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梦想和合奏

冲突

这个家，潜藏着一场巨大的风暴。

6月7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全校大会上，本年度第一学期18名甲等奖学金获得者中，王天阳以专业、文化考试第一的成绩位列初一年级学生之首。这份高达4000元的奖金，足以抵消王天阳一学期的学费。

妈妈的兴奋与喜悦只是听到此消息时的短暂笑容，眼看第二个学年临近，她一直试图说服儿子退学，转入自己任教的101中学读初二。

“再不转，文化课就跟不上了，王天阳以前的数学优势也就没了。”刘旭说。

1998年到1999年6月之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刘旭都在为面临小学毕业的儿子上什么学的问题与丈夫争论不休。王骐一意孤行、快刀斩乱麻地安排了儿子的道路，王天阳果然以钢琴、视唱练耳、作曲、文化四项第一的成绩无可争议地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作曲系。

但夫妻间的争吵仍在继续。发展到2000年的6月，已是转不转学的论战，而问题的实质，直指以音乐为生有没有前途？

在做音乐教研员的王骐看来，儿子迈进附中的门槛，是父子俩的殊荣。他常教诲儿子，“全中国就这么一个音乐学院附中，这个专业培养的人才就二三个，我们一层层考试跟着看着，担惊受怕、心惊肉跳得来的非常珍贵的机会，怎么可能就把它丢掉？你已经提前进入专业了，这就等于进入了科学少年班一样，不能把自己等同于普通的中学生！”

刘旭希望儿子走一条普通人的道路，“他行。以我们家孩子的素质，他上普通的中学将来也能特别优秀。”但对儿子的音乐生涯，她就远没有这份乐观，“当音乐家，不是什么人都行。音乐学院培养了那么多学生，还不是一多半都转行了。搞音乐不是说刻苦就行，除了技巧，还得有灵气，有创造力。再说，如果是音乐世家，孩子从小的氛围就不一样。我们是平民。他的压力太大了……”

普通人的理想

刘旭不认为儿子学音乐特有天赋。王天阳因为手小，考音乐学院附小被教授们以弹钢琴没有前途拒收的挫折还历历在目。刘旭还记得，作为最小参赛选手，5岁的王天阳在北京市星海杯钢琴大赛上的紧张——他坐在椅子上，双拳紧握，头仰向天，眉眼紧皱，她心疼地哭着叫儿子不要参赛。

刘旭甚至觉得，儿子走上这条道路是生生让丈夫给逼出来的，这不是他的本意，“在这条路上，王天阳付出太多了。为了学音乐，父子俩老起冲突，他忍受不了时，王骐就急。我记得特别清楚，学视唱练耳，他爸让他听《白毛女》，只放一遍就让他唱，那哪复述得出来啊？唱不出，就一遍遍地放，弄了半宿，这孩子就是一边哭，一边唱，他爸起码让他唱了得有100遍！太残酷了，我在旁边根本就受不了。我觉得如果不是这孩子心理承受力好，都得给逼疯了。”

与此同时，周边环境发生着的一切事情也让刘旭对儿子的出路充满焦虑。身处中关村，IT、网络的热潮，不仅使许许多多的理工科人才炙手可热，也让很多家长重新修订着孩子的未来。多数孩子学艺的局面到了初中戛然而止，把艺术特长当作避开电脑派位的敲门砖，进一所重点中学，考一个重点大学，进一家大公司，做一名收入不菲的软件工程师成为普遍梦想。刘旭听到了太多对考了音乐附中的王天阳的遗憾之声，“在中国搞音乐，哪有前途啊”，“你们家儿子数学那么好，搞音乐，以后什么都不会，跟不上时代了”……

儿子常回会来跟妈妈说学校里的事：今天搭谁家的车回来的，谁谁谁在国外比赛上又获得了大奖。这些无心之语，让妈妈听着却是无形压力，“学音乐那就是靠钱堆出来的。必须得有机会参加国际比赛才能出来啊，可音乐学院现在出国比赛不再公派了，全自费。我们怎么可能负担得起？”细腻的母亲不无苦恼，“现在一个男人压力多大啊，将来他职业不行，养家  口，买房买车都成问题。”

付出

影响也渗透到王骐身边，让他偶然惶惑。

“我是不太过于坚持自己的理想？”他再三地问着自己，也问儿子，“你自己说，想怎么着？”

儿子面对父母为他频起的矛盾，要么以沉默回应，要么说“随你们便”，他从不肯说“转学”二字。

10年。4岁半从幼儿园退园，跟着孙虹老师学视唱练耳；5岁学钢琴，并成为星海杯钢琴大赛上最年轻的选手，获少年组第二名；6岁为了练琴，推迟一年上小学；7岁考音乐学院附小，转入徐进行教授门下学难度艰深的视唱练耳；8岁加入杨鸿年的少年合唱团，以“神奇的耳朵”著称；13岁考音乐附中之前，已拿下了钢琴的十级证书。音乐主宰了王天阳的全部生活。通常，周末的日子，一天在合唱团度过，一天在钢琴老师家。去过一次意大利、两次台湾的王天阳说，他逛过的国外公园比北京多。

家里的一面墙上，被打造成玻璃橱窗的架子上摆满了一个个奖杯。这些，和时常浮动在空气里的争吵声，也会让王天阳很困惑，“有时我觉得该听妈妈的，有时又觉得爸爸对”。

除此之外，王天阳的痛苦只关乎音乐。

“四五岁的时候，爸爸总希望每学一次琴就能有进步，就特别怕他，一上课，整个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心里发凉，觉得自己不行。后来爸爸发现我害怕他，就躲出去了。开始我还奇怪，课上看不到他人，下课就溜达出来了。结果，有一天我突然看见窗户外头有张脸。他趴在那看着呢。”王天阳说，他到六七岁才有些不怕父亲了，八九岁以后，就完全不管有没有父亲在场了，“小孩子对痛苦是没有记忆力的，当时害怕，过了就忘，也不会记仇；到了八九岁自己真正喜欢弹琴了，痛苦就有了，有压力，怕被别人超越，发誓要赶上别人。”

说着话的时候，王天阳的手也在不停地飞速弹动着。王骐也许说得对，“他已经学会学习音乐的本事了。他在音乐领域里如鱼得水，你说让他断开再学普通数学、物理？”

梦想

王天阳对王骐意味着什么？

他笃信的天才培养论的验证？23年前自己考音乐学院失败的补偿？抑或是更高的梦想？

王骐是有更高的梦想。他坚信不远的将来，人们对于用丰富的手段提高生活品质的要求会很高，“中国教育现在老谈创新，创新不是光靠科学和教育就可以激发的，必须还得有艺术，艺术是人性的动力，我们早晚要走到这条道路上来。”

一说起他的教育理论，王骐就滔滔不绝：“天才是可以培养出来的，关键要拿住时机。儿童的4到6岁，是建立音乐素养基础的最佳期。幼儿耳朵里的绒毛很长，听力非常敏锐，随着年龄慢慢地长大，听的声音越来越多，它就会呈保护性的萎缩，所以不抓住孩子听力最佳时候训练，以后就得事倍功半。

“大部分中国人对待音乐的态度，就是玩一玩，听一听。中国的音乐教育也不过如此，小学阶段一、二年级以唱游为主，不要求读谱，不要求听音，带歌词的音乐成了当前为主的乐感教育，培养了孩子对音乐的爱好，却建立不了对于音乐本身的理解。这和中国以线条为主、旋律为主的音乐风格有关。西方研究音乐自身的逻辑性，每个独立的音都有它的固定音高，因此教育是以音感为先。德国人汉斯利克在《论音乐的美》中说过，音乐就是音乐，音乐本身的形式就是美，没有技术就进入不了音乐。

“教孩子就像在播种，必须在适当的季节、恰当的地点挖一个洞，让它发芽。小孩的心理特点就是兴趣来得快、消失的也快，学东西一不会就失去兴趣，其实真正入了门，兴趣自然而然就有了，学起来就由被动变主动了。困难的时候就要大人推一把，带强迫性的推动，不让他退缩。小孩的受挫心理都很强，我教孩子，用的是无关系刺激，唱不好，我一板脸，孩子就哭，哭也得唱，唱对了就鼓励，跟你哭不哭完全没有关系。就是要让王天阳不断地接受挑战，不断地面对挫折，他才能在成功中获得极大的喜悦和自信。”

王骐每往前推进儿子一步，这个家庭为此付出的代价就越大。去年9月，王骐一家才从平房中搬出来。那平房，一面墙挨着大家做饭、烧水的火房，一面墙外堆着煤，冬天下雪，夏天下雨，水淤在煤堆里，渗到地下，人在屋里，脚踩地，一踩就是一洼水。4岁半，那时王骐为了抓住儿子的学琴时机，坚决从对他教育方式无法认同的丈母娘家搬了出来，搬进平房，一住就是9年。“我们大部分时间就只好呆在床上。”王骐说，“为了王天阳，我的腰也不行了，老疼。他妈妈的腿都是黑的。他去台湾访问认识的好朋友来北京，总说想来家里看看，一直不敢叫人来，见不了人。”

为了儿子，父亲创造了一切可能的机会。这个家庭的收入2/3都投在了学琴上，但是为了让儿子出国进行音乐交流，王骐借钱，然后为人无偿打工，或者跑到学校帮人训练合唱挣得一点点额外报偿。带着儿子走道，走得都是节奏，王骐身上带着音哨，嘴里唱一个6/8拍的歌，俩人就走成那种节拍，一直走，遇到台阶也不停，直到一首歌完，再迈脚进行下一个作品；带着的哨音是用来校正王天阳的音准，如此的努力，把儿子的学习紧密地结合在父亲的生活里。

“我只是怕他错过这个时机，我真是知道这时机的重要性。如果他错过了这时机了，不是跟我年轻时在兵团耽误的一样了吗？！”王骐说。

分歧

为了儿子，母亲也在创造一切可能的机会。

曾是朝阳区成人教育局成人中专校长的刘旭，为儿子学琴，把工作调到了地处海淀区的北京101中学。至于损失是什么？也许就是房子、升职，但从成人教育转到普教，从管人变成被管，好几年刘旭都在一种被歧视、难适应的状态。“我忍了好多年，还不是为了孩子有朝一日能上101嘛，托底保险。”刘旭说。为了等这一天，她努力地工作，研究孩子教育心理，以至于每年的优秀班主任奖都给了她。“到头来，没用上！”

一直是刘旭在做着妥协，向王骐的教育方式，向儿子的未来发展做着妥协。经济也许只是一个表面的压力。在内心深处，刘旭还有做母亲的最普通心愿。“我特羡慕人家的孩子，充满童真，跟妈妈撒娇，可我从来没有享受过，王天阳不会，他在同龄的孩子中显得太理智。”刘旭说，“我要有第二个孩子，就不要他非得成为完美的人。我觉得做平平常常的人最幸福，不管干什么，地位有多高，只要心态挺好，生活有滋有味就挺好。”

王骐可能永远无法认同这种幸福观。要做就做最好的。这不仅是对儿子的要求。5月，北京市合唱节上，由王骐训练的三支合唱团，拿了少年组的五金二银——海淀区共获得11枚奖牌，他的占了7枚。在儿子1989年刚学视唱练耳的时候，老师认为他没有音乐的潜能、发木，王骐却偏偏不信。在他的坚持之下，终于有一天王天阳从听出一个音、二个音、三个和弦、四个和弦，到几年后听一把音，音块，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孙虹老师的话，王骐一直记着：“你不是一般的家长，你的孩子也不是一般的孩子。”

这场源于孩子教育方式的争执最终会以什么方式结束呢？

王骐在等待一个让他家人都欣慰的时代——那是王骐坚信不疑的未来，“我认为当我能够生产一个音乐家的时候，我为什么不去做这事呢？是我的孩子，我认为也是我能影响的一个学生，我对其他学生还施加那么大影响让他们接近音乐，在音乐中获得快乐，让他们去音乐中领略整个人类的文明，我对自己的孩子期望值当然更大了。我一直压抑着自己不过分地去干扰他。如果不发生什么大的变化，我想我们家这把舵是我掌着。”

有关音乐教育

有一些数据看来充满矛盾，例如说，一份与素质教育相关的调查问卷说，有82%的学生喜欢音乐，认为一生离不开音乐的学生从8到18岁分别占43%到100%；而另一份针对“中国城市独生子女人格发展状况与教育”调查又说，有52.5%的孩子正在学习或学过钢琴等乐器，他们当中只有11.5%的人表示“非常喜欢”演奏乐器，有30.1%的孩子明确表示“不喜欢”和“一般”。

在双休日，我们的孩子47.8%的人被家长送去“参加特长班培训”。

1997年，中央音乐学院对3295名琴童的调查表明，有11.4%的父母因学琴会打骂孩子，33.3%的家长偶尔打孩子；至少有44%的琴童因“不听话”经常受到家长批评，21%的家长经常威胁孩子；40%的家长在孩子学琴时批评多于鼓励；因为是琴童，其中50%的孩子受到比其他孩子更为严厉的管教。

调查还显示，只有19.7%的琴童每天可得到玩的机会；32.9%的琴童每周有一次以上的机会出去玩会；12.1%的琴童很少有玩的机会，平均每月有一次以上；还有6.2%的琴童则在每月一次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