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拼加油站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

(文 / 李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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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林伟 摄)  

巨头对坐:雄心撞雄心

3月27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中国石化集团总经理李毅中公布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在现有的1.2万个加油站的基础上,中国石化今年将增加8000个,使自己的加油站总数达到2万个。”

此前,中国石化曾计划两年内投入100亿元,采取收购、联营、新建、划转等多种方式,快速抢占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和覆盖面。

在论坛上,全球十大石油公司之一的壳牌公司董事长马克·司徒慕德在座。李毅中的讲话颇具针锋相对的味道。因为壳牌公司的润滑油已打败中国对手,他们下一步战略是通过争夺加油站进入成品油市场。这一战略已经启动,正在实施。壳牌公司的刊物Shell circle称,2月中旬,壳牌在南京建成了自己在中国的第38家加油站。

抢占加油站,扩大终端零售市场,是中国石化和中国石油两大国家石油公司的全新战略。1月18日,中国石油召开2000年工作会议,总经理马富才说,1999年中国石油“全年新增加加油站近1500座”,他要求中国石油今年要继续“建立和完善销售网络,大力发展加油站”。

中国加油站,外国大石油公司同样虎视眈眈。1999年BP阿莫科石油公司称,准备拿100亿美元开发中国的油品终端市场,规划3~5年内,在中国的油品市场的零售量达到500万吨,最终达到2000万吨。

加油站是石油进入市场的最后关口,因此成为世界巨头与中国巨头必争之地。

中国两大国家石油公司清楚,加油站是它们的生命线,如果让外国石油公司控制国内的石油终端市场,上游的中国油田和炼油企业将失去生存空间。

这是一场真正的巨头之战,BP阿莫科石油公司在1998年完成购并后资产达1300亿美元,壳牌石油公司资产达1100亿美元;中国的两家国家石油公司,一家资产690亿美元,一家516亿美元。按理说,在加油站争夺战中,中国巨头在本土作战,中国巨头应占上风,但并非如此。

WTO对垒:易碎的防弹玻璃

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副局长陈耕透露,我国加入WTO后,将对原油、天然气进口实行零关税。在1至2年内,各种成品油、燃料油的关税将降到6%左右。乍一听,形势挺紧。

但留神一下时间表,又松了一口气:加入世贸组织后,成品油销售3年才放开零售,5年放开批发;并且,即使放开零售,外资加油站一段时间内也有数量和地域限制;协议允许外商在若干城市建立不超过5个加油站。

不过,外国石油巨头可不给你喘息机会。前不久,南京尝试公开竞标,一下子被外资竞争走10个,已经超过2005年的限制。天津市的外资加油站一不留神冒出几十家,且成蔓延之势,在外经贸部的干涉下才得以遏制,但已经建成的成为既成事实。

目前尽管我国政府对外资加油站未亮绿灯,但从广州到北京,据中国石油集团不完全统计,外资加油站已达300多家。由于利益上的诱饵,外国石油公司总能找到中国的合作伙伴,地方政府、开发区、供销社、农工商公司,甚至学校等等。

BP阿莫科石油公司亚太地区总裁德开瑞承认:“到目前为止,这一领域确实没有向我们开放,但我们在南方拥有20多个加油站。我认为,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各自权限上有一定的模糊性,我们在当地都获得了合法的经营许可证。”

对外资加油站潜入中国,最痛心的要算中国外经贸部的世贸谈判代表。中国石化销售管理部董黎明说:“谈判代表在WTO谈判桌上辛辛苦苦要来的条件,下面一撒把,全白费。”

国家在有限时间内给予的保护政策,本应是中国石油巨头战胜对手的铠甲。但中央与地方开放的政策与节奏的不对等,不仅使主权国家名声受损,而且使“防弹玻璃”不堪一击。

暗渡陈仓:一个个桥头堡楔入中国防线

在首都北京,中央眼皮底下,有外国大石油公司以“换油中心”的名义公然打出招牌。据中国石油集团的调查,仅壳牌公司在北京的北四环路上已有4家连锁加油站,但这些加油站自身都不承认是外资加油站。有些部门也在一旁帮腔,“这些加油站是我们投资的,外资只是出钱做广告,不许外资办加油站,可不能不让人做广告呀。”但知情人士说,地方部门一分钱也没有出。

将广告和经营混为一谈,是外资建加油站的重要手段。BP阿莫科石油公司在广东就采用了类似的手段,加油站谁挂BP的牌子,阿莫科公司给谁50万元的广告费,阿莫科公司还派人帮助管理,作整体形象包装等等。而相比之下,这些加油站如果要打中国石油、石化的牌子,还要交2万元的商标使用费。

BP阿莫科石油公司亚太地区总裁德开瑞承认:“到目前为止,这一领域确实没有向我们开放,但我们在南方拥有20多个加油站。我认为,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各自权限上有一定的模糊性,我们在当地都获得了合法的经营许可证。”

壳牌公司进入天津时,曾经找到天津市成品油市场清理整顿办公室,该部门以不符合国务院文件而未批准。壳牌于是绕过这个部门,与农垦局合资注册“天津壳牌机动车加油服务有限公司”,工商局给它发执照,据说上面有领导直接打了电话。

壳牌公司最终拿到了经营加油业务的文件,采用商标特许联营的方式,与天津农工商公司签定协议,投入资金进行改造,从经营管理到形象标识,一口气成立了16家壳牌加油站,其中天津市内有10家。

壳牌加油站进入天津引起了不小的震动。由于壳牌有雄厚的资本实力,丰富的管理经验,统一的营销策略,强大的广告攻势,很快就在天津市形成冲击波。壳牌的加油站落脚的地方,周围加油站的加油量都大幅度下降。中国石油天津公司一下子感到压力巨大。

不要小看“中国防线”的这些小缺口,外国巨头不缺资本和技术,他们缺少在中国作战的经验,这一个个楔入中国本土的桥头堡,一旦时机成熟,将成为撕开整个防线的突破口。

薄弱环节:70%是“杂牌军”

8.8万座,中国的加油站堪称世界之最。全球用油量居前两位的是美国和日本,分别只有4000座和6400多座加油站,中国现有加油站是美国的20倍,是日本的15倍。

在计划经济下,国家石油公司有油不愁卖,注意力放在上游企业以及批发环节,忽视了加油站等零售网络建设。与此同时,从90年代初逐步放开成品油市场开始,社会各界所办加油站应运而生,逐渐控制了70%以上的成品油零售市场。历经数年,社会加油站几经优胜劣汰,与石油公司的加油站形成分庭抗礼之势。

在销售终端,两大国家石油公司是一条短腿,网点少,标准低,布局差。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政策法规司刘显法副司长坦言:“目前,石油、石化两大集团对成品油的控制力远远不够。在全国88000座加油站中,两大集团只有14000座,还不到20%,终端销售是它们最薄弱的环节,可又是最关键的环节。”

面对WTO的冲击,中国石油发展研究部主任严绪朝说:“下游的承受能力较弱,如果下游产品与国际接轨,我们大多数企业难以生存。我们对销售终端市场控制力不强,如果外国石油公司利用资金优势高价收购社会加油站,将不仅挤垮我们的销售网络,还直接威胁我们炼油企业的生存。”

“中国防线”的薄弱环节是,两大主战集团只控制30%的市场,70%防线由“杂牌军”控制。社会加油站的生存欲望,决定着他们左顾右盼,谁强大则依附于谁。正因如此,外国石油巨头的战略很明确,与中国的社会加油站迅速结盟,内外结合。而中国石油巨头的唯一选择是,迅速将“杂牌军”并入战斗序列,并改造成“正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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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二沙岛被称为广州的富豪住宅区,岛上唯一的加油站是外商开的(闵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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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这位私企小老板只加壳牌的油(徐孚 摄)  

内战不断:“正规军”与“杂牌军”的摩擦

虽然同属“中国军团”,但国家石油公司与社会加油站并非同心同德,而且多年来摩擦不断。1998年,社会加油站曾经狠狠教训了国家石油公司一顿。但1999年,国家石油公司喘过气来,以更严厉的手段回敬社会加油站。并且,借国家清理整顿之机,大兴吞并之举。

1998年初,国际油价下跌到12年以来最低水平。国际油价与国内油价的巨大落差,导致各种渠道过量进口,走私油品更为猖獗,国家石油企业难以招架。1998年上半年,中国石化亏损20多亿元,中国石油比上年同期减利60多亿元。

究其原因,国内成品油市场的零售价并未降低多少,而进口和走私油品大量涌进社会加油站,国家石油公司的“高价油”批发不出去,而自己的销售渠道又少,客观上形成“自产自销”的格局,而其零售又是瓶颈。控制70%市场份额的社会加油站,当然进低价的“走私油”而将高价的国产油拒之门外。

1997年,两大企业赢利180亿元,占当年全国国有企业总利润40%。两大集团巨亏事关国家大计,朱总理紧急批示,“面对石油石化危局,需要采取强有力措施,否则将会大大影响今年经济发展”。

石油七姐妹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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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实施铁腕政策。一方面卡住进口油,刹住走私油,控制油源;另一方面赋予国家石油公司批发专营权和零售定价权。

1998年下半年,国家开展声势浩大的专项斗争,严厉打击走私,查获一批油品走私大案。接着,国家经贸委等有关部门出台《关于暂停进口柴油、汽油的紧急通知》,干脆于9月20日暂停一切贸易方式的柴油、汽油进口,封关。

1998年让两大集团吓出了一身冷汗,WTO还没有加入,石油公司已经看出巨大危险,因此决心收复失地,夺回失去的市场。国家也决定清理整顿油品市场,认为只有让国家石油公司控制销售市场才能稳定我国石油工业和石油市场。

为帮助两大集团夺回零售市场。1998年,国务院38号文提出要“集中批发、整顿零售、鼓励兼并”。国家赋予两大集团垄断批发权,希望它们能像西方的大石油公司那样,成为国际性的垄断寡头。

1999年3月以来,国际原油和成品油价格大幅上涨。国内石油市场的走私压力变小,中国石油与中国石化通过联手限产保价,成品油价格在1999年9月底达到了国家最高限价。

成品油短缺,国家石油公司喜在心里,社会加油站因油源紧张,批发进价高,经营举步维艰,难以撑持。广西南宁1/3的加油站因没有油卖干脆关门大吉。广州城郊一批油站关门或处于无油可加的状态,市内地段较好的社会加油站则苦苦支撑。一些中小加油站为了生存,纷纷改头换面,挂靠大石油公司,以接受大石油公司的管理和交纳数万元的管理费换取价格相对低廉的油品供应。

那些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办起的加油站,由于缺乏正常的油料来源,成为两大集团争夺的对象。一些聪明的加油站开始利用两大集团都想收购的意愿,左顾右盼,获取优厚条件。从1999年12月4日到11日,福州市石油公司在短短8天时间内,投入资金3800万元,购进了7座加油站。

垄断权力:对抗意味着死亡

辽宁省石油销售公司总经理李万余说:“我们收购加油站的目的就是怕它们与外国人靠上。我们发展终端销售,采取多种形式,挤压社会加油站,这是一场生死之战。入世之后,还有一场生死之战等待我们。”

因为投诉,陆振群成为新闻人物。1999年12月29日,南京市恒友、清凉山等18家社会加油站联名向国家计委、经贸委、税务总局等国家有关部门,以及江苏省和南京市等地方政府投诉,状告江苏省石油公司“垄断经营,利用油品配置特权,进行不正当竞争”。

陆振群是恒友加油站站长,他说:“在南京栖霞区,人们都知道我们恒友加油站,原来每年的利税达到100多万元。现在,我们勉强支撑着保本,并不是我们经营管理不行,而是地方石油主渠道单位违规操作,蓄意抬高批发价格,导致批零价格倒挂。这是垄断经营和欺行霸市。”

陆振群说:“以柴油为例,国家把零售价限死,每升2.29元。按照加油站留利5.5%倒推,石油公司给我们的批发价应该是每吨2562元,但石油公司一直是按2700至2800元的价格批给我们。3月17日,石油公司再次涨价,批发价调到2850元一吨。物价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基本上不管。”

在陆振群悲愤上书、慷慨陈词的同时,江苏省石油公司却战绩赫赫,通过联营、签约合作、租赁、收购等方式,石油公司发展到1000多家加油站,凡加盟石油公司的加油站都保证供应。石油公司的人也振振有辞:“平时给油都不要,现在成品油一紧张了,就来要货,我们又怎能甩掉自己的签约单位,去供应他们呢?”

2000年1月18日,江苏的一些新闻媒体纷纷报道南京社会加油站的投诉行动。江苏省专门成立调查组了解情况,最终是一份无情的裁定:按照国务院的38号文、经贸委的637号文和江苏省的86号文。这无疑给石油公司撑了腰。

2月份,陆振群和其他一些社会加油站收到南京市石油公司的邀请信,石油公司根据有关文件,邀请社会加油站协商“转让、租赁、联营、加盟”等形式的合作。

相关类似的情况在全国各地不断发生。福建漳浦县商会石化同业公会《关于石油公司控制油源,搞不平等竞争的情况反映》:“国有石油公司利用所掌握的油品经营批发权的优势,自1999年10月份以来,油品只批发给本系统内的加油网点,而对系统外的私营加油站却以资源不足为借口,不予批发供油,致使相当一部分私营加油站处于歇业、倒闭的边缘。”吁请有关方面能分民营加油站“一碗粥”,给其一条生路。

生路似乎只有一条,那就是加盟国家石油公司的终端销售网络。当国家赋予国家石油公司行业垄断权,弱小的社会加油站如蚍蜉撼树,对抗意味着死路一条。从经济伦理学角度看,人们尽可以同情弱者。但市场的残酷决定行为的无情,国内两只虎若不以国内羊群养壮自己,那么也只有一条路:中国虎与中国羊尽入外国猛兽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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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气东输”作为西部开发的一项标志性工程(沈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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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在香港联交所正式挂牌上市(王毓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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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货架的进口油品(娄林伟 摄)  

生死之战:没有公平可言

辽宁省石油销售公司总经理李万余并不掩饰自己的观点:“我们收购加油站的目的就是怕它们与外国人靠上。我们发展终端销售,采取多种形式,挤压社会加油站,这是一场生死之战。入世之后,还有一场生死之战等待我们。”

力量悬殊的比赛本身就没有公平可言。为迎接入世后的挑战,增强两大集团的竞争力,国家对石油公司控制终端市场有明确的扶持政策。在争夺加油站的战场上,一方阵营是采炼销一体的国家石油公司,资产可跻身世界500强,背后还有政府撑腰的超级航空母舰;另一方阵容是数量众多,但本小利微又各怀心腹的“舢板舰队”。力量对比不言而喻,二者的竞争根本就不是在同一等量级上。

但具体到加油站与加油站之间的竞争中,另有一种不公平。中国石化销售管理部的董黎明说:“有些地方的地税局对社会加油站实行定时定量纳税(包税)。同样的加油站,国有的按营业额上税,一年交100万元,个体则包了10万元一年,二者在税上就有90万元的差别,不在一条起跑线上竞争。”

社会加油站很清楚一点,竞争的不公平是双重的。社会加油站在博得舆论同情时,采取的策略是主攻“政企不分”,他们认为这是最大的不公:“治理整顿应该是政府执法部门的事,可是,现在的清理整顿小组中却有国家石油公司的人,不是说政企分开吗,怎么企业也来执法?”

面对这样的指责,石油公司同样忿忿不平。

作为国家石油公司,两大集团尚存许多社会功能,担负着石油储备和平抑市场的重任。实际上应该由国家来储备石油,而企业的储备只能是商业储备,但现实是企业替国家扛着石油储备,微观保着宏观。谁储备谁占用资金,谁愿意储油占用资金?储油谁来付利息?

在中国石油公司与外国石油巨头的竞争层面,中国公司的综合实力并不占上风。中国石化天津公司加油供应公司经理柴志明说:“壳牌在市中心的加油站,地段非常好,我们曾经去了三四拨人,跟土地占用方都没有谈下来。我们的经济实力那时候与壳牌不能比,我给土地方30万,壳牌就给40万,我给40万,壳牌就给50万。”

多种不公平的前提,导致竞争过程和结果不可能是公平的。谁都知道中国成品油市场的不规则,但没有时间等市场规范后再进行公平竞争。在入世之后,国际市场的规则是清楚的公平的,但依据中国的石油公司的现有实力,与外国石油公司不在同一起跑线上,起点不公平必然结果不公平。因此,中国的大政方针只能作出现实选择,利用各种手段壮大中国企业,牺牲一点国内市场的不公平,换取国际市场上公平竞争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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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BP阿莫科石油公司总部门前,绿色和平主义者举行示威游行,反对该公司在北极附近开采石油(路透社 供图)  

速成寡头:资本与权力垒起的大蛋糕?

中国石化天津加油供应公司经理柴志明讲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我们天津有一家个体户加油站,有160把加油枪,我找那老板谈收购时说,国家现在扶持石油公司,你的加油站干脆卖给我。他说,‘我卖给你没意见,但我说一句话,加油站在我手里一天能加50吨油,在你手里能不能保证一天加20吨油?你那管理水平不能跟我比,达不到我的水平。’他的一席话说到我痛处,我坐在他的二楼上观察加油站,整个是一种奔跑型的服务,我们能达到吗?他的话不中听,但我服气。”

柴志明所说的个体户就是新大(天津)石化有限公司的黄瑞泰,一个福建人,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加油站。他说:“国有企业的管理受体制限制,没办法和我们比。我们投资的都是血汗钱,制度很严格。目前虽然政策扶持他们,但政策能永远扶持吗?最后拼的不是政策。”

根据对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所属的分布在12个省、122个市的613个县级石油公司的调查分析可知,1998年人均销售成品油仅106吨,其中有260个县公司人均不足50吨。平均资产负债率75%,公司亏损面达40%。整个销售系统体制不顺,冗员多,企业管理混乱,不良资产比重过大,经济效益低下。

对于国家石油公司现在拥有的特权,两大集团内部也有人担忧。在1月底,中国石油集团召开的2000年工作会议上,有销售公司的老总说:“在工作中要有危机感,现在政策上给了权力垄断,应当珍惜这种机会,今后如果形成官商化,出现这种苗头,老百姓意见就更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丁宁宁说:“中国目前的情况是,离开了政府的支持,企业长不大;靠上政府,企业容易变成官商,腐败、效率低的问题又出来了。”

垄断权力确实发挥巨大能量,但面对越来越多的加油站挂起中国石油或中国石化的牌子,北京石油公司的高军表示了自己的担忧,“这些加油站和两大集团是若即若离的关系,现在大集团有可能吃掉它的时候,先暂时靠着你,依附于你,让你不好再‘掐死’它,但这些联营大多是很松散的,不是长久的共同体。石油、石化集团对他们的控制力不强。他们先维持一段时间,几年后,外国人进来了,提出更优厚的条件,他们又会投靠外国人,那是最可怕的。所以两大集团要想真正控制市场,就必须和这些加油站签定比较长期和稳定的合作协议。”

加油站为何不愿背靠大树?除了“小国之君”的心态之外,决定性因素还在于两大集团能给人家带来什么实际利益。天津石油公司的柴志明开始琢磨外国公司的吸引力,一琢磨,他发现壳牌加油站有七大优势:品牌、管理、人才、营销、广告、设备、服务。柴志明说:“我们真正的竞争对手是壳牌公司,壳牌加油站在天津的经营相当成功。”

从速度和广度上,中国石油巨头的“圈地运动”卓有成效。但是,两个日益庞大的“联合体”本身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值得怀疑,利用权力和资本的强势购并,并非是“人心所向”的结果。同时,国家石油公司也面临着自身机制改革的巨大难题。两个多病的巨人各自率领一群各怀心腹的“游击队”,这样拼凑起的“联合舰队”能够迎战强敌吗?千万别这样,一个软塌塌的“大蛋糕”,一拳下去就是稀巴烂。

能源战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安全观

1999年,有5家中国企业入选世界财富500强,其中就有中国石化集团。《美国石油情报周刊》调查分析世界120多家大石油公司,中国石油居世界第11位,而中国石化只排在第20位。

中国石化总经理李毅中说高兴之余还要看到“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因为两大集团的劣势是明显的:设备陈旧,技术落后,管理水平不高。与国外石油公司相比,两大集团有一项指标可“名列前茅”,合计300万员工,人数上第一。

BP阿莫科公司亚太区总裁德开瑞直言不讳:“有这么重的人员负担,你很难创造一个高效率的公司。”中国石化和中国石油都可跻身世界前500,但充其量不过是“500大”,未必能算“500强”。

截至目前,国家石油公司依然享受着国家一级保护政策。政府为石油产业高筑四道屏障:第一道是配给制,国家制定进口配额指标;第二道是许可证制度,企业取得配额后,还需到外经贸部办理进口许可证;第三道是高关税;第四道是市场准入的限制,规定国外企业在中国不能从事原油、成品油的批发和零售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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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3月以来,曼谷的油价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点,泰国少女在曼谷一家加油站前跳舞吸引顾客(法新社 供图)  

就是在这样四道高墙的保护下,目前国外的石化产品已经占领了我国市场的较大份额:成品油20%、润滑油25%、液化气50%、合成橡胶44%、合成纤维原料和合纤53%。

石油历来被当作一种战略物资,关乎国家安全,石油行业的一举一动备受关注,石油行业的国际竞争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竞争。

军事科学院的博士生导师姜春良认为,“20世纪的石油风云使人懂得,决定石油供应的是政治而不是地质状况。”海湾战争、车臣战火、印尼骚乱……在一系列政治和军事的背后,都有一双石油之手在操纵。中外石油巨头之间的争夺不仅仅是一种市场行为,而且也包含很多非经济因素,因此国家要不遗余力地保护国加石油公司。

国家石油公司认为,如果加油站被外国公司占领或垄断,我们国家的油品销售受制于人,能源安全就很危险。

中国自1993年起成为石油净进口国,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石油的供需缺口每年还在不断扩大,预计到2010年,中国每年需要进口1~3亿吨石油。实际上中国应该担心的不是外国石油进入中国,而是如果外国公司不给中国石油会怎么样。

不让别人进入国内市场,它或者控制油价,或者搞禁运之类,照样可以控制石油市场。因此当务之急是让他们进来,和跨国巨头合作,如果上下游都有一块是他的,从经济安全来讲,更容易得到保证。因为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他要砍你一刀,就可能把自己的胳膊给砍下一块。对双方有利的经济联系建立多了,能源供应的保证度提高,国家利益就安全,国际关系自然牢靠

与外国石油公司的竞争已不可避免,但不是所有的竞争都必须剑拔弩张。经济学家胡鞍钢提出,与世界企业诸强建立战略同盟,是中国企业在目前的状况下加速发展的捷径。中国石化咨询公司的吴辉博士说,在市场经济中,竞争是无法回避的,但竞争方式和成本可以选择。在特定情况下,与一个竞争对手的合作是与其他对手竞争的一种手段。

中国石化天津公司加油供应公司经理柴志明说:“壳牌在市中心的加油站,地段非常好,我们曾经去了三四拨人,跟土地占用方都没有谈下来。我们的经济实力那时候与壳牌不能比,我给土地方30万,壳牌就给40万,我给40万,壳牌就给50万”

最后机会:不生存则死亡

国家石油公司上上下下都说,如果加油站被外国公司占领或垄断,我们国家的油品销售就很危险。但到国家有关部门转了一圈,又听到另一种声音。

国家计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周大地认为:“不要简单地认为外国公司进入油品终端销售就会危及国家经济安全,不能简单地认为凡是外国人干的都是不安全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丁宁宁说:“对终端销售环节控制到什么程度,应该做具体经济分析。国外石油公司一般只控制到一些交通要道、黄金地段的主要加油站,并没有过多地兼并社会上的加油站。对整个零售系统即使超级石油巨头也难全部监督控制,一般采取特许销售的方式:我提供机器,统一油价、服务标准,你卖我的油,自负盈亏。中国的一些地区的加油站上得过快过猛,如果不计成本地全部并入集团公司,经济上可能要吃大亏。”

周大地说:“从规模上讲,从我国两大石油石化集团公司掌握的资源,包括原油、成品油生产量和现在的销售来看,应该有充分的能力和条件与外国公司来竞争。当然,如果别人来办就能赚钱,我们来办就要赔钱,这只能说明你无法生存。”

令人担忧的是,国家石油公司正在集中精力投身于圈地运动,陶醉于收购加油站的数量,无暇增强销售终端的控制力。丁宁宁提醒:“国家对民族工业的保护是有限的,只能是有期限的,像汽车工业一样。如果在5至10年左右,两大石油集团都没能够国际化,都不适应国际竞争,我估计那时政府也没有能力保护了。”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中国加入WTO是迈进世界强国的一次机会。在入世之前,国家给本国企业的诸多扶持政策也是一次机会。谁抓住,谁生存;谁错过,谁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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