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警察 坏警察

（文 / 苗炜 吴晓东 巫昂）

汤姆夫妇跟父亲住在一起，有一天，老父亲出门散步，却被警车送了回来。警察对汤姆夫妇说，老人家走到中央公园时迷路了，要求用警车把他送回家。汤姆夫妇有些担心，父亲是不是有点儿老糊涂?等警察走后，老父亲说，孩子们别担心，我走到公园时有点累了，所以就想了个主意坐车回家。

这样的笑话不会在中国编出来，因为很少有人愿意和警察多打交道。关于警察的新闻，也鲜有温情。

7月23日，尽管有自首和被捕后试图立功的情节，河南禹州的交警刘德周依然被一审判处死刑；7月24日，北京一民警在颐和园门口为擒拿歹徒被刺死；7月26日，有报道称，青岛市扫黄查赌工作未能取得相应成果，则是一位公安局副局长通风报信所致。

最后一条新闻并不意外，查赌查不出来，肯定是公安局内部走露风声，能找出内奸是件好事，可怕的不是有一两个内奸，而是查不出或根本不去查谁是败类。第二条新闻令人惋惜，警察为什么空手和凶犯搏斗呢?他没有枪吗?但头一条新闻又会让人产生疑惑，一个拿枪的警察对自己有多大的控制能力，会不会像刘德周那样冲动，成为一个危险分子?

刘德周事件发生后，禹州公安局局长在一封公开信中检讨了警队的管理与教育问题，除此之外，他还强调，我们对警察的关心太少太少了。事实上，相比较社会上更多需要关心的行业来说，警察的问题岂是“关心”两字就能了得。纳税人花钱供养着警察队伍，首要的要求就是他们把公众利益放在最最重要的位置，做好这一份职业。在此之前，“关心”和“理解”是奢侈的。

警察应该管什么?生活中的警察应该是什么样子?除了打击犯罪，警察能不能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得更亲切更有人情味?

发达工业国家，每600居民对应1个警察，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比例。所以生活中种种不便都可以被警方以“警力不足”为由来解释。然而，我们是不是害怕拥有更多的警察?如果他们是现在这个样子。

关在电梯里的人和谁要丢7辆捷安特

5月上旬的一天，晚上7点钟左右，家住北京亚运村奥体西门一个小区的邹先生和朋友们一起回家，他所住塔楼的电梯出了故障，卡在了7楼和8楼之间，里面关着一个年轻的女电梯工和一个住户。邹先生和他的女朋友找不到小区物业管理人员，于是，他们就打了110报警，并且按要求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码。

等了10分钟以后，邹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决定爬楼梯回16楼的家，路过8楼的时候，为了安慰关在电梯里的人，他们冲着里面大喊：“你们别着急，已经报警了。”

治安状况的晴雨表就是你丢了多尔辆自行车（新华社 供图）

半小时后，邹先生已经和朋友们打上了麻将，没想到，他女朋友的手机响了，电话里的警察确认是他们报警和他们的身份之后说：“这种事情我们也没办法，即使我们去了，也只能找物业；你们既然找不到，我们去了也没用。”邹先生说：“警察的言外之意很明显，那就是以后遇上这样的事情就别麻烦我们了，我们管不了。”

麻将桌上的四个人对警察的做法产生不满，有的说：“怎么解决问题需要警察想办法，我们是找不到物业管理人员才给警察打的电话，他们总不能不来呀。”有的说：“养警察就是守护人民的安全，遇见点儿事，就得你们管，你们怎么倒成爷爷了。”

警察中有特警、刑警等区分，但对广大民众而言，巡警的作用最大（于先云 摄）

和邹先生不同，李纯对警察不满的主要原因是接二连三丢自行车。两个月前，他骑了一年的一辆黄色捷安持自行车在自己家楼下丢了；他重新买了一辆永久，骑了10天，又丢了；李纯是那种不信邪的人，又去单位附近的专卖店买了一辆捷安特，很漂亮，每天戴着太阳眼镜上下班很得意。

不用说，这辆捷安特很快又不见了，李纯老婆对他说：“我认识的一个人自称有7辆宝马，看来你非要丢7辆捷安特不可。”由于老婆禁止他买400块钱以上的自行车，没办法，李纯又买了辆永久。他说：“这是我两年里丢的第六辆还是第七辆自行车了，我根本不去报案，没有用。我丢第一辆新车的时候报过案，1000多块钱的车，一年多之后有了回音，说找到了一些被窃的自行车，让我去认领一下。认领个屁呀，全是扔在街上我都不要的破车。每年收自行车税，警察查税时可神气了，每年自行车上税少说也好几百万吧，我只希望专款专用，用这些钱雇人给北京人民看着自行车，那就行了。”

一个司机的夜查经历和众多司机的埋怨

去年年底，一天晚上8点多钟，北京某单位的司机小吴开车经过动物园附近，在一个丁字路口，被一个交警拦下，小吴明白，这是夜查。

小吴停下车，打开车门，拦车的交警劈头就说：“你喝酒了!”小吴前一段时间曾经因为酒后开车被交警处罚过一次，而且已经被扣了7分了，所以开车的时候再也不敢喝酒了，于是就申辩说：“我没喝酒。别说酒了，连可乐都没喝。”拦车的交警不相信，对他说：“不可能，我一看你就知道你喝酒了。我可告诉你，你要承认了，咱们该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你要不承认，等会儿我验出来，那可就是拘留。”

小吴因为确实没喝酒，也想见识一下酒精检测器，就说：“那就验吧。”于是，拦车的交警就带小吴来到一辆警用摩托车前，掏出钥匙开了半天也没打开行李箱，这时，拦车的交警叫来了第二个警察，那个警察走到近前，还没问，就对小吴说：“你肯定喝酒了。”其他的话和拦车的第一个交警一模一样。小吴还是不承认自己喝了，这时，来了第三个警察，除了说的话和前两个交警一样以外，还要带小吴到医院验血，说：“等到了医院验出来，那可是拘留。”

等小吴跟着第三个警察来到警车前时，这个警察问他：“你真没喝酒啊?”小吴说：“是啊，我早说了，你们不信。”于是警察说：“那你车上一定有女人用香水了，我一闻就知道不对。既然没喝酒，你就走吧。”

小吴和其他开车的朋友谈起这件事，发现其他司机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小吴说：“经过这件事我才明白，原来警察是诈啊，心理素质不好的人哪儿顶得住这个呀?”

事实上，你坐上一辆出租车就能找到一个对警察颇为不满的司机：“现在的警察不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而是为了罚款，像不许调头的地方，你站在那里，谁还敢在你面前违章?他不，他藏起来，就等你犯错误，打你个埋伏好罚你钱。警察按理说是执法者，可这执法者干事儿真叫一个鼠魅。”

除了身体的训练，警察更需要服务意识（曾璜 摄）

需要警察的地方还很多很多

从加拿大回国的于晓莉说，有一次，她的一对邻居吵架，吵得很厉害，结果不知谁报了警，不一会儿，警察来了，不由分说先把男的带走了。在加拿大，用警察来解决家庭争端、家庭暴力和邻里纠纷是件很正常的事。

关于警察的理论书上说，保护社会稳定并不是刑警的事，巡警的作用不容忽视，正是巡警的努力，才使得许多恶性事件得以避免。

郑州市巡警大队的小张在出警的时候遇见过这样一件事，他说：“有一次，我们接到报警，一个女的在电话里向我们哭诉，说她的丈夫经常虐待她，现在正拿着刀要杀她。我们几个同事急忙赶去了，结果哪有这事，就是两口子吵架。我们要把男的带回来询问，结果那女的扑上来又哭又咬，死活不同意，她说，我打电话就是要吓唬吓唬他。你说，以后遇上这种事，谁愿意出警啊?”

事实上，“漳州110”等国内许多优秀的巡警队都会面临这类哭笑不得、鸡毛蒜皮的事情，在他们作出服务承诺之后，就必须接到电话立刻赶赴现场，哪怕打电话来的人只是开一个玩笑。

北京天地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陈卓说：“现在的警察，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经常出警不及时，很多可以避免的伤害是因为警方的延误而发生的。”

根据一份统计，在中国的2．7亿个家庭中，有30％存在暴力问题，每年有10万个家庭因为暴力破裂。郑州大学法学教授刘瑞英说：“在城市，简单的家庭暴力很容易处理，但是在农村，由于警力和观念问题，家庭暴力，只要不出人命，公安部门很少介入。就是在城市，有些问题也很难办，比如现在大家关注的婚内强奸问题，警方在事后的介入都很棘手。”

上海市眉州路的童安琪小姐说：“邻居家唱卡拉OK声音太大，为什么要我出去和他交涉呢?我们不愿意撕破脸面，我们的关系要陌生而礼貌，应该叫警察来帮我们做这种事。可目前中国警察的形象还不够彬彬有礼，叫他们做事情更麻烦。”

警察带枪给自身带来的危险更大？（娄林伟 摄）

枪口问题与警察表情

关于警察的表情问题，编辑部接到许多读者来信。其中，江苏省南通市读者朱建国的来信中说：“远行广州，在宽敞的广州大道上，我经过一辆汽车时，从车上下来一个警察，一支黑洞洞的枪正对着我的胸口。我的心怦然一跳，当时真想突然住地上一趴，假装吓晕了，以维护我的生命尊严。这是一辆运钞车。在广州，不仅运钞车上的警察，其他警察执勤时也有挎着手枪的。但我也知道，警察在正常情况下，是绝对不可以将枪口对准平民百姓的。”

山东省临沂市天马公司读者丁兆云的来信则讲述了她对警案的看法——

几年前的一个黄昏，我们忘了关大门，正在自家院子里“指点”几株葵花。这时闯进来三个人，上来就是一句唬声，一个人问“你们是干什么的?”老公被问愣了，还没反应过来，我就凶巴巴地开了口：这是我家，你们是干什么的?来人好像笑了，说了句“我们是派出所的”，原来他们是在查非法枪支。等他们人走了以后，我才后怕，他们没穿警服，没先自报家门，不敲门就进来了，是不是真警察?要是假的多可怕?后来又想，他们是真的也够可怕的。

前天晚上散步经过派出所门口，看到办公楼前围了十几个人，还吵吵嚷嚷的，就进去看了看热闹。那热闹如果在大街上我是避之不及的，但地点是在派出所，就觉得没什么危险，“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看看吧。

但凡争吵，听几句就能听出点名堂。原来是一便衣警察，用一公用电话打一手机，对方没接，旋即把电话拨回来，便衣接完电话，看公用电话的非要他交两毛钱，便衣说：“我接电话，又没打电话交什么钱?”就这么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后来就是警察找人把看电话的带到了所里，铐了起来。后来就是我看到的争吵场面。

又想起就我们楼下那家，有个开出租的亲戚，在路上也与一警察有了点磨擦，幸好遇到的不是霸州的杜书贵，他只是车被扣、人被铐了一下。好在我们这是一个小城市，七拐八绕总能找个熟人说说情，他平安无事就出来了。

我还在菜市场见过一个穿了条警裤的人，他的气势使人一眼就能判断出他的职业。他把人家的白菜帮子扒了一层又一层，卖菜的心疼说了两句，他就江湖般威胁人家“你等着!”

举出此番种种，不是说“天下乌鸦一般黑”，认为没有好警察了。事实上我家里就有从警40年的老公安，我们也有几个当警察的朋友，他们可都是好样的，而大多数警察也都是好样的。但偏偏几个凶的，见了报的，就有点“坏了一锅粥”的味道。我们这里前些年很不恭地称交警为“马路橛子”，这称呼现在听不到了，为什么，上大街看看就知道了。向济南交警学习，人家那是叫用行动说话。

每天上班路过的一幢办公楼楼顶上树着这样的标语——“视人民群众如父母，有困难找人民警察”，看得人眼里热乎乎的。

持枪与开枪的权力

河南禹州枪杀房东一家三人的刘德周，据说刺激他开枪的一个细节是房东屡次三番地指着他的鼻子说：“你别着个扫帚疙瘩有什么了不起?有本事你掏出来打死我呀。”

在一家网络公司工作的尹灿说：“如果任何人都有犯罪可能，一个有枪在身的人就更难避免，能避免的仅仅是让他们少有拿枪的机会，除非是刑警执行任务时。要么我希望中国能够人人拥有枪支，这样警察和普通人之间，就不至于有力量强弱的差距。”

尹灿的观点显然不能被大多数人接受。

郑州市公安局的警察小孟显然也不同意这种说法，他告诉记者：“6月20日夜里，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分局一个片警李炳男被杀死在自己的辖区内，身中4刀，失血过多死的。我们的枪哪去了?为什么不用?也许没带枪，因为上级规定下班必须交枪，在类似的案件中，有的警察是手里拿着枪却不敢开，结果被打成重伤。虽然我们佩枪，但我们的思想顾虑太大了。每天加班到深夜，你知道有多少双罪恶的眼睛在盯着你吗?”

的确，从“鹤岗煤矿抢劫案”到“白宝山系列抢劫杀人案”，中国的许多大案要案，都有类似的情节——罪犯杀害警察，抢得枪支，有了武器干更大的案子。这引出的一个悖论是：警察带枪不安全，不带枪也不安全，高风险职业由此可见。“刘德周事件”、“杜书贵事件”之后，警察组织是否会加强内部的枪支管制还不得而知，但人们会问：“没有枪，你用什么保护我们?”

小孟的同事说：“中国警察用枪大多还流于形式，一般警察很少带枪在身，即使是需要的部门也大多是锁在保险柜里，一般不用，现在，用枪的后果比不用还严重。”

另外一座城市一位张姓警察说：“我认为现在的警察用枪时的思想顾虑多，其中部分与领导的官位有关。大家在1998年可能看了中央电视台一期焦点访谈，我们单位治安支队一干警开枪打死了一名男子，具体的就不讲了，对于这件事，我们干警都认为是防卫过当，但社会舆论和压力将这名干警判了15年。此事以后，单位领导取消了治安支队所有干警的佩枪资格并且出台了许多用枪规定，还推广了做法，现在弄的全处2000多名干警都感到带枪可以，但用枪就是错的，因为你会给领导找麻烦。谁愿意用血肉之躯去迎接歹徒的匕首和猎枪呢?”

大连一位叫长江的警察说：“枪响以后，不是立功，就是刑拘。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警察丢枪或被抢或枪支出事的确不少，但全国那么多的警察，那么多的枪支配备，出事的相比之下还是寥寥无几，关键是怎么加强管理。

“什么警察是好警察?”

一位普通警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的一个老同学曾经对我说过——如果不是因为你也是警察，我就恨死他们了。”这个警察说，“按照目前的现实，做一个理想中的好警察实在太难了。完美无缺的警察当然是好警察。刚直不阿，疾恶如仇，英勇无畏，廉洁奉公，大公无私，依法执法，知法守法，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不知道现实中是否真有这样的警察，也许古今中外都不会有，至少我从未见过——毕竟人无完人。但我们每个人心目中都觉得警察都应该是这种形象。

“有缺点的警察算不算好警察?大概警察队伍的全体都是有缺点的警察。有一种警察，就像‘霸州事件’中的主角，绝对划入坏警察行列，这种人全社会都深恶痛绝。有一种警察，道貌岸然，阴险卑鄙，贪得无厌，反正没多做好事，这当然是坏警察。

警察的训练相当艰苦，他们选择的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娄林伟 摄）

“有一种警察，粗俗、野蛮，文化水平低，没有修养，开车横行霸道，待人傲慢不恭，甚至嗜赌、嗜酒、嫖娼，对待犯罪分子倒是疾恶如仇，打起来下手不轻。如果单纯这些，当然是个坏警察。但也有其中一部分，虽然具有上述全部或者部分恶习，侦查破案却是绝对高手，而且破案过程连续作战，不畏艰辛，儿子女儿生病顾不上，老婆闹情绪顾不上，双亲去世无暇戴孝，视死如归，甚至贡献出年轻的生命。对这种人我最矛盾，很难下定论。我认为只能大致地对其可恶和可爱的两方面进行比较，可恶方面居多则算不上‘好’，可爱方面占优则排人‘好’的行列。

“有一种警察，自私、胆小，工作能力差，但善良，作风正派，不会干坏事，说到底是一个绝对的凡夫俗子，一个绝对的小人物。算不算好警察?——也许谈不上好警察，但也不能纳入坏警察行列，我们只能说他是平庸的警察。

“有一种警察，带点自私，谈不上英勇无畏，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肩负的神圣职责，在国家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愿意付出一切，包括生命；工作能力强，任劳任怨，作风正派，为人和蔼可亲，热心助人，工作上讲原则，基本上依法执法，偶尔也会利用职权、关系办点私事，比如帮人开个边防证、帮交通违规者疏通关系减免处罚等，严重违法违纪的事是不干的。这种人大概是警察队伍中的主流。如果不是过分苛刻的话，我个人认为还是可以划入好警察行列的，至少算得上合格警察。”

警力不足是个永远的借口（黄蓝 摄）

警察的表情不是一两件好事就会变得温柔亲切（刘亭新 摄）

一个采访警察的记者说

我参加工作不久就被报社领导分到警察口，报纸要实行“把口制”。我采访的第一个题目是北京西单的失物招领处，领导说，那个地方从50年代就有了，现在是什么状况?是不是失物招领的数量在下降，谁拣了东西都不往那里送，谁丢了东西也不去那里领?

这个题目不难，到那里一聊，果真如此。失物招领处的地方都变小了，分出了—半租给了一家广东的电器行。那天采访，除了我，还有一家电视台，采访的题目是拣到东西交还失主是不是可以收一定报酬。

到中午的时候，警察同志请我们吃饭，到西单的一家餐厅，广东电器行的人过来，显然，他是来付账的，陪我们吃饭的有四五个警察。其中一位老警察本来执意不肯来，他的领导说了，来吧，换上便装。他换上便装才出来。那天吃饭，警察同志都是穿便装。我当时就觉得电器行老板给房东付饭费不是一次两次了吧。

接下来我做的一个题目是北京的“反扒”，也就是北京公交分局的反扒大队。我跟着那些便衣警察一个礼拜，在北京的公交车上抓小偷，那是北京最冷的几天，我穿两件毛衣，一件皮夹克，一件军大衣，还是觉得冷。便衣的工作真是苦，当时一天在外面转，给两三块钱的补助，吃顿中午饭都玄。抓到小偷当然兴奋，抓不到就特别沮丧。那是一群对工作负责的警察。

有时候抓住小偷送到局里审，审讯的警察会动用皮带，领导说，嘿嘿，别动粗。我知道，这大概是因为我这个记者在场。

1993年，北京申办奥运会，我负责采访市公安交通局。当时北京的交通状况十分糟糕，我去局里采访，他们的工作人员说：我们的领导不在，出差去了，开会去了。总之是不愿意接采采访。按道理说，政府部门对记者应该是最客气的，咱们这里不行，政府部门是爷爷。我问公安说，什么时候你们领导才有空?公安说了，你自己理解去吧，你理解他什么时候有空再来不迟。

这句话极大地伤害了我，政府部门不愿意接受采访我理解，但只有低素质的警察才会这么笨的打发记者，别的部门会技巧点。后来我去采访海淀交通大队，那里的队长很耐心的回答了我的问题，要不然我就无法完成我的采访任务。

从我的经验看，警察有两大难题，一是增强服务意识，二是提高自身素质，而这两个问题太难了。我们是一个迷信权力的社会，没有对权力的制衡机制，又何谈监督警察的权力?警察如自以为自己是统治阶层，又何谈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