳、谢瑞卿、陈烈清等人合资创办了著名的五洲大药房，并将谢瑞卿研制的一种“博罗德补血药”（“博罗德”是英语“血”的译音），改名为“人造自来血”，大获成功，成为五洲大药房的发家产品，并同时在中国香港、东南亚诸国注册、行销。

1911年，谢瑞卿借退股以要挟黄楚九，黄楚九为了反制谢瑞卿请来了项松茂任经理。项松茂接手五洲大药房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并积极引进欧美、日本等国的先进制药技术，研制出女用调经活血的“月月红”“女界宝”，健胃补虚的“补天汁”，健脑润肠的“树皮丸”，清血解毒的“海波药”，化痰止咳的“助肺呼吸香胶”等多款新药。

与此同时，在项松茂治下，五洲大药房主打品牌“人造自来血”越战越勇，不但远销欧美，还先后在巴拿马和费城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上获得大奖，其名声之巨大，竟引致一些西方药商的碰瓷。

1915年，就有德国商人在五洲大药房旁开设普恩药局，出售补血药片，袭用“人造自来血”商标。为此，项松茂向德商严正交涉未果后，向工部局巡捕房提出诉讼。最终德商败诉，被勒令停止生产，产品全部销毁。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租界之地，本土的五洲大药房能干净利落地拿下这个针对德商的知识产权官司，成功维权，实属不易，也足见当时五洲大药房的声威之盛。

五洲大药房如日中天之际，黄、项二人难免各怀心事。幸而俩人财“商”不低。经过数轮磋商，双方达成了皆大欢喜的资产置换协议：黄楚九将五洲大药房的股份全部转让给了心心念念的项松茂，项松茂则将他所拥有的“新世界游乐场”的股份，让给了有心开辟娱乐业新战线的黄楚九。

二人一别两宽，各掀各的风浪。

黄楚九打造出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他涉足制药、娱乐、药草等多个行业，拥有中国第一家综合娱乐场上海大世界游乐场及中华电影公司、上海大戏院、麦司脱糖果店、三星地产公司等上百家公司，人送绰号“百家经理”，一时无人匹敌。他也没有放弃助其发家的本业制药业。1927年黄楚九发起组织新药业公会并被推举为主席，旗下拥有21家医药企业、100多个品牌药，是名副其实的药业托拉斯。

无独有偶，黄楚九与项松茂一样，成功赢得了与日本公司的药品名称、商标官司，在近代国内药企涉外知识产权诉讼史上，再留一段佳话。

1909年，黄楚九得到一张“诸葛行军散”的古方，同时参考自己祖传的《七十二症方》，研制出“龙虎牌”人丹，并很快走俏市场。

1917年，日本东亚公司眼看人丹严重威胁到了他们的仁丹，便控告人丹是“冒牌”“侵权”，要求中国政府勒令停产。

黄楚九毫不示弱，专门聘请上海著名大律师，据理申辩：“人丹”和“仁丹”药品名称不同，仅仅是名称上的谐音而已，况且商标名称为“龙虎牌”，根本不存在冒牌的问题。双方各不相让。

结果，黄楚九与日本人打了十年的官司，甚至上诉到北京最高法院机关，终于在1927年打赢了官司——终审判决“人丹”和“仁丹”两药各不相干，可以同时在市场上销售。

诉讼期间，极具现代营销意识的黄楚九利用这一涉外诉讼，通过报纸大做宣传文章，更让“龙虎牌”商标家喻户晓，大收其利。

黄楚九的疯狂扩张给他带来了滚滚的财富，同时也给他埋下了失败的种子。晚年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黄楚九投资地产失败，1931年1月19日因心脏病突发离世。

项松茂独掌五洲大药房后，将之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在他的励精图治下，五洲大药房成为一家现代化制药企业，其技术和设备堪称国内翘楚。

五洲大药房按照各国药典的不同规格，用中草药炼制酊剂软膏，自制牛痘疫苗、醚精、纳夫他林、硫酸亚铁柠檬酸等化学药用原料，同时生产各种针剂、成药。

项松茂还设立林德兴工厂仿制德国“蛇牌”外科手术器械和医院设备，成为我国外科手术器械制造的鼻祖。

此外，项松茂还将他的制药和制皂产业相结合，设立固本肥皂厂，一举成为著名的“肥皂大王”。

1920年，项松茂将五洲大药房与固本肥皂厂进行重组，创建“五洲固本肥皂药厂”，内设制皂与制药两部，并收购了德商亚林化学厂、中华兴记香皂厂等相关化工企业，发展为上海最大的化工药品制造企业，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制药企业。

就在项松茂带领“五洲”直追欧美同行之际，他和他的制药王国突遭厄运。

“九·一八事变”后，项松茂积极投入抗日救国运动，任上海抗日救国委员会委员，代表五洲大药房和其他5家药房登报声明“不进日货”；并将厂内全体职工编组成义勇军第一营，自任营长，聘请军事教官严格训练，规定职工下班后军训一小时，积极备战，从而招致日军仇视。

1932年“淞沪会战”爆发。1月28日傍晚，有日军军车驶近位于上海北四川路老靶子路（今武进路）口的五洲大药房第二支店，遭我爱国志士狙击。

次日上午，日军和浪人包围该店，强行闯入搜查，发现义勇军制服和抗日宣传品，即将11位留守职工全部缚捕而去。

项松茂闻讯后，义愤填膺，决定亲往营救。同事们劝阻，他说：“11位同事危在旦夕，我不去营救，如何对全公司负责？贪生怕死还算什么总经理？”说罢登车而去，寻找营救途径。

30日，项松茂突遭日军劫持，押到江湾日军军营。面对日酋，他怒斥日本侵略罪行。次日，项松茂惨遭杀害，并被销尸灭迹。11位职工亦同时被害。

五洲厂、店全体员工为了纪念这个殉难日，在店徽、厂徽上加刻“131”字样，并把试制出的牙膏也用“131”作为商标。

项松茂用生命践行了其自撰联语中所寄托的民族大义：“平居宜寡欲养身，临大节则达生委命；治家须量入为出，徇大义当芥视千金。”

项松茂以身殉国后，国民政府以“抗敌不屈，死事甚烈”予以褒扬。

著名进步人士史量才、章太炎、黄炎培等都曾撰文，高度评价项松茂崇高的爱国精神。

1982年项松茂殉难50周年之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题词：“制皂制药重科研，光业光华异众贾；抗敌救友尽忠诚，爱国殉身重千古”。

1932年后，其子项绳武继承父志。1937年抗战前夕，“五洲”自建的楼高10层的“五洲药业大厦”落成。

这个当时远东最大、最先进的药业大厦，综合交易中西成药、营养食品、药疗器械、试剂配方、化工原料以及化妆香料等一应药妆产品、技术。

抗战爆发后，该大厦复被日军占领。

此后的“五洲”，在时代的滔天洪流中载沉载浮。求存已属不易，何谈恢复当年亚洲顶级药企的荣光。

新中国成立后，项绳武带领“五洲”积极进行公私合营，逐渐发展为今天的上海五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世纪初叶以来，南有广州，北有上海，中国药企筚路蓝缕。尤以项松茂治下的五洲大药房为代表的一批化工药品工厂，其学术水准、原创水平、生产能力、市场规模，已有与世界先进药企渐行渐近之势。

与之呼应的是：1937年4月1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华医学会第四届大会是民国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医学盛典，与会代表多达998人，囊括了当时中国西医界的精英。还有50余家药企到场搭建展台，其中不乏西方药企巨头，如德国拜耳药厂、美国雅培药厂、英国葛兰素药厂、美国礼来药厂等。

这是中国近代药业发展的一个巅峰。此后经年，战乱频仍。小厂倒闭，大厂流离。三十功名尘与土，“五洲”们的辉煌和战场上的硝烟一起，随风而逝。

中国药界终与接踵而来的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的世界制药行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失之交臂，陷入长期的技术性短缺。

第四节 草莽药界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却又恩怨千年。

在中国药业史的倒影里，就纠缠着这样一条来自日本的麻线：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强行中断了中国近代制药工业的黄金时代。

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却又是日本药企率先在中国设立合资药厂，拉开了中国制药行业现代化的大幕。

穿针引线之人，则非原国家医药总局总工程师、老台胞林栋莫属。

林栋，1923年出生在台南县新化镇。17岁时，他从台南二中毕业，东渡日本留学，考入名古屋药专药学部。时值全面抗战爆发，他从来自中国大陆的同学口中得知日军各种暴行，义愤填膺，立志要奔赴内地参加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