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的暴力与暴利

（文 / 高昱 周秋野）

GMP：一次集体死刑宣判

最后通牒

对中国的6300家制药厂来说，2001年应该充满喜悦。按照1993年1月生效的《中美知识产权保护协议》，美国、欧盟等40多个国家取得专利的外国药品在中国获得了为期7年半的行政保护承诺。“7年半的等待终于熬过来了，我们靠着旧药还活着。”从河南到北京跑批文的药厂总

经理谭文魁对记者说，“现在我们可以仿制那些过了保护期的国外‘新药’了。”

谭文魁所在的制药厂是记者所熟悉的。80年代，药厂兴旺发达，家属楼顶上密布着电视天线，远近3里地每天都能闻到刺鼻的药水味，记者上学的路旁流淌着棕色深得发黑的废水。90年代后，上千人的药厂大部分车间停产，惟有一种仿制的“先锋”针剂使他们得以苟延残喘。

但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纸通知让谭文魁“几乎像接到最后通牒一样地绝望”。10月14日，国家药监局安全监管司司长白慧良宣布，中国将按照剂型类别，分阶段限期推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认证——限期无法达标的药厂将被叫停。首当其冲的是冻干粉针剂和

大容量输液剂。到今年年底未通过GMP认证的生产厂家，自2001年1月1日起将不能再生产这两种剂型。按照药监局透露的GMP工作规划，2002年年底是小容量注射剂的“Deadline”，明年上半年将公布其他剂型、类别药品强制通过GMP认证的最后时限。让谭文魁绝望的还有这样一个新规定：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受理申请的第三、四、五类新药，其生产企业必须取得相应的“药品GMP证书”方可按有关规定办理其生产批准文号，申请仿制药品的生产企业也必须取得相应剂型或车间的“药品GMP证书”，方可受理仿制申请。

GMP是世界各国对药品生产全过程监督管理普遍采用的法定技术规范，英文直译就是“优良的生产实践”。“GMP是保证药品质量安全和有效的可靠措施。”白慧良告诉记者，GMP认证有多达208项的检查项目，从人员、厂房、设备、卫生、生产管理、质量管理到包装贴签可谓面面俱到。

GMP的代价

谭文魁不是不知道GMP的好处和国家推行GMP的意图。这个概念早在80年代就被引进国内并很快受到主管部门的鼓励，但直到。1998年，分别通过原国家医药管理局和卫生部两家GMP认证机构的达标企业和车间加起来也就314个。这一年的机构改革结束了药品管理的“九龙制水”局面，国家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管理局和卫生部药政局合并。谭文魁隐约觉得新的药品管理局对GMP说得越来越多，也听说原来生产血液制品的38家企业有4家未通过GMP的企业已停止生产。然而，和大多数熟悉中国特色国情的药厂厂长一样，原则性的说法离强制性的做法还有很远，谭原来对GMP关乎企业生死存亡的紧迫性一直不以为然。

“主管部门应该考虑到我们的实际情况。”谭文魁说，他了解的情况是，一条生产线GMP改造需投入人民币约2000万元，全厂GMP改造需投入6000万元以上，甚至上亿元，其投资不比重建一座新厂小。“现在按照药监局的说法，通过不了GMP就意味着宣判死刑，但对我们这些需要国家贷款维持的亏损企业来说，上马GMP无疑于死刑立即执行。”

似乎是为谭文魁的绝望做注脚，《北京青年报》报道国家药监局的决定所用的大字标题有些耸人听闻：“5000多家制药厂将因为不能通过GMP认证而停产。”“这种说法显然是不准确的，”北京市药监局办公室一位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到今年底全国获得GMP认证的药厂将达到500家，确实有5000多家届时拿不到证书，不过目前GMP申请和认证工作速度将明显加快，而且年底的强制措施只是针对生产粉针剂和大输液的近800家企业，这其中预计将有300多家被迫关门。

其实对于谭文魁所在的企业来说，缓刑两年也不过是在等死：没有GMP证书就不能生产或仿制任何新药，没有新药就赚不到钱，没有一大笔钱GMP想都不要想。谭的结论是：“看来这次国家是刻意地给我们这样的企业亮红牌。”

GMP了又如何?

谭文魁的敏感不是没有道理。面对记者，国家药监局主管药品安全的白慧良直截了当地指出，因未通过GMP认证而使相当一批的药厂停产甚至关闭，不会使医药行业伤筋动骨。因为有能力通过GMP认证的主要是大中型生产企业，这些企业的产品市场占有率高，但生产能力只发挥了50％、，完全可以保证生产和市场供应。

“我们国家药品质量和水平一直低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药厂太多，规模太小，大部分都在低水平重复建设。”负责编制“十五”规划国家经贸委医药司副司长郑忻对记者说，要求所有的制药企业通过GMP认证，一方面为保证患者用药安全，另一方面电是从“九五”到“十五”一以贯之的结构调整，克服药品生产低水平重复的重要措施。与谭文魁的悲观不同，记者采访的另两家已经通过GMP认证的药厂——合资的拜尔和老国企同仁堂都对GMP交口称赞。拜尔公司质量控制部的王经理告诉记者，他们正在积极做准备通过澳大利亚的GMP，据她介绍，通过论证后，药品价格可望比普通药厂的同类产品高出30％～40％。而以生产传统中成药著称的同仁堂早在1994年就通过了澳大利亚的GMP认证，比在国内获得认证还早4年。“我们每年出口5000多万元，东南亚、韩国、日本都是我们的老客户，但近几年的谈判中他们都提到我们是否通过GMP认证问题。GMP已经成了中药产业实现现代化和国际化不可逾越的必由之路。”年初刚刚成立的同仁堂药厂GMP办公室主任康苏平说。

“药厂的生存和工人的就业固然重要，但药品是一种特殊商品，消费者的身体健康乃至生死更重要。”长期从事药品质量检查工作的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副所长金少鸿研究员说，“别说砍掉一半，就是砍掉2/3也没有问题。”对谭文魁所说的“只要最后的产品质量合格，国家

没必要管生产过程”的观点，金少鸿明显不以为然，“生产过程都无法保证，产品质量从何谈起?”

北京市药监局副局长赵林也同样谈及，今年年中他们检查北京一家药厂时看到：窗户开着，地沟敞着，工人们在光着膀子干活。“对这样的药厂就是要亮红灯。”赵林说，全北京有近300家药厂，通过GMP认证的只有24家，他们正利用对所有药品生产企业换发许可证的机会，加快

药厂淘汰步伐。到2002年，全市要有20％的企业达到GMP的认证——就一个北京市来说，60家药厂显然已经足够多了。

但金少鸿同时向记者透露，在全国药品抽检中发现，一些已经获得GMP认证的企业也在生产不合格的劣质药品。GMP只是基础性的保障，却并不能保证药品质量没有问题。”金少鸿强调说，“中国的药品质量问题很严重，也很复杂，毕竟远远不是一个GMP所能解决的。”

劣药与假药

假劣药品的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规定，药品所含成分的名称与国家药品标准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标准规定不符合的，以非药品冒充药品或者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的为假药。

另外，凡是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使用的、未取得批准文号生产的、变质不能药用的、被污染不能药用的药品，按假药处理。

劣药是指：药品成分的含量与国家药品标准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标准规定不符合的，超过有效期的，以及其他不符合药品标准规定的药品。

温州严厉打击非法经营药品的活动，依法逮捕一批不法商贩(SXF 摄)  

在温州市苍南县灵溪镇，地下药品经营清查中，曾经猖獗一时的非法药品市场纷纷关门(SXF摄)  

为了消费者的利益，石家庄市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前夕，销毁了标值1000万元的假药和假冒伪劣商品(高洁 摄)  

最大的暴力

假药的专业化

1982年，作为“文革”后第一批公派留学生，学成回国的金少鸿被分配到卫生部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从那时起，我就和各种各样的假药、劣药打上了交道，”金少鸿说。

也就是从金少鸿回国后的那几年，药品的假冒伪劣开始迅速完成从无到有、从滋生到大面积蔓延的发展。80年代中期的河南台前县假药案，因为多人服药致死而使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假药的厉害。国家于1985年颁布了《药品管理法》，成立了药品管理局，十多年的打击换来的结

果，按照国家两部四局共同署名报国务院的《关于严厉打击制售假劣医药商品违法活动的报告》中的说法，“制售假劣药的违法活动屡禁不止，越来越猖獗”。1987～1989年全国共查处假劣药案6000多起，1990年查处13650起，1993年24500起，到1999年，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44770

起。

假药如此之多，以至于随便打开任何一摞报纸都能找到假药致死致残的报道。在新浪网新闻里，以武汉市为例能找到的消息包括：6月5日，重达一吨的过境假药从广东开往河南途中在武汉被截获；6月30日，武汉破获跨七省市特大假药案，陈姓案犯半年内向浙江、上海、广东等七省市售出假胃药“洛赛克”6800瓶，价值104万元；7月20日至8月2日，药监局连续查获6宗假药案，涉及“淋必治”、“海狗丸”、“六神丸”、“息斯敏”、“吗叮啉”、“康泰克”等数十种药品；8月23日，该市迄今最大的一起贩卖假药团伙案被破获，捣毁3个假药仓库。“挖”出的45种假药整整装了3卡车，均是假冒目前市场畅销的“康泰克”、“地奥心血康”、“妇科千金片”等品种。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该局共查处药品违法案件586起，涉及假劣药品207个品种，涉案总标值153．45万元。

“假药我们熟悉极了，因为我们公司的业务有一半就是打假药。”靠打假出名的王海给记者谈起假药来几乎不需思考，“过去国产的假药大多只是生产一些常规的普药，而且以中药为主，但现在的趋势和别的假货一样，越来越多的造假者开始仿冒名牌药，广告打的越多、卖的越好、价格越高越容易被假冒。”1998年王海和他的公司在全国展开的调查揭露了福建性病游医诈骗患者钱财的黑幕，这使他在医药界名声大噪，“现在那些在电视广告频频露面的药厂几乎都被假冒，他们大部分都成了我的客户。”

“假药中有少量是具备一定疗效的，主要是以普通药假冒特效药，而且多出现在进口假药中。危害最大的是那些直接有害的假药，不卫生、错配或者用过期药加工。”王海告诉记者，大部分的假药属于没有效果也没有副作用，主要成分是淀粉、滑石粉、植物粉末之类的东西，“但对于治病救人的药品来说，无效同样意味着有害”。

据王海介绍，国产制造假药早已进入专业化，而且也有高低档之分。高档的是具备流水线的地下工厂，他们的产品行话叫“次厂货”，低档的就是个人小作坊的“组装货”，购买假胶囊外壳，假包装箱，用压板机一压就能上市。前不久在海南捣毁了一所大型制药地下工厂，查获60吨假药。这所假药工厂从空心胶囊到包装硬板、药瓶、纸箱和装瓶机等系列包装材料配套齐全，生产设备和技术条件相当先进，激光仿伪标志印刷精美，已非法生产出如“脑活素”、“消石素”、“坐骨痛片”、“灭湿痛”、“牙痛灵”、“先锋6号”、“阿莫西林”等市场紧销高价特效药，并在产品上印有所谓“法国美雅大药厂监制”、“德国制造”、“日本制造”、“香港制造”等字样。

在汉口解放大道仁寿路的“万通药店”，一男子分5次买的9600元的“淋必治”都是假药(金沙 摄)  

井井有条的卖假

假药生产实现了专业化，其销售环节也同样实现了规模化。河南、广东、福建是多年的制假基地，生产出来的假药运到河北无极、河南滑县、湖南、浙江几个全国闻名的全国性地下药品批发交易中心，再由药贩子和一些中小批发公司分销到全国各地的非法药品集贸市场——几乎

每个大中城市都有这样的假药市场。湖南曾经一度是全国最大的假药集散地，目前这个省药品年销售额在50亿元左右，但1998年全省国有主渠道的药品销售额仅为28亿元，其他份额均被非法经营者占有。当年抽查药品时，发现个别地市的药品不合格率竟高达46％，省政府不得不下大力关闭和取缔了20多家非法药材市场和变相药品集贸市场。记者拿到的一份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的发言透露，截止去年底，全国共取缔和关闭药品集贸市场113家，取缔无证药品经营户1．4万多家。

虽然“秩序混乱的非法药品集贸市场”被列为全国三大纠风工作重点之一，但从贩假者的角度看，这些市场不但红火，而且井井有条。王海曾经到河南查假药，装扮成东北客户找到假药市场，市场里一个摊点一天的流水在一二百万左右，对于他们这种只买5万块钱的小客户连理都不理。等到下午才买了60多箱假药，还给王海开具了假发票。在另外一些屡禁不止的假药集散地，王海看到经营者都有正规的营业执照，甚至是药材公司的门市部，开的发票也都是药材公司的——王海告诉记者，很多县里的药监局与药材公司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药监局长同时兼任

药材公司经理。“在假药市场里发生的行为都是诚信的，”王海说，“他们会明确告诉你是次厂货还是组装货，让你清清楚楚地知假买假，我们去打假都是一打一个准。”

这种说法可能有些不可思议，但一个繁荣地方经济的理由就足以解释。同样，被假冒的药厂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对假药进行着某种保护。王海受委托替很多药厂打假，却始终不肯透露被假冒的药品名称和假药数量。今年7月，记者在沈阳采访了一起百万元的假药大案，当地巡警

队接到一个药商的举报，说有人正在贩卖某种治疗乙肝的名牌药，而且数量很大。警察以购药为饵，将贩假者和案值113万元的假药人赃俱获。来自福建莆田的贩假头子交代，假药是从广东汕头进的货。被假冒的药厂得知在东北抓到贩假者非常高兴，但坚决不希望案情曝光。当地电视台已经完成了节目的后期制作，但在厂家的再三干预下只好不播。厂方的说法是如果曝光他们的药也会在消费者心中产生“假冒品多”的不良印象，企业形象和销售都将受影响。记者再三承诺不报道药名和厂家，警方才慢慢吐出药品名称。原来那三个字的大名在全国各大媒体都做了广告。

药厂的“修女也疯狂”

假药为祸剧烈，以至于已经退休的原北京同仁医院药剂科主任施道生告诫道：“买药最好先看牌子，”养成新的购药习惯，即注意生产厂家、品牌和药品批号，”一般说来，在正规大医院、大药房购买大药厂生产的知名品牌，安全系数相对较高”。

一季度药品抽验不合格率达8．9％

资料来源：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二季度药品抽验中药材质量问题突出  

资料来源：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警告中的“相对”二字分明透着几分无奈。且不说越是名牌越容易被假冒，就是正规医院出售假药的新闻也屡见不鲜。“两部四局报告”中承认，当前假药违法活动的新特点，除了品种增多、数量加大、非法经营药品的情况十分严重之外，还有一个趋势就是假药混进药品流通的主渠道。1999年江苏省各级消协受理的投诉总量比头年上升8．95％，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药和医疗用品类投诉猛升56．24％。从统计情况看，消费者反映的最主要问题就是医院出售假药。近几年的抽验结果显示，药品生产企业的药品抽验不合格率约在5％～10％，而药品经营、使用部门的药品抽检不合格率约在20％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在30％以上——这个数字增长得太快了一些。

地下药厂生产、经由非法渠道流通的假药甚嚣尘上，由正规厂家生产、有卫生部正式批号、经正规渠道销售的药品质量也无法让人放心。从1997年开始，国家药监局每个季度都公开发布国家药品质量公报，曝光由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组织的抽样检验中发现的不合格药品和生

产厂家，两次不合格者吊销该药品的批准文号。“这样的公开曝光在国内其他行业是罕见的，”中检所副所长金少鸿告诉记者，曝光在警诫消费者和督促生产经营者两方面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至少去年对7400多个单位的抽验总不合格率约为7％，比1998年下降了3个百分点。”

但是7％的不合格率仍然意味着每100个人吃药就有7人可能遇到麻烦，药品质量公报在报纸上还是一登一大版。由于抽检目前还只是局限于在大中城市进行，其代表性必然受到局限。金少鸿也承认，他们在制定抽检计划时对药品的针对性颇伤脑筋，“我们不用查都知道哪些药品合格率会比较低”，如果不注意针对这些药品，无法说明问题的严重性，而如果针对性太强，结果又必然让人气馁。1998年，药监局组织了对诺氟沙星的全面专项抽检，共抽到29个省357家药厂生产的1043批样品，其中71个厂家的167批次质量不合格，不合格率为16％，1999年对诺氟沙星再次考核，结果一口气撤销了282个药品生产批准文号。此前的抽检和重点考核也发现，蛇胆川贝液的不合格率高达40％，微生态制剂和狂犬疫苗的合格率也只有59．46％和62．16％。

“正规厂家的产品不合格，多数情况下是属于劣质药。”金少鸿介绍说，问题主要集中在溶出度、含量等方面，患者服用后不至于危害生命，却也直接影响疗效和延误病情；某些药剂因为生产环节不卫生导致细菌数、水分超标而可能引起霉变。不要以为这些都是无心之过，正规厂家一旦做起假来更加肆无忌惮。“最典型的就是诺氟沙星，”金少鸿举例说，“国家之所以组织对这种药物的专项全面检查，是因为有很多群众反映其临床疗效差，甚至无疗效，而辽宁省卫生厅则告知有人到当地药厂兜售一种‘制假高科技’，利用药典标准检测方法存在的缺陷以假充真。”对很多省市药厂的专项检查都发现，诺氟沙星胶囊用药典规定的滴定方法检验都合格，但用高效液相色谱对成分进行区分却无一合格，最低的含量仅有3％，根本不是氟哌酸，而是以含钠离子的碱性化合物替代氟哌酸原料药。

或许是见的太多的缘故，金研究员可以随口说出许多让记者匪夷所思的数字和细节。他所在的中检所除了负责组织药品质量检查，所有一类新药上市前也需要由他们做出审查报告。去年金少鸿和同事们对1998年申报的2756个化学药品、中药新药品种的原始资料进行了全面的复查，结果是：合格的仅有5％多。

“这或许很可笑，但它确是事实。”金少鸿拿出他给研究生上课时的讲义，里面有几张由成都一家药厂新药申报报告提供“素材”的幻灯片。“这一页上记载原料是3月份做出来的，但前面一页的图表又显示1月份就已经投料生产制剂了。”金少鸿后来亲赴成都查原料档案，发现原档上记载直到8月份还在进行处方筛选。更离奇的是，金少鸿审查的一家浙江药厂同类新药申报材料，药品重量表里的几十个精确到小数点后四位的测定数据居然与成都厂完全一样——按照金少鸿的说法，同一家厂生产的同一瓶药里的任意两粒，数据都应该是不同的。

买药看牌子被认为是老百姓最重要的防范措施(娄林伟 摄／BizFoto)  

“所谓正规药厂出的假冒伪劣比地下工厂危害更大，也是最可怕的。”这或许是金少鸿这样身份的人不能说的，但王海可以毫不犹豫地大声宣布，尽管他的生意就是替正规药厂打地下工厂的假货。“有些药厂披着合法的衣裳，利用广告炒作的伟力塑造着自己的灵丹妙药，引导着对医药一窍不通的消费者的认知和判断。这是彻头彻尾的欺诈。”王海说，他在广东打假时，当地药监官员告诉他，现在的药品广告90％是不合法的，“如果找到合适的案子，我们想狠狠地打一把。”

毫无疑问，药品是直接关系每个人健康安全的特殊商品，也是最容易编织神话和弥天大谎的东西。“我们过去认识上有一个误区，暴力犯罪才危险，但欺诈是商业社会里最大的暴力，是对社会信任度的暴力，与生命息息相关的假药更是双重的暴力。”王海说，“卖假药本身是一种欺诈，合法地做假和假广告是更大的欺诈。这种人最应该抓起来坐牢。”

怎样识别伪劣药品

(1)看标签：购买整瓶、整盒的药品，要先看标签印刷得是否正规，项目是否齐全。国家规定：药品的标签必须印有注册商标、批准文号、药品名称、规格、主要成分、适应症、用量、用法、副作用或禁忌、产品批号、生产企业。其中商标和批准文号尤为重要，如果没有或印刷得不规范，即可视为假药。

(2)看药品：无论针、片、丸、粉和水、酊剂以及药材，凡见有发霉、潮解、结块或有异臭、异味、片剂色泽不一致者，即可视为劣药。标签上都印有有效期，凡超过有效期的药品，也可视为劣药。

(3)游医和地摊药贩以及“卖艺人”，这些人为了赚钱，大都信口开河，或说“奉送”；或说“无效退款”等，实则他们在欺骗人，卖的是假药。

(4)街头墙上张贴的广告，吹嘘所谓“祖传秘方”、“包治”××病的药，基本上都是假药。

暴力后的暴利

走私比更暴利，比贩毒更安全

为什么药品的假冒伪劣能够把如此多的企业、个人或明或暗地拖下水?原因当然很简单，利益驱动。但或许很少有人知道，假药生意比贩毒和走私暴利更大，而且安全系数也高出许多。按照《药品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对生产、销售假药的，没收假药和非法所得，处以所冒充的药

品的货值金额3～5倍的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处以2000元以下的罚款；对生产、销售劣药的罚款降为l～3倍和1000元以下。与贩毒50克即适用死刑相比，这样的处罚轻如鸿毛，1999年全国查处的假劣药品案44770起，金额超过1．7亿元，也不过有10人被判徒刑。

而制售假药的暴利究竟高到什么程度，记者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但据前文提到的药厂厂长谭文魁提供的数据，他们厂生产的“先锋”，批出来的价格也就是1．2元多一支，但在北京几家大医院药房的零售价却高到20多元，如果制假者往里面灌装的是1元多1吨的自来水，这其中的利润该有多少呢?讲到这里，谭文魁也不得不承认：“是药品的暴利直接造就了制假卖假者的暴利。”

本刊上期报道医院腐败时曾提及一个中消协的调查，50％的城市居民有病不敢看——药费高烧不退是中国人抱怨已久的话题。“药费太高”、“药品回扣”等现象从表面上看是某些医生见利忘义，捞取不义之财，但这只是标，“而药厂对药品的虚高定价才是本，它给这些顽症

创造了传染扩散的条件，奠定了商业贿赂的物质基础”。

逼良为娼

来自两方面的指责都对准了药厂。9月5日，北京市物价局宣布降低39种99个规格药品的价格，降价幅度为35．91％，这已经是北京近年来第7次降低药品的价格了。但来自病人的反应只有一个：空欢喜一场。今年广州首次推行药品招标制度，大部分药厂以原价格的40％左右中标，有的企业甚至以原价格10％～20％的价格投标。这使有关部门压力很大。“人们不禁要问，当初的价格是怎么定的?”国家计委价格司副司长李镭坦言：“我们真有一种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感觉。”

然而在采访中，药厂普遍把自己称为被逼良为娼的“冤大头”。1999年中国制药工业年平均利润率不过4．7％，亏损面达30％以上。“中国有6000多家制药厂，实际上药品生产的卖方市场早已形成，”沈阳三生制药公司副总裁张宏伟说。今年3月，这家企业主动将其生产的干扰素降价60％以上，这是国内第一家企业大规模下调药价，他们取消了给医疗机构的高额回扣，并降低了给药商的回扣。“业内的一个公开秘密是，生产厂家都变成了‘孙子’，提着整箱整箱的钱去发回扣，几倍几十倍的暴利中生产厂家并没拿走多少，绝大部分利润都滚进了中间环节。”

但是药品的流通环节日子也不比药厂好过。因为中国的药品批发企业已经达到1．7万家，这个数字正好比中国的医院总数稍多一点，每家药厂平均下来还可以摊上3家医药公司和3家医院，一个医药公司却连一家医院都摊不着。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1997至1999年中国医药商业平均利润率只有0．28％～O．63％，35％的批发公司亏损。

这个时候，恶性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与众不同的是，别的行业恶性竞争是竞相降价，而药业的恶性竞争却是竞相抬价。“药品市场的竞争实际上是折扣的竞争：价格定得越高，折扣所得当然就越多，折扣越多，药品就越好销售。”曾经在首都医科大学任教的医药记者陈晓松说，“一些药厂为了生存，把拓展市场的希望寄于高额回扣上。于是，这些药厂为了留下一个较大的折扣空间，便大幅度虚列制造成本、广告费用、销售费用，然后顺利“瞒过”物价监管部门，而批发商也是一样操作。最后得大头的就是医院，药价虚高的暴利他们至少拿走50％以上。”

按照国家对药品批零差价的规定。从药厂到一级批发站的差率是5％，一级站到二级站是50％～8％，三级公司到医院、药店是15％。也就是说，总的批零差率是25％～28％。90年代以来，由于主渠道出现大量三角债，一些药厂开始绕开批发公司将药品直销到医院、药店，并将差

率直接给零售的医院或药店，这之后，药品的销售与医院和医生的经济利益关系空前紧密，其获得的药品利润迅速超过100％。

一伙人打着“专家义诊”的旗号，推销自己的药品，义诊也有假!(彭辉 摄)  

医药代表的“七步曲”

今年5月，有人举报一家药厂驻长春办事处有行贿行为，长春市工商局的执法人员迅速赶到，将办事处工作人员的促销账目拿到手。随后，工商人员又顺藤摸瓜，将上海、广州、江苏等地的十几个大药厂的促销账目查获，经核对后惊讶地发现：从1998年至今，这些药厂给长春市各级医院及医生的药品回扣额竟然高达2000多万元人民币，涉及医生200多名。其中仅上海某药厂驻长春办事处从1998年初到今年4月底给长春市各级医院医生的药品促销费就高达460余万元。

在药的问题上，医药代表是个不可或缺的角色。这些药厂直接派到医院推销药品的销售员，对药品的折扣黑幕可谓绝对的心知肚明。据国家经贸委医药司提供的情况，北京、上海、广州这三大城市医院中的“医药代表”明显多于其他城市。据他们估计，仅活跃在北京的医药代表就有万人左右。一位工作在天津的医药代表说，天津市一个中等医院每天有三四十位医药代表在里面转悠。

北京街头经过大力整顿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的小广告最近又卷土重来，尤以“高价收中西成药”的广告为多(宋晓刚 摄)  

医药代表把他们的工作称为“开医院”。其程序大致可分为7个步骤：

1．结识药剂室主任，由他指示把药送给临床大夫试用，这中间自然少不得要给二者送些“联系感情”之物。

2．与试用药物的相关科室主任拉好关系，以赞助学术活动、添置办公用品等名义，或者用钞票使主任满意，这样就可以由主任或大夫写一份用药申请，然后在医院专事批准进药的药物委员会提出。

3．在药物委员会开会前，必须买通主管院长、药物委员会重要成员、药剂科主任和有关医生。

4．通过了药物委员会，立即要向采购、库管员、财务等人士表示表示，以便医院尽快到与厂家合作的医药批发商处进货。

5．进货后，还要立即为日后的顺利结款疏通关节。

6．接着，要和每位有处方权(即有权开药)的医生拉关系，让医生给患者开药。这就需要大“出血”了，需给医生占药价10％～20％的折扣。

7．因给医生的折扣多少要根据药房统计的药方付费，因此就要给统计人员“统方费”，这钱不多，但每张处方也要几角钱。

美国默沙东公司的一位“医药代表”告诉记者，许多医院科室里的饮水机、干手器、微波炉，甚至空调、电脑、VCD都是制药公司和医院“联络感情”的产物。有的大医院将医生为某种药物的“开方费”作为科研基金，掌握在科主任的手里，科里的医生出国开会、进修或添置器械，费用全出自其中。逢年过节，“医药代表”会邀请平时有业务往来的医生去娱乐，或者给报销一些学术参考书的费用。北京的大医院普遍要求批发商提前支付两到三年的药品折扣，有的医院的办公大楼、宾馆，就是由药品的折扣堆积而成。

药品消费具有明显的被动性，患者不像对其他商品一样，可以自由选购。“在现行医药合一的体制下，医院既是买方市场又是卖方市场，面对众多的医药公司和制药厂家有极大的选择权，它完全可以以制药厂家的折扣率大小为条件来选择药品。”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所长魏颖说，“从药厂到医药公司再到医院，层层的狮子大张口，一层比一层张得大，在这样的暴利共谋面前，消费者毫无还手之力。”

有这样的暴利机制做后盾，药的悲剧只会愈演愈烈。制药行业低水平重复、药费问题、医院腐败、假药泛滥、地下集贸市场屡禁不止，凡此种种，依靠打击只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在暴力和暴利交织而成的庞大利益共同体面前，地方保护主义也好，监管不力也好，都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副产品。

怎样识别家庭贮备药物是否变质?

药物是否变质，是药物是否有效的关键问题。家庭中可以通过仔细观察药物的外观性状：色、嗅、味等形态来识别药物是否变质。如药物出现下列情况，表明药物已变质，不能再使用了。

片剂：白色药片变黄，表面粗糙、疏散或潮解，或有结晶析出。药片上有斑点、发霉、虫蛀、有臭味等。

糖衣片：有粘片或见黑色斑点、糖衣层裂开、发霉、有臭味等。冲剂：正常的都是能疏散滚动的干燥颗粒。如见其发粘结块、溶化、有异臭等。

胶囊及胶丸：如见有明显软化、破裂、漏油、或互相粘连等。

糖浆：药液不论颜色深浅，都应澄清无异物。如见有较多沉淀物或发霉等。

粉针剂：若发现瓶内药粉有结块、经摇动不散开、药粉粘瓶壁，或已变色等。

水针剂：如见药液颜色变深、浑浊、沉淀，或有霉点、絮状物等。但须注意，有些针剂(如甘露醇)在冬季低温下，会产生结晶，经隔水加以微温后，可使之溶化，并非变质。

混悬剂及乳剂：如有大量沉淀，或出现分层、经摇亦不匀者。

栓剂、眼药膏及其他药膏：若有异臭、酸败味，或见明显颗粒干涸及稀薄、变色、水油分离等。

限药水、滴鼻剂：如药液中有结晶、絮状物，或见浑浊、变色等。

中成药丸、片剂：如发现霉变、生虫、潮化、蜡封丸蜡封裂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