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玫瑰香到黄嘴天鹅，一次飞越山海的艺术实践

2024年10月，秦皇岛鸟类博物馆。

“最早的观鸟记录，来自英国籍鸟类学家约翰·拉图胥（John DavidDigues La Touche）。他在1914年发表的《秦皇岛的春季鸟类迁徙》，是距今最早的有关秦皇岛湿地的鸟类调查报告。”

入口处的第一块展板，醒目地向访客回溯这里的鸟类观测历史。除了把拉图胥的国籍弄错之外，其他部分还算严谨，玻璃展柜里还摆放着他在“一战”后编写的《华东鸟类手册》。

拉图胥是一名爱尔兰籍海关官员，1882年他追随同是爱尔兰人的赫德，为秦皇岛海关效力。作为鸟类和动物专家的拉图胥，他的贡献持续至今。2014年，有研究者在上海南汇再次记录到北极鸥，而这种珍惜鸟类上一次的观测记录，就来自1908年的拉图胥。

“这些传教士、外国人没一个好东西，他们从中国偷走了茶叶！”两个中年人从我身边走过，行色匆匆中瞥了一眼展板，在我身后扔下一句狠话。

汽车从鸽子窝边上的马路上疾驰而过，阳光下婆娑的树林背后是一片一望无际的湿地，时不时有一两只长焦镜头晃入眼帘。司机告诉我，一年一度的秋季观鸟季已经拉开了帷幕。100年过去，这片湿地上当年拉图胥孤寂的身影，已经被一群群拿着长枪短炮和望远镜的观鸟爱好者取代，这里已经成为著名的东亚观鸟圣地。

和几位艺术家朋友一起，我来到秦皇岛参加海碧台方栈艺术驻留。选择这里，除了这几年一直在进行的重走李希霍芬之路项目与此有关，还有我的“拉图胥情结”作祟的原因。

我并不是观鸟爱好者，第一次得知拉图胥先生，并非因为自然领域的知识，而是一次国外旅途中的邂逅。2016年，我有幸参加爱尔兰东北部多尼戈尔郡的一次国际媒体旅行团。为了让记者们对爱尔兰有一个深度了解，组织方给我们委派了一位非常出色的考古专家马丁先生全程陪同讲解。一来二去，我和这位马丁在路上有了交流。后来，他主动跟我这名团里唯一的中国人聊起他的家族先人过去曾在中国工作，直到退休回国。原来，他的外曾祖父就是这位拉图胥先生。

回国之后，马丁和我互通邮件。他给我发来这本鸟类手册的封面，我则让他继续帮我打捞一些这位先人在中国的家族轶事。不日，他发来回信：“再三询问，我妈妈对外祖父的记忆的确已经模糊，但对他从中国带回来的金刚鹦鹉却有着鲜活的回忆，因为它活得比他还长。”

在《秦皇岛候鸟的春季迁徙》这篇报告里，拉图胥强调秦皇岛是一个very dry（非常干）的地方。这种气候特征，也是从柏林来的艺术家李亭葳认为秦皇岛和柏林最大的区别。

虽然同在北纬最适合栽种葡萄的区域，但这种气候依然是此地昌黎滨海葡萄酒产区和欧洲同纬度其他产区的一个重要区别。1905年的冬天，美国农业局派遣的调查员迈耶在昌黎为当地一个种植葡萄的农户在他的架子下留下了一张难得的照片。迈耶惊讶地发现，这里的葡萄藤必须要埋入土内才可以过冬。

这种埋土过冬的做法，直到今天还盛行。昌黎西场村，这个当年荷兰传教士文欣华最早带动当地人开始酿造葡萄酒的地方，今天已经改名为葡萄沟。小寒刚过，这里的冬天马上迎来一年最冷的季节。在一个树立着红色十字架的坡地上，我见到了看护教堂的焦如海的后人。据家人介绍，他们的太公是最早跟随文欣华信教的当地村民。据老人回忆，这里种植玫瑰香的历史有三百来年，但村民们一直不懂得用葡萄酿制葡萄酒。而今天，在修葺一新的村教堂里，当我问到玫瑰香葡萄酒的酿造历史时，他的曾孙女会第一时间把它和耶稣的血联系在一起。

不是旅游季节，那些用附近碣石山上的花岗岩砍砸出来的葡萄架子光秃秃地裸露在外，像无名的纪念碑，在寒风中茕茕孑立。仔细查看一个世纪前迈耶拍摄的葡萄架，它们均由一根根木头桩子搭接而成，而非石头。正是日照当头，这座北方的村子却似乎陷入了一片空荡荡的冷寂。偶尔远处传来的几声狗叫，以及广场周围堆砌的鸡粪肥散发出的刺鼻气味，反而让人感到慰藉，毕竟它们传递着生的气息。

离西场村大概十几分钟的车程，便是卢龙县地界。那里有一处葡萄酒庄，现在的主人是从澳洲阿德莱德大学葡萄酒专业学成归来创业的首芳夫妇。在接下来的艺术家工作室开放日，前来观摩的首芳驱散了围绕在迈耶和我脑海里的疑云：玫瑰香老藤之所以需要埋入地下，和秦皇岛本地冬天极端干冷的天气有直接联系。

最早载于17世纪法国文献的玫瑰香英文名是汉堡麝香葡萄，是亚历山大白葡萄和汉堡黑葡萄结合后的品种，之后在中国又与当地品种杂交，才形成今天的玫瑰香谱系。李希霍芬在1868年从加州抵达中国时，认为当时天津白河的葡萄可以与加州的媲美，乃至“一下子吃光整篮子”。虽然他没有写明葡萄的品种，但我猜测应该就是玫瑰香，因为它与他后来提到的河北东花园、宣化等地，都与玫瑰香传入中国后的重点种植区域暗合。

具讽刺意味的是，时隔李希霍芬大啖中国产葡萄近100年后的1970年代，尼克松访华。访问团意识到那时候的中国没有自主生产的葡萄酒，特地自带酒水来华“赴宴”。据档案记载，当时免税入关的葡萄酒，就来自李希霍芬提及的加州产区。

在开放日现场，首芳还带来另一位专家分享葡萄酒地方立法，耐人寻味。这提醒很多在场的外地人一个十多年前的悲痛事实：昌黎的葡萄酒产区曾经一度造假猖獗，被《焦点访谈》曝光。那次造假事件，致使美国人离开后国人一手创建起来的昌黎葡萄酒产业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葡萄酒与气候物候紧密相连的产地特性，让它变得地方化，甚至民族化。首芳回忆，自己在澳洲念书时，经常会去葡萄酒区买酒喝。不同国家产地的葡萄酒被分门别类展示。当时中国区的葡萄酒，只有自己家乡的昌黎华夏长城。

1868年的李希霍芬是最早对开平铁路作出预测的外国人之一，他知晓开滦煤矿出产的煤需要寻找出海口，而最便捷的方式就是修铁路。1881年，开平铁路通车。1893年津榆铁路通车，秦皇岛开埠。

开埠后的两段旅人日记，可以让我们一窥这个港口在当时的重要性。1905年，五大臣远渡重洋，向外国学习先进治国经验。时任军机大臣戴鸿慈在《出使九国日记》里，交代了从正阳门车站出发到天津、唐山、汤河直到秦皇岛，“随上小火轮赴海圻兵轮……”，停泊在秦皇岛港口的海圻号，正是那艘甲午之后清朝海军最先进的巡洋舰。

1908年，为慈禧画像的英国画家李通和画完北戴河的石庙，途经秦皇岛港时也曾记录：在秦皇岛开港之前，在冬天寒冷的那几个月，包括塘沽、牛庄（营口）在内的北方港口被冻住了，整个天津几乎和南方断绝。如今，开平煤矿建造的这个新不冻港，能让货物全年不间断地进出港。

闫宗学先生站在一棵孤零零的老柳树下，向我们讲述海宁路的历史。这位北戴河文保所前任所长自1986年加入秦始皇行宫遗址的挖掘保护工作，一直在北戴河的文史领域深耕，收集研究老照片，编著出版了《北戴河记忆》一书。今天的海宁路，基本上与老北戴河车站驶往海滨车站的铁路路基重合。据闫先生介绍，沿路非常显眼的百年老柳树，正是当年栽种在铁路两旁的行道树。按拉图胥的记录，他是1911年来秦皇岛海关入职的，这条铁路还需等待5年（1916年）才开通。和《北戴河海滨志略》里描绘的那位著名的骑驴打伞的西方女子一样，他需要搭乘其他交通工具走上20里泥路，才能抵达海滨度假区。

今天，铁路依然是日常的存在，日常到被人视而不见。从我住的海边一号楼前往燕山大学附近的菜市场，需要穿越一条地图上不可见的禁行路段—那条1893年开通的运煤铁路线。只不过，今天煤车的起点从开滦改成了大同。悠扬的鸣笛声由远及近，倒是有点久违的感觉。它在高楼间形成某种腔鸣，像是一种新的演奏乐器。我甚至在一次新朋友来访时，骗得她信以为真。

我为此次艺术家开放日制作了一张“牛排图”。去过西式牛排馆的朋友都会记得，那里的墙上会悬挂一张食用牛各个部位的分割图。我的这张“牛排图”以一张1930年代的北戴河局部老地图为基底，在分布着不同别墅区块（牛排部位）的空白处用拉丁文和英文写上外来的传教士、海关官员、古生物学者、园艺博士为这片土地带来和记录下的动植物新物种。

1905年，美国植物猎人迈耶为我们留下了最早的昌黎玫瑰香、栗子、山楂和无花果树的银盐影像。爱尔兰藉海关官员拉图胥在1911年至1913年的春天里，记录了193种飞越秦皇岛湿地上空的过客，还发现了一只不一样的蝙蝠（后来这种蝙蝠被命名为“拉图胥自由尾蝙蝠”）。怪楼的主人、美国园艺博士辛柏森与中国工人一起在东山一代的山坳里披荆斩棘，平整土地，建立园艺试验场，种下美国紫穗槐、法国李子、美国红星苹果，引入荷兰黑白花奶牛、英国约克夏猪。中国地质学之父葛利普教授带走北戴河的贝壳，奉还一本研究小册子《北戴河贝壳》。后续者不胜枚举，鸟类专家胡本德、研究乡村问题的摄影师甘博、汉学家费正清……

闫宗学告诉我，今天的野生动物园所在地，过去是著名的沙窝，那里曾是流动的沙漠。最早来这里治沙的是辛柏森博士，他在北平的报刊上发表了《垦荒先锋灌木—紫穗槐》等文章帮助推广和普及，并率先从吉林引入紫穗槐在北戴河种植。“现在都不太让宣传传教士的业绩，但他们的确做了很多事情”，闫先生很无奈地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