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恺：市场推动着的建筑师和他的住宅

（文 / 三联生活周刊）

崔恺

SOHO的建设速度令很多人羡慕(娄林伟 摄)  

记：你认为新住宅运动落到实处的操作应该是什么？

崔：新住宅运动的实际操作，包括集体采购，互通信息，这些都会对住宅产业有很大促进，因为当零散的地产商很难得到建材、设备厂家的支持。如果是由一个大企业集团来做这事，可能就会使东西尽可能完美，又在价格上符合市场的需求。

建设部在住宅产业化方面也宣传了好几年了，但实际上靠科研部门、靠厂家自己都做不下去，因为东西得要有人买。有需求才有人生产有人研究，所以从需求来带动生产、研究。

这也牵扯到标准的问题。就是有一个预置系统，全国每年这么大建筑住宅量，要求每个施工队都盖好房子也不可能，要保证它的基本品质就要有标准化的东西。如果有了中城房网搞的大投入、大开发，这标准很有可能就在市场上确立了。

现在住宅产业化在做的一个例子是长沙远大，做集合式卫生间，整体浴室，做得不成功。这是日本人用来盖鸽子窝，或者用在轮船上临时的东西，不太适合住宅，在市场上不太好。

但住宅产业是带有这个概念的，就是把手工劳动变成大工业生产，标准生产。这种生产你到美国可以看到，大的超级市场里，房子里的每个部件都有，拿回家，自己组装。统一的由厂家来做，每个细部的质量都可以保证。而现在是从大厂到街头小店都在做，把品质做得很差，大厂的贵，小厂的便宜、灵活，所以都用小厂的，品质就降低了。现在就希望大厂生产的品质又好，设计多样化，价格还便宜，这样只能是大量订购。

记：既然新住宅运动预示这么好的可能性，建筑师在这其中能主动地做些什么？

崔：从新的居住概念来讲，建筑师应该来研究普通人的生活习惯，关注地域差别、居住文化，然后给住宅作特定的定位，通过研究再发展特有的住宅类型、做到以人为本。

另外，要把对人生活质量的引导向更积极更健康的方向发展，而不是浮躁地做一些文化上错位的风潮——欧式建筑。这个可以通过大的房地商做出一些示范性的住宅，起到引导市场的效果。

第三个非常重要的层面，通过这个运动应该更多的对住宅技术关注。发展商有采购的要求，厂家生产，但是谁来研究呢？显然应该是专业人士，从外在的形式到真正内在的品质。对老百姓来说，就是屋子是不是不漏水，是否节能，材料是否是绿色健康的。

记：我们现有住宅的格局遭到了很多建筑师的批评，你认为形成此种症结的原因何在，有什么解决方式？

崔：我们国家在执行住宅建筑规划标准的时候比欧洲人要机械得多。我们的住宅要求每户都要朝南、朝阳，这带来什么东西呢？城市所有房子都要向南的时候，你可以想像这城市就像一个大兵营一样。可是你看看法国人的房子，这房子看到对面的住户一点都不新奇，就是窗户朝南朝北朝东朝西的都有，它世世代代就是这么住的。所以这种方位的制约对我们住宅的设计是非常头疼的事。

我曾经拿欧洲城市和深圳对比过，什么是好的城市设计，欧洲的城市要说千篇一律比我们还厉害，高度都差不多，然而你能从教堂的顶上看到那是街道，那是广场一清二楚。可是深圳，你站在高层看，看着那是街道，可走着走着就没有，它融进了大都会高楼丛林里了。那路是怎么进去的，不知道，因为所有房子的间距差不多。因为50米之间，可以是绿化带，可以是路，可以是任何东西，这种空间就没概念了。所以你对这城市完全失去了概念，乱作一团。我们片面地在任何地方强调朝阳，楼与楼之间拉开距离。

你可以想想故宫，想想北京的胡同，街道上的墙、胡同里的墙都是连续的。我们现在没有这些东西。我觉得光从形式上讨论我们是不是要夺回故都北京，是个很浅薄的层面。我们失去的是空间，我们对这个城市的感觉没有了，而这个是怎么弄的呢？是因为我们有这么多为老百姓定好的规矩。这规矩等于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大家都是一个单位的，凭什么我住向阳的房子，你住阴面？可是市场经济仍然出现这个问题。这就得靠价位来调整。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这房子是合檐式的——周边式的，或者是行列式的，我们损失了什么得到了什么。行列式的显然没有空间，环境营造上就带来很多限制，或者说它可能没有特点，显然这楼的品质就会降低，它的价钱就会下降。可是如果加了东西向的楼，把环境笼络起来，把空间围合起来，那么东西向的房子价格适当降低一点，南北向的房子价格抬高一点，事实上在价格和土地利用上都是非常有市场潜力的。这样房子的类型就会非常丰富，城市的界面就会非常好。我们还可以修补这个城市，比如在一些房子周边加上某些片断，修补这种断裂感，这是很好的事，就是在不开发新区的情况下，把土地很好地利用起来。

因为所有房子的间距差不多。因为50米之间，可以是绿化带，可以是路，可以是任何东西，这种空间就没概念了。所以你对这城市完全失去了概念，乱作一团

刚才说的是从价格来调节，还有一种是时间概念。东西向的房子年轻人住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他们并不在家，周末到外头玩去了，到了老了，需要阳光，可以搬到郊区，把房子让给青年人住。这跟计划经济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他可以出售自己的房子。将来城里应该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为什么呢？因为城里住效率高，所以他对于其他的消费标准可以适当的放低一点。

但现在是非常模式化。你的房子没有朝南的，就扣多少分，你的房子就不符合国家的住房标准。如果再这么下去，我们的城市只能是彻底被破坏掉。现在城市中心的办公功能越来越集中，住宅都赶到郊区，形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有一个就是地价，买地、拆迁的成本非常高，盖一般住宅造价收不回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如果不干预，都盖昂贵的房子，将来城市交通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很多功能集中的市中心，恰恰遍布着最多最老的街道，这些问题很棘手。

记：可以说说现代城的经历为什么让您难忘吗？你对那些流传在同行里的非议怎么看？

崔：现代城并不是一个建筑师接到委托开始设计、再盖起来这么简单一个事，是不同方面的人不同思想火花的碰撞。这房子先盖的是住宅，我们就想它应该和办公区是一体的，因为办公楼得很现代，所以住宅也得很现代。

在这个过程中，业主对设计这种创造性劳动本身的接纳程度和他对现代城的思考，使得我们的创意能够被接受、被宣传出去，设计也得到不断地完善。一方面他们很欣赏，然后通过他们的策划和包装让更多的人理解。我想现代城之所以销得好，是和业主所使用的宣传策略有关，而且他提出的无条件退房的口号也让别人压力过大。

我并不觉得这个房子是个什么很不得了的事，但大家应该承认它是一个新的住宅类型，在这之前没有人做。首先这房子没有阳台，现在是商品化社会，住宅的阳台在北京来讲事实上封起来是当房子卖的，所以我们把厅加大，把阳台收到厅里来，我们比较早期地采用了大的落地窗，在高层建筑中视野很好。第二，我们使用的装饰手段是把空调隐在墙内侧，它是有功能使用性的装饰，而不是刻意地装饰，房子里没有任何一种多余的现象，槽是放室外机的，立柱都是放下水管的，是很自然表现的建筑。其它就是对色彩的应用，在高层屋顶上做了院子，为一二层的住户做了车位和小院。

这些算不算特色呢？你可以看看恩济里、方庄的房子，没有做这些事。我觉得如果让潘石屹去包装望京的房子，他也包装不了。这不是无中生有的策划和包装。

一个作品的成功与否，不单单是有建筑师，肯定得有发展商，而且他还占很大成份，如果他接受不了你的概念，他是没有胆量去做的。所以新住宅运动不应该仅仅是发展商的事，而是与住宅所有有关的人、行业积极参加的社会的大行动。这行动在开始的时候可能还被人怀疑，当真正干成几件好事时，它对社会的影响会非常大。我们希望这是个比较长久的运动，而不是短期的炒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