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莉小说创作中的解构倾向

1987年8月，池莉的中篇小说《烦恼人生》发表于第8期的《上海文学》，它真实地展现了处于社会改革时期城市普通市民的生活状态，被认为是开创新写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先驱之作。同时期还涌现出了一大批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比如刘震云、刘恒等，他们都关注普通人的生存困境，借用各种艺术手法来写日常生活中的琐事。作为同期同派女性作家中的独特存在，池莉更多的是站在市民的立场，以关怀的角度去写作，有意地消解自己知识分子的身份，同时在文本的主题内容以及人物塑造上也具有一定的解构特征，忽略生存在城市中的主体个性，且不刻意地表现其生存的意义，真实地再现当下人的精神状态，于无穷的解构中不断反思，进而思考新的出路。目前学界内关于池莉的小说创作倾向研究更多的是集中于对女性主义、自然主义、世俗化以及具体思想倾向的探索，关于其创作中的解构特征更多的是在其他论述中一语带过，系统性不强。本文尝试通过池莉的写作姿态，小说创作中挑战权威的主题性表达，以及消解典型的人物塑造来分析其创作中的解构特征，并探究解构背后的意义价值。

一、写作姿态：反叛传统

关于写作姿态的问题，纵向来看可以追溯到“五四”以来的文学传统，面对社会发展变化的浪潮，以鲁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真切地关注社会现实，不断对人进行一个精神上的启蒙，但其实传统知识分子往往是以审视的姿态来批判社会，这种启蒙更多的是一种精英式的启蒙。从横向比较来看，同属新写实小说流派的女性作家群体中，武汉文坛的标志性作家们构成了“汉味文学”的重要创作力量。这些女作家的作品主题呈现出显著的共性特征：她们擅长从个人生活经验出发，以普罗大众烦琐而又艰辛的世俗生活为叙事基点，通过细腻笔触展现市井生活中琐碎而艰辛的现实图景。但是在写作姿态上，她们之间却存在着很大差异，其中的大多数人是站在知识分子的层面，以冷峻的笔触透视着人性。而池莉的写作姿态是非常具有特色的，她往往不去有意识地迎合大众媒体的商业化诉求，而是站在市民阶层的立场，以关怀的角度去写作，这背后既是对于传统的一种反叛，也是她对于自己知识分子身份的消解。就像池莉自己所说的那样，“中国文人是有模式的，他不像画家那样着意外形上的突出，长披发大胡子什么的，他重在精神，自感是名士是精英，双脚离地向上升腾，所思所虑直指人类永恒归宿，现实感觉常常错位”（池莉《烦恼人生》），在池莉眼中，这便是成为匠人重要的精神基础，但池莉明确表示自己是绝对不愿意做匠人的。

究其背后的原因，大体与池莉的个人经历和时代环境息息相关。池莉出生在湖北小县城的一个干部家庭，从小“在公家分配的毫无家庭气息的床和办公桌之间长大”，“没有祖荫，没有根基，跟随父母调到这里工作调到那里工作”（池莉《烦恼人生》）。她少年时代的经历多是孤独苦闷的，这种青春期的痛苦促使她开始写作，但她也只是将其看成发泄情绪的一种方式。高中毕业之后，她主动申请去农村，积极参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体会到了真真切切的农民生活。在这近三年的知识青年生活中，池莉留下了十几本日记以及大量的诗歌和小说。从农村回来后，她进入医学专科学院读书，大二年级时一次偶然的机会使她的作品得以发表，于是她的写作由地下开始转向公开。毕业之后，她在一家医院任职医生，但是写作一直伴随着她。可见池莉走上写作道路是具有偶然性的，少年时代在小城镇中的见闻感受和知识青年生活的独特体验，以及进入社会后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各种体悟成了她写作的重要来源。她运用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眼睛去观察生活，站在普通市民的视角去感受，通过对于自己知识分子身份的有意识解构来尽可能地展现真实。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时期文坛上非主流的实用主义和消费主义日渐流行，对于以往的宏大叙事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人们一边呼唤着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一边又渴望着西方现代主义文化的浇灌，因此找到一种新的关于“真实”的表达成为当时文坛的主要目标。正如戴锦华老师所说的那样，“在理想主义热气球的纷纷升腾之间，在诸多的英雄与反英雄、历史与反历史写作之中，一种相当意识形态化的‘解构’热情始终在加剧着八十年代文化的内在张力”（戴锦华《池莉：神圣的烦恼人生》）。在时刻都在变化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成长，池莉需要不断地去感受、去体味生活，而这背后更多地蕴含着时代带来的孤独感。因此，她只能通过写作“来抚慰、消解作为社区的异己者与外来人的记忆”（戴锦华《池莉：神圣的烦恼人生》），正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要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撕裂，除了非常警惕地注视着生活，还需要反复重建仿真的想象空间，也就是在“那个在枯燥单调的宿舍出生的小女孩有一支由新的孤独和新的喧哗、新的自卑和新的自豪交织而成的绵长的触角，努力想用这触角去关照人和物、时间和空间、过去和未来”（池莉《烦恼人生》）。综上所述，个人真实且独特的人生经历影响了池莉小市民的创作立场，因为只有这种熟悉且自然的写作姿态才能让池莉的小说保证“原生态”的真实。而且面对新时代飞速的变迁，池莉作为“新孩子”只有通过解构自己知识分子的身份，才能实现社会接纳和认同的内在需求。

二、主题表达：挑战爱情

1987年发表于《上海文学》的《烦恼人生》确立了池莉在新写实小说创作中的地位，在此之后池莉又创作了《不谈爱情》和《太阳出世》，它们共同构成了池莉人生系列的三部曲，同时，它们拥有同一个叙事主题，那便是现代都市人的婚姻爱情。

池莉十分擅长去剖析婚姻生活，擅于走进婚姻中的情感世界。在她看来，爱情是浪漫的、甜蜜的；婚姻是神圣的、庄严的，是两个人和两个家庭的责任。与其他作家笔下山盟海誓的浪漫叙事不同，池莉的作品摒弃了花前月下的诗意渲染，而是通过平实质朴的笔触解构了传统爱情神话，将婚姻还原为两个个体及其家庭共同面对的生存境遇。与其说池莉眼中的男人们和女人们是物质的，不如说他们是清醒的、现实的，他们很清楚婚姻的含义，或是很清楚自己正在经历的与追求的婚姻。生活是由一些繁杂的小事堆积起来的，在池莉的小说中，看到的往往是一对对平凡的夫妻间在生活中的磕磕绊绊、吵吵闹闹，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断沉淀、发酵，进而不断累积，最终爆发一场大的暴风雨。就比如《不谈爱情》中的庄建非和吉玲夫妇，庄建非从下班回来到吃完晚饭都没有好好与妻子说一句话，他的冷漠彻底激怒了吉玲，吉玲关掉了庄建非最喜爱的体育频道，庄建非也随之爆发，那个无意之间推搡的动作被吉玲解读为家暴，吉玲离开之后的两天里，庄建非的生活陷入瘫痪的状态，他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搞不定，此时他才意识到他对吉玲的依赖有多么深。再如《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夫妇亦是如此，故事从儿子雷雷从床上摔下来说起，妻子开始无休止地抱怨丈夫的无能：“看哪个工作了十七年还没有分到房子。这是人住的地方？猪狗窝！”面对这个喋喋不休的妻子，印家厚竟然起了一丝杀念，“手中的起子寒光一闪，一个念头稍纵即逝”，这个细节体现了婚姻的真实。文章结尾也是紧扣这个住房问题，即他们即将面临突如其来的拆迁，居无定所的不安包裹着印家厚一家。此外，印家厚还需面对的是蛮横的妻子、繁杂的工作，他脚打后脑勺儿地赶公交、倒轮渡，还要抵抗外界的诱惑而对妻子和家庭保持忠诚……在这里，我们似乎找不到一丝婚姻的甜蜜，他们夫妇二人在吃饭时讨论的都是饭桌上的菜多少钱，当前市场价格如何，这个月开的工资够不够维持开销，他们想吃一顿西餐改善一下生活，只能等着印家厚的奖金到位，最终随着奖金制度的改变，西餐也化为泡影。在这场婚姻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夫妻双方所肩负的重担与责任。这些责任包括对夫妻彼此、孩子、双方父母以及社会等多重维度的义务，这些不同层面的责任共同构筑了家庭稳定与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

《不谈爱情》中的庄建非认为“结婚是成家。成家是男女彼此找一个终身伴侣。成家是创造一个稳定而健康的社会细胞”（池莉《烦恼人生》）。虽然是“不谈爱情”，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文中抓不到爱情的影子，而是被池莉以另外一种形式展示出来，它被重新解构定义。爱情是在跌跌撞撞中走向成熟的婚姻，也是在零零碎碎中走向完整和平衡。在池莉的笔下它好像是社会的一个缩影，通过爱情故事的悲喜剧来暗示社会身份的变迁，撕裂了爱情婚姻在20世纪80年代女性叙事中的宏大崇高，将其还原为社会生活的一环。

三、人物塑造：消解典型

谈及塑造小说人物形象，传统的现实主义往往会赋予主人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可能有着不同身份，也许是农民、工人、士兵等，但是他们其实都是一类人。因为作家往往会将自己的主观意识注入小说主人公的灵魂深处，传达自己的启蒙意识，对社会进行歌颂或批判。而池莉小说却不同，她笔下的人物往往不具有这样的特性，在她的小说中很难发现典型性的英雄式的人物，反而是将最容易被忽视的小人物搬上了文坛，她关注的是普通人的琐碎生活，是芸芸众生的百态人生。

翻开《烦恼人生》，可以看到主人公印家厚从早到晚一天的生活，可以让读者身临其境，好似经历了自己平淡的一天。但这看似流水账般的记录，实则展示了印家厚最真实的烦恼生活，从儿子半夜摔下床的慌乱到带着儿子赶公交、挤轮渡的匆忙，再到评奖金的烦恼，为妻子父亲准备生日礼物的奔波，这些真实而又琐碎的生活填充了印家厚的一天，也是他的一生。透过印家厚，相信很多人都能够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忙忙碌碌地为生活而奔波，许多时候、许多事情往往不尽如人意，但不得不承认，在印家厚身上，从未看到过放弃和颓废，他的生活虽然充满了辛酸与争斗、疲惫与煎熬，但他一直在奋斗，从未停歇，承受着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和考验。池莉尝试在平凡的人生中书写英雄，消解了20世纪80年代文坛上对于经典英雄的呼唤与虚构。再如《你是一条河》，小说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写起，沔水镇的一场火灾让辣辣成为寡妇，在以后的日子里她只能自己带着八个孩子生活。在文学传统中对于母亲这个形象的塑造多是崇高且神圣的，“宽宏大量、任劳任怨、无微不至地关爱孩子仅仅体现了母爱的原型特征，但是这种原型特征充其量只能揭示母爱的理想形态，并不能涵盖所有的女性”（郭昭第《文学元素学：文学理论的超学科视域》），池莉笔下的辣辣正是对母亲原型的一种消解，是对传统的一种反叛。她让读者在辣辣身上更多地感知到了异化的母性，除了善良、真诚、崇高等美好品质，在小说更能看到狠毒、狡诈、鄙俗的一面。比如对于辣辣和冬儿关系的描述，冬儿是八个孩子里面最贴心的小棉袄，按照常理来说，母亲和女儿往往更能相互体谅成为知己，然而当冬儿和辣辣一起目睹了王贤木的死亡之后，辣辣并没有察觉到冬儿幼小心灵上的创伤，而且当老李给辣辣送来大米时，冬儿“一双冷冽的大眼睛活像个看穿妇人心的八十岁的老巫婆”，辣辣见此状居然照着女儿的嘴就打了过去。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身为母亲的辣辣并不是完美的，相反她的身上充斥着更多市井粗俗野蛮的特征，也正是“被层层鲜亮的语言与重重坚固的屋宇掩蔽下的母亲世界”（林丹娅《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阴暗丑恶的一面被无情揭示和展露。

“解构”一词其实蕴含了两层意思，一是消解，二是重构，二者看似相互矛盾，但实际上是相互统一，协调并进的。所以当面对池莉小说中的解构倾向时，我们不能只单独看到无限的反叛与消解，更要看到现象背后的重构，其实这无不渗透着池莉对于时代的回应与思考。池莉笔下的武汉蕴藏着众多的人生百态，琐碎且平常。从解构自身的知识分子身份出发，站在小市民的阶级立场上去透视再现生活，对于传统的婚姻爱情，她不再歌颂赞美，而是揭露了现实琐碎的另一面。同时，她对于传统人物塑造的典型模式也进行了反叛，消解了母亲的神圣崇高，从而更加真实。在池莉的笔下，可以看到处于转型期社会的真实状况和发展趋势，她无情地撕裂虚伪，将时代的灰色毫无保留地展示在众人面前，由此让人们思考并正视当下的生存境况、个人的生存心态及自我价值的实现等诸多问题。故而这种解构倾向是为了创新而创新的一种表达，但同时也要注意克服只重“破”不重“立”的弊端，避免出现矫枉过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