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在居留地》到《弗洛伦斯·南丁格尔》

（文 / 武夫）

本期的三四部上榜新书都没有什么可介绍的，我们还是看看其他新作吧。

首先是由伊恩·弗拉基尔(Ian Frazier)撰写的《在居留地》(On the Rez)。这部长篇纪实文学报道了在美国南达科他州松岭居留地的印第安人特顿部落的一个分支奥加拉拉·苏(Oglala Sioux)人的生活，使我们得以窥见另一个美国。

作者认为，暴力、贫穷、酗酒、部落间的世仇折磨着松岭的印第安人，而且“在这一切的掩盖下，还有更大、更暗和更苦的东西需要正视，恐怕唯一的字眼便是邪恶了”。然而，那地方仍对伊恩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他说他要过印第安人式的生活，而奥加拉拉·苏正是他最中意的部落。尽管他尊崇他们的宗教、服饰和艺术，但无意接受那一切，而只愿意过那种传统的、难以约束的生活，也就是具备个人自由和英勇精神。

他曾在纽约街头结识了一位名叫列·战矛的奥加拉拉印第安人。列是个非同寻常的人物，十分热情慷慨，执著地追求可心的生活，而且豪饮健谈；当然他也有酗酒的人给朋友造成难堪的毛病。后来他被判入狱一年，遂逃离纽约，返回了松岭。作者在那里与他重逢，伊恩在居留地逗留的三年中，大部分时间都由他担任向导。

作者在松岭四处周游，将那里的风光民俗一一写入本书，诸如由印第安人拥有的赌场，原住民嗜酒成性，以及白人从苏族人手中骗取黑山等地的肮脏协议的历史等。全书虽无扣人心弦的叙述，但众多令人惊奇的小事，那种不断增长的紧迫的发现感，以及不可或缺的与作者为伴的愉快，却让人难以释卷。书中虽以第一人称叙事，随时为读者提供信息，但作者本人并未卷入其中；既没有嘲笑印第安人的原始敬神仪式(称作“帕瓦”，为祈求神灵治病或保佑战斗及狩猎等获胜而举行，通常伴有巫术、盛宴、舞蹈之类的活动)，也没有抱怨有关印第安人的种种说法和误解，只是用事实来澄清，坚持在了解的基础上提供知识。

许多作家感到报道被压迫者的不愉快现实非常棘手；无论出于好心还是畏惧，他们总是把描写对象简单地处理成受害者，而且说他们过着非人的生活。但伊恩在描述松岭时，既没有善意的屈尊俯就，也没有悲观的情绪沮丧；而总是以一种和谐的语气叙述现实，迫溯往昔，从而使很多场面具有魔力地吸引我们。

作者在书中还分门别类地记载了许多印第安文化的知识，大体有姓名学、词汇学和智谋技巧三个方面。除去众所周知的印第安人反映本人特色的“绰号”式姓名之外，作者认为，有些印第安词语应该予以采用，丰富英语，那些机巧也颇有启迪及借鉴作用。

书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叫作苏安妮·大鸦的姑娘，经过许多渲染铺陈之后，终于在全书写到2/3处才露面，她是出自居留地的一位女运动员，可惜17岁便英年早逝了。后1/3主要写她，那部分故事情感多于叙述。

初看起来，该书有些零乱，但实际上不但细节动人，而且连接有致，到最后便会恍然悟到作者在结构安排上的匠心。总之，如欲了解美国印第安人目前在居留地的生活，这是一部难得的好作品。

另一部新作是我们所熟悉的人物的传记，那便是休·斯莫尔(Hugh Small)所写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雪耻天使》(Florence Nightingale，Avenging Angel)。南丁格尔是世界上最先创建医务护理专业的人。由于她在1853～1856年英、法、土耳其及撒丁王国与俄国的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卓越护理成绩而享誉全球。可惜那次战争一年之后，她便卧床不起，一病就是10年，后于1910年去世，享寿90高龄。在这部新传中，作者激情满怀地争辩说，她身心交瘁是由于她为14000名死者自责。

1854年10月，英国政府派她到设在今于斯屈达尔(为伊斯坦布尔之一区，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东岸)的军队医院中担任女护士的队长。她曾把垂死的士兵抱在怀里，替他们写充满同情心的家信。然而，虽经数月努力，她仍无法减少医院中的死亡率。后来死亡人数奇迹般地下降了，经战后分析，她得出结论说，这和来自政府环境卫生委员会的一位医生清理了厕所和阴沟有关——而她却忽略了这一基本的环境卫生条件。她在1860年写道，她的生活始终是“一团错误”。为了宣传环境卫生的重要性，她给政府写了一份报告，但政府却把她的发现束之高阁。她在负疚之中一病不起，但仍不断在病榻上撰写文章和信件，敦促人们搞好环境卫生，以预防疾病。她对医疗机构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她更严于律己。“疏漏比罪行会造成更大的危害，”这是她留下的话。传记作者认为，她指的正是她自己的重大疏漏。

关于南丁格尔(原义为“夜莺”，多么动听的姓氏！)的献身精神的事迹，已经流芳于世。以她命名的国际护士节和护理奖，也已为我国所接受。但这部新传从新的视角为我们刻画了这位女性的另一面：严于律己，勇于自责。这和她向病员奉献爱心的护理精神，相辅相成。

本周法国书评

法国出版界疯狂出辞典

1999年法国出了220本辞典，从东方古文明、20世纪政治、埃及古神、唐璜(文学名著中勾引者形象辞典，由百位作家合著)到名人的愚蠢判断，选题广泛新颖，质量良莠不齐。

六七十年代，萨特、巴特、列维—斯特劳斯等人在拉丁区书店风光的时候，辞典的名声还不太好，它被看作是“已有观念的摘要”或者“现存状态的看家狗”。80年代初，人文科学苦于荒漠难以穿越，辞典(危机的征兆？)突然热了起来，1982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辞典》为辞典的恢复元气开了路，随后其他领域的知识也开始被整理成碎片以满足消费的需要，同一时期出版的其他好辞典如《象征辞典》，迄今已售出45万册。

这一形势在90年代得以继续，法国大学出版社1996年推出的《伦理与道德哲学辞典》无疑是鸿篇巨制，本是“做辞典投资大，销售慢，别指望靠我赚钱”的活例子，结果却出乎意料地成功，法国出版界仿佛从中得了鼓舞，全不顾“出一部辞典要一帮学者辛辛苦苦至少编上4年，上市之后卖到第6001本才有赚头”的金玉良言，给什么内容都按字母排序，开始逮什么给什么编辞典了。

拉鲁斯出版社去年出了14部辞典，该社辞典部负责人说是为了满足读者多样化的兴趣，《新观察家》却认为，这是出版社和读者一起丧失了品味的典型表现：“伏尔泰说过，给知识按字母顺序排列，能给人们提供散开的、没有级别秩序的信息，所以辞典是进入某一领域最便捷、最清晰的路径。但是，出版界目前的‘辞典热’不在此列。如果你想掌握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和影响，一本《1939～1948年批评辞典》肯定不能穷尽你的需要；如果你要向青少年普及拉辛，一部《拉辛概要》也肯定解决不了问题；辞典终归是专家的专业参考工具，强加一个‘普及者’或‘世俗化’的角色给它，它是演不好的。”(刘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