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跃在山村的文艺宣传队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尽管乡村里的精神生活十分贫乏，一年到头看不了几场电影，看不到几回县级以上的文艺团体下乡演出，但我们院子里的文娱生活却很丰富。

我们院子里深厚的文艺底蕴，得益于前辈们高瞻远瞩。他们知道自己虽然居住在穷乡僻壤，但要出人头地，就要舍得让自己的后代接受良好的教育。

我们那个院子，从1949年到1978年，土生土长的子弟以及讨娶的媳妇，光邵阳师范学校毕业的就有八人之多。

因为院里师范生较多，且都能歌善舞，指导我们这些小孩子自然不在话下。所以，我们院子里学唱样板戏什么的，张口就来，没有半点儿难度。

公社张书记下乡来到我们这里，了解我们院子里的情况后，亲自找到当时担任生产队长的八叔，将生产队成立文艺宣传队作为政治任务交代了下来。

八叔旋即风风火火地找到了时为乡村教师的神叔。

神叔是我们院子里学问最高的人。他是20世纪50年代湖南大学毕业的高才生。神叔接受任务后也不啰唆，迅速把我们院子里这二十多个七岁以上，十二岁以下的兄弟姐妹召集了起来。于是，我们院子里的文艺宣传队就这样应运而生……

我们院子里的文艺宣传队成立之后，神叔和在家的其他叔叔、婶婶、姑妈、大哥哥、大姐姐们，迅速培训我们，教我们识谱，教我们表演。很快，我们院子里的文艺宣传队比鸡笼公社任何一支文艺宣传队都强。

我们这支文艺宣传队，为何能位列前茅？

首先，我们有一个顶级的创作班子。这些人都是彼时的乡村教师，担任主笔的正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曾是《湖南日报》的编辑、记者，担任过《邵东报》的总编辑，撰写的作品多篇在省级以上的报刊上发表。我们那时演出的相声、快板、三句半等，绝大部分出自他的手笔。

其次，我们有一套齐全的演奏设备。像鼓、锣、大钹、小钹等打击乐器和唢呐、笛、箫等吹奏乐器，以及二胡、京胡、板胡、琵琶等弦乐器等，这些都是我们赵氏家族数代传承下来的东西。

最后，我们有非常优秀的辅导老师。她们都是邵阳师范学校毕业的优秀人才。那时，一个星期只休息星期天一天。我在山外学校教书的母亲、堂婶、堂姑妈、堂嫂、堂姐们，她们个个都是唱歌跳舞非常内行的高手。特别是我的母亲，她是邵阳师范学校初办时期文娱队的台柱。湖南解放时，十六岁的她，成了欢迎人民解放军进驻邵阳城的扭秧歌队伍的领队。她们每个星期六下午都会回家，晚上就来家里辅导我们排练。

正是有像我母亲这样优秀的辅导员辅导，我们的文艺宣传队才会出类拔萃、鹤立鸡群。

因为我们有这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的文艺宣传队在整个大队和山外的各个大队演出时，备受十里八村的乡亲们欢迎，每场演出，几乎都是人山人海。

我们院子里的文艺宣传队，之所以深受山里山外的观众喜欢，是因为我们表演的节目丰富多彩。

我们不像其他的文艺宣传队，除了能字正腔圆演唱外，还能照猫画虎表演剧中的人物形象。此外，我们还穿插相声、快板、三句半什么的，常常把演出搞得高潮迭起，引得演出场里掌声阵阵，叫好一片。

我那时虽然只有七八岁，但演唱《红灯记》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沙家浜》中的“朝阳映在阳澄湖上”，《智取威虎山》中的“我们是工农子弟兵”等唱腔，还是有模有样的，得到了不少好评。

正是由于有如此的优势，公社常常推荐我们参加区（那时渡头区管鸡笼、板桥、蒋禾、驻马、魏家桥五个公社）县，涟源地区群众会演，我们常常不负众望，夺得了优异的成绩。

每每听到表扬，看到奖状，我们的生产队长八叔，总是满脸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