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位与地理名词

《围城》里董斜川说：“唐以后的大诗人可以把地理名词来包括，叫‘陵谷山原’。三陵：杜少陵，王广陵—知道这个人么？—梅宛陵；二谷：李昌谷，黄山谷；四山：李义山，王半山，陈后山，元遗山；可是只有一原，陈散原。”并且表示不能添个苏东“坡”。

“陵谷山原没有坡”，这种用地理名称标示文学地位的说法非常形象，在董斜川眼中，除此之外的唐以后诗人不能算“大诗人”，这一论断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笔者目力所及，还有一些。

例如《围城》作者钱锺书就被称为“文化昆仑”，昆仑山既高峻，又长袤，还有些远离世俗的冷峭神秘，用来形容钱锺书非常贴切。

唐代诗人刘长卿，擅长五言诗，自称“五言长城”。“长城”难逾越也，表示别人在五言诗方面难以胜过他。那首五言绝句《逢雪宿芙蓉山主人》：“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字简意丰，声形毕现，千载之下读之犹觉眼前忽现苍山，寒气扑面而来，确有独到之处。

黄庭坚曾经赠诗给苏轼，谦称自己的诗作好像特别弱小的诸侯国曹国、郐国，而推崇苏轼仿佛春秋战国时代强盛的楚国，诗道：“我诗如曹郐，浅陋不成邦。公如大国楚，吞五湖三江。”

国家的强大、地位的独立，用以比喻文学家或某种文体地位的上升，其实在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诠赋”篇中就有了，书中写道：“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意思是，荀况、宋玉的一些赋作让“赋”摆脱了“六义（风、雅、颂、赋、比、兴）”的从属地位，成为一种独立文体。

有趣的是，这种现象在国外也存在。英国作家托马斯·

卡莱尔在《论历史上的英雄、英雄崇拜和英雄业绩》中就用印度帝国和莎士比亚比较。他说：“如果有人问我们，你们英国人愿意放弃你们的印度帝国呢还是愿意放弃你们的莎士比亚，是永远不要印度帝国，还是永远不要莎士比亚？……对我们来说，倒不一定非要回答要不要印度帝国这个问题不可，但是我们不能没有莎士比亚！印度帝国终究有离去的那一天；但是莎士比亚不会离去，他与我们永远共存，我们绝不能放弃我们的莎士比亚！”

和水有关的地理名词，也常常用来标明文学家的地位。

南朝锺嵘《诗品》曰：“陆（陆机）才如海，潘（潘岳）才如江。”锺嵘认为，陆机的诗更有深度（“叹陆为深”），潘岳的则更显得超逸优美（“轻华”）。后人将锺嵘的观点简化为“潘江陆海”。虽然这里“江”“海”主要是指诗风，但是也同时反映出在锺嵘眼中，二者水平可以并列，而且均有鸿才。

宋代李耆卿在《文章精义》一书中认真研究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指出：韩愈学《孟子》，柳宗元学《国语》，欧阳修学韩愈，苏轼学《庄子》《战国策》《史记》《楞严经》，并归纳出四人的文风：“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这是用“海”“泉”“澜”“潮”来形容文风，但是也隐隐可以看出，在作者心里，唐宋古文大家中，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是在同一个段位的，而王安石、苏洵、苏辙、曾巩则似乎稍逊一筹。另外，从作者点评时使用的名词来看，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四人也有差别，韩愈、苏东坡似乎格局更大，更能动人心魄。“韩海苏潮”一词也就这样被发明出来。

明代杨慎将李耆卿的话改

了一个字，改为“柳如江”，他觉得这样才更为恰当。清代孔尚任在《桃花扇·听稗》中使用了“苏海韩潮”：“早岁清词，吐出班香宋艳；中年浩气，流成苏海韩潮。”这一提法被后代学人普遍接受，“韩海苏

潮”的说法几乎被淘汰了，或许是由于人们觉得苏轼的作品更加波澜壮阔，文学成就也更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