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家：当写作回到了故乡（访谈）

父母的去世使麦家的文学创作发生异变，他告别了以往擅长的军事题材和谍战题材，回到了故乡和历史，就此为起点，写了两部长篇小说《人间信》和《人生海海》，开启了“故乡三部曲”的系列书写。

“故乡”和“家族”是解读《人间信》和《人生海海》的一把钥匙。少年离家老大回，昔日故乡早已是“他乡”。人老了，就想家。麦家通过“故乡三部曲”的写作，回到故乡与历史过往，来看自己生命里最重要的记忆和经历。

《人间信》以“我”的经历为引，讲述了四代人半个世纪爱与恨的循环往复。麦家表示，《人间信》这样的作品，一生只可能写一本，因为它是从他内心流淌出来的，这虽然不是他的经历，但虚构是为了更真实地表达内心。

在《解密》《暗算》《风声》《风语》等小说里，主人公往往因为天赋，被某个机构或某项使命的需要，隐姓埋名地去解决军事情报上的问题。相比他们立下的军功，这些无名的英雄们，在面对日常生活时，比普通人更加执拗、脆弱，最终毁于日常生活。

但到了《人生海海》，麦家回到了故乡，一个普通的乡村，因为特殊的年代，引出了一个特殊的人物故事，一个抗战英雄与大时代无可奈何的相遇：这个老人既被人尊称为“上校”，又被人贬损为“太监”；他当过木匠，入伍后当过国民党的军官、军医、军统，打过红军、日本鬼子和解放军，又投诚加入解放军，后又当志愿军，参加抗美援朝，当军医，在枪林弹雨中救死扶伤，他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革命和战争。

李敬泽说：“我相信，这部《人生海海》所包含的孤独、伤痛与和解，会比麦家的其他作品经受更长久的解释和探究。它不是一个人性的奇观，而是我们自己的、个人的和国族历史的自我意识的秘史。”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读完《人生海海》后，兴奋地给麦家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在这本书里，麦家和过去作别，回到童年，去了故乡，那个生他养他的村庄。小说的迷人之处在于它能把不存在的人物写得仿佛是我们的朋友。在茫茫人海中，也许永远找不到上校这样的人，但我们总是希望遇到这样的人，这也是小说存在的理由。”

莫言评价《人生海海》：“既热闹好看，眼花缭乱的，也暗藏机关门道。”还夸奖说：“麦家这次把家底子都抖出来了，走出所谓的舒适区，尝试一种新题材、新写法，这是一个作家的美德。”

与父亲、故乡的关系，是《人生海海》创作的动力。而到了《人间信》，母亲和家族女性群像的故事，则是小说表现的重点。

上一本书《人生海海》，麦家献给了父亲，这本《人间信》，麦家献给了母亲。

麦家父亲离开人世十年后，2021年，母亲也离开了。母亲出殡那天，全村人来送行，因为她是村里的“活菩萨”。

“母亲从小没有读书，10岁就帮我外公烧饭。但是我母亲那种向上的力量一直没有熄灭过，也许是外公给她的，也许是天然的，她不悲观、不愤怒，自信、智慧，我很佩服她，年纪越大，我越怀念母亲。如今母亲走了，我生命中缺失了一种仪式。”

麦家的父亲因病去世后，母亲过得很辛苦。

“在村庄里，没有一个人说过母亲一句坏话，大家给了她一个代号或者绰号，就叫‘活观音’。如此苦难的一个女性，最后活得光芒四射。她走的时候，我想我这辈子都不可能有如此殊荣了，安葬的那天，全村上千人出来为她送行。

“所以母亲在我心里像神一样。正是因为有女神一样的母亲，她在慢慢地或者说潜移默化地改变我的笔墨，把那些女性从奶奶、母亲、女儿一个一个交到我手上。我在写作过程中几次动了感情，是母亲的召唤，促使我写了这本《人间信》。”

“父亲走了，母亲又活了十年，这十年我的生命有个固定姿态，每到周末，只要我在杭州，都会开车回去陪母亲吃个晚饭。她睡得早，七点半就睡了，我帮她端好洗脚水，洗了脸，然后才回去。”

母亲去世后，麦家怅然若失，一时不知应该开车去哪里。

后来，他开始每个月去给母亲上坟，燃香烧纸，坐在父母坟地前，说一会心里话。长此以往，麦家心烦意乱时，就到父母坟前坐一坐。

“有时候写作就是这样，写作本身会引着你走向更深处。我的内心，父亲是缺位的，母亲补了上来。而《人生海海》我切不进去母亲，母亲对我来说，形象太高大了，我无法改变她。我写过一个所谓的创作谈，当现实太强大，会让你丧失想象力，一个人本身太伟岸，也会失去想象力。”

“写作的不可控，这是作家特别期待出现的好的状态，写着写着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牵引你。虽然你是作者，可以调兵遣将，但一定时候，你完全失去了调兵遣将的能力，你只能遣词造句，故事往哪儿发展，它有一定的自发性，有原动力在里面。当原动力出现，这个东西和你的内心非常紧密。”

不写作，他就和寺院的朋友行山路，聊佛经，聊部队生活，就是不谈写作。或在清晨，走到山顶最高的地方，眺望满天朝霞，旭日东升的景象。

《人间信》被文学评论界认为是麦家的重要文学转向。与别的作家由童年经验走向更广阔的写作领域不同，麦家近年才动用来自生命的直接体验，故乡、家族、童年、少年的生活经验。

评论家谢有顺认为，这注定了麦家的处理方式有独特之处：“麦家写这样的小说，可以想象会触动一些有痛感的或者他自己不太愿意面对的东西。他写《人间信》也是和自己的一个正面交锋，所以看到作品中的‘我’，既软弱又痛苦，既坚强又特别渴望被理解、被原谅，能读出人物的孤独感，甚至这种孤独感和作者同构在一起。小说里大量的人物，一方面被命运嘲弄、压抑，另一方面在命运给他们的痛苦中生出了巨大的自我救赎的力量。”

在《人间信》中，麦家将深情的笔墨落于女性——顶天立地的奶奶、逆来顺受的母亲、被生活烈火淬炼成老辣模样的小妹……一个个女性，生命力如野草般坚韧，是她们缝补了破碎的人间。

评论家陈晓明表示，《人间信》是麦家非常本色的转身，他骨子里有对乡村、对家乡深植的感情，所以可以看到他从“灵魂出窍的飞翔”回归到自身、灵魂的写作，他现在是在用肉身写作。同时，他还高度评价了麦家的叙述节奏：“小妹在小说中很少出现，但是那一下的出现，竟然能起这么大的作用，这就是炉火纯青之笔。麦家回到乡土、乡村生活，回到家的生活，在人性的深处去扎根。他写人性、写家庭内部的爱恨，写家的崩塌和破碎。这是家人的命运，家的命运，背后是20世纪中国的命运。这部小说可读成麦家的心理自传，虽小说的故事有所变形，毕竟小说是虚构的；但某些基本事实，某种心理情结，都可以在麦家的真实经历中找到原型。当然，并非说有个人的真实经历依据就有成为好小说的特权，但确实会是构成一部好小说的坚实基础。"

在评论家吴义勤看来，《人间信》在题材和叙事方式上都有新的探索，小说仍带着一种传奇性，只是这种传奇性由情节层面的追求转为对人性伦理层面的极度探究，麦家将对历史与命运、对自我与人性的审视，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人间信》代表了麦家呈现给我们的一种新的可能性，也呈现了他作为一个小说家新的面向。小说以‘我’为中心和视角，讲述一个家族四代人半个世纪的命运变迁，对人性进行深度挖掘，同时对江南地区的风情地貌、文化习俗、道德、伦理等都有丰富而深刻的表达。”

评论家南帆认为，长篇小说有两个大的类型，一种是开阔而驳杂的，一种是清晰、精深甚至有点透明的，他将《人间信》归类为后者，因为小说一开始就从人的内部入口，情节交融在内心的感情中，将亲人之间的爱与恨，包括伤害都写到了接近极致，也就是说小说中的多重冲突都在家庭伦理的内部。但，小说中父子矛盾的核心情节，儿子的“审父”，父亲的反击，最后在社会伦理之中达到爆发，家族伦理叙事跟社会伦理叙事由此交错，两代人的情感悲剧更为凸显。

“我要问的是，家族内部的一系列伦理道德观念跟社会文化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分裂，我们能找到一条协调的道路吗？《人间信》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这也是一个好的作品留下的思考之处。”

2018年，麦家辞掉浙江省作协主席职务，很少参加外部活动，呆在家专注写作。每天的生活变得非常简单，读书、写作、带孩子、健身。

我们长谈的地点，在麦家创办的“理想谷”。这个地方环境优雅，坐落在风景秀丽的西溪湿地公园，室内书架摆放着麦家阅读过的文学经典。这个阅读空间免费对外开放，是文艺青年和白领出没的地方，如今已成为杭州的文化地标。喜欢阅读的人可以在这安静读书、逗猫，呆上一整天。

《人间信》与故乡

张英：《人间信》是一部混合文本吗，读着有非虚构的散文味道？有多年前写的，也有现在新写的大部分内容。这是我的困惑。

麦家：它是小说。很多人说我的小说写自己的工作经历和人生经历，但我的写作很少有真正的经历，我在秘密机构呆过七八个月，仅此而已，小说的故事和人物都是虚构的。在《人间信》，有两个经典事例来自真实，一是我被父亲打，二是小姑自杀。农村富了，发达了，但过去是怎样的？我们是怎样走出来的？穷困年代，为了生存，多少人扭曲地活着。我的堂兄，他用女儿给儿子换了一个老婆，女儿嫁给对方的儿子，那边的妹妹嫁给他的儿子。年轻人愿意不愿意，没得选择。这样的家庭是搭伙过日子，很难说幸福不幸福。所以，当我把笔触放到故乡，我生命中的羞耻感、耻辱感，不仅仅是时代给的，也是家族给的。小姑上吊的事在我们村被人反复论及，像经典的民间话本，村人反复讲，我打小活在羞耻中。这是我写这部小说的内在原因。《人生海海》获得成功，被读者认可，读者的鼓励，让我对这块土地，对我的童年，有进一步开发的勇气。每部作品写之前，作为小说家，都会有构思，谋篇布局，甚至写一个大纲，但《人间信》，我没想到会把那么多笔墨，那么深的情感交给女性。一代一代的女性，她们在我笔下层出不穷，甩不开，丢不掉。之初，我想写一对父子，一个英雄的儿子和一个潦坯的父亲，他们之间的纠缠、兜转流离，没想到把女性放进去。但在写的过程中，我推倒重写，折腾来折腾去，和起初比已面目全非。

张英：为什么？

麦家：最大区别是女性的分量、笔墨越来越重，越来越深，甚至越来越彩色了。很多读者跟我反映好几个女性的形象念念不忘，让内心起了波澜。包括小妹、奶奶、母亲，都这样，是在写的过程中自发长出来的。为什么我在写作中被自己出卖了？不是被自己出卖，而是写作的“我”被底子的“我”、本质的“我”牵引。母亲虽是目不识丁的乡村妇女，但毕竟是地主家的女儿，还是有大家闺秀的性情和内心，在大时代面前，在颠沛流离的生活面前，在不称心的丈夫面前，在一层又一层的打击和苦难下活着，苦不堪言。这个苦难我简单地说，父亲是被打倒在地的“黑五类”，母亲是地主的女儿，爷爷是基督徒。那个时代她的身份低到了最低，她生了十个小孩，只养活五个，无法想象她是怎么支撑、熬过来的。我有今天完全是因为母亲，首先在这种病态的家庭，母亲坚强地把家支撑了下来。父亲暴躁易怒，母亲像老母鸡一样护着我们。就是这么一个农村妇女，从不骂人也不打人。而母亲打过我一次，上小学一年级，我把做作业的纸当草纸用，她抽了我一记耳光。这件事说明母亲对文化的重视。只要我妈在，这个家就不会倒下。好几次，要溃败了，要坍塌了，最后是母亲扛着。靠一个没文化、目不识丁的妇女，用肩膀扛了下来。她扛了一个世纪，甚至扛出了像我这样的儿子。

张英：人老了，就开始回忆人生，家族、故乡、亲人，自己的来时和去处。

麦家：写《人间信》和《人生海海》，写到故乡的事情，一下子有被解放的感觉。这些小说，比《解密》《暗算》《风声》更好写。好写，不是说蒋家村给我提供了多少资源，而是中国农村给我提供了大量素材，有太多值得写的故事。《人间信》虽不是从我的经历里长出来的，却是从我精神里长出来的，很多直接来自我生命当中最羞耻的感受。比如写到小姑自杀，这是真实的。这是我内心的伤疤，虽然小姑是我们整个家族的伤疤，但主要是我在扛。为什么？如果你在乡下不读书，不看报，不思考，就过去了。但作为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靠精神滋润，这种家族伤疤，包括荣耀，你得替整个家族扛起，被不停地扒开历史伤口。这对作家既是恐惧的，又是诱惑的。故乡给我的不美好记忆，一方面羞于回顾，害怕回顾，另一方面又悄悄在回顾。因为你不停惦念它，偷偷回望它，所以今天来写也是正常的。为什么是今天，而不是昨天？年龄在起作用，到了一定年龄，就敢于凝视它，直视它；到了一定年龄，害怕没机会说的紧迫感也出来了。这些年我有想清算一下内心的愿望。像《人生海海》《人间信》这样的小说，写起来自由度比《解密》《暗算》那些小说大。故乡、父与子、父亲和母亲、家族等，这些故事是生而为人的起点，最大的情感公约数，是我最初的记忆和情感的始发站。写这些小说，有回到子宫的感觉。所以，今天我会写这些小说。我原来没想把那么多笔墨交给女性，却身不由己地写了那么多女性形象，甚至是让人爱的、让人不忘的一些女性形象。我后来想想，这是母亲在起作用，在推动我写作。作家真正进入写作状态，是处在忘我状态，他的“本我”会不由自主地甩出尾巴。我以前害怕这种状态出现，我内心是特别封闭自我的人，只希望把自己交给自己；作为一个小说家，我有虚构的能力，有指鹿为马的本领，我从来都是心理现实和日常现实被隔离、隔绝的，它导致我天生有这种能力。我以前想把一些真情实感封锁，利用那种天生的虚构才能当好一个优秀的小说家，一定意义上《解密》《风声》等小说印证了我的这条路，我利用想象力，利用作为小说家的技艺在表演，写远方的生活、神秘的生活，于是就有了《解密》《风声》这个“谍战”系列。但难以为继，它没让我坚持到最后，最后我还是回到了故乡，回到了童年，写了《人生海海》《人间信》系列，所谓的“故乡”系列。《人间信》更是如此，我不想写女性，结果写了那么多女性。这种事一而再再而三出现后，会引起我的反思，这到底是为什么？其实没有为什么，这就是写作的真理，生活是写作源泉的铁律。在生活面前，在真实面前，在情感面前，所谓的技艺都会归零。越写到深层，越写到后面，当你的技术越来越娴熟，内心的底子、底色就像墨水在宣纸上渗透一样会不由自主地浸染。我以前并不享受，甚至害怕这种感觉，但它真发生在我身上了，转眼快十年，我被自己的内心，被深层的我颠覆。我开始享受这种颠覆。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当我写《人生海海》《人间信》，我已做好不当畅销书作家。畅销的瘾过了，钱也赚到了，一定意义上，你被人诟病，或被人无端冷眼甚至仇视，恰恰是因你得到太多商业名利，我对物质已没有太大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