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中关村元年

中关村创业者用象征生命的NDA双螺旋结构作为标志性雕塑，但直到1999年，它才真正开始崭新的生命历程（娄林伟 摄）

“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21世纪看中关村。”1999年，一个响亮的口号传遍中国。

4月，信息产业部依据1998年各企业销售总额实绩发布新一届电子百强名单，联想集团以176亿元的销售总额首次荣登榜首，长城、方正亦表现不俗，新入围的15家企业中，有6家是以生产计算机、通信设备为主业的企业。

6月，国务院批复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国家科技部《关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的请示》，要积极推进以软件产业、信息服务和信息制造业为代表的特色产业发展；大力促进电子信息、光电一体化、生物工程与新医药、新材料和环保等支柱产业的发展；带动中介服务业、文化体育产业、教育培训产业以及商业、房地产业等相关产业发展，力争在10年左右把中关村建成世界一流的科技园区。

7月，一只名为“中关村”的股票在深交所隆重上市，尽管它是声名狼藉的“琼民源”的替代物，但联想、方正、四通的注资，以及“中关村”这块金字招牌所提供的极大的想象空间，还是将股票的开盘价推到了37.58元，给股市带来了不小震动。

8月，预言中的世界末日没有来临，但中关村沿街低矮而丑陋的小门面房却到了末日，海淀区政府一纸公告，使中关村赖以成名的旧市场格局就此打破。一场拆迁的“革命”拉开帷幕，范围涉及四海、科苑电子市场等约500家铺面、1400余家电脑公司，影响到近万人的就业问题。中关村想彻底甩掉“农贸市场”的形象，还有那些在街上每走五步就问行人“软件要么？游戏、VCD!”的农民兄弟姐妹们。

中关村一下子成了社会热点。恰逢全国技术创新大会召开，技术创新与高科技发展的意义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日趋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能否在高新技术及其产业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已成为竞争的焦点，成为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的命脉所在。如果我们认为高科技产业决定了中国的未来，那么，中关村绝对是观察21世纪中国的重要指标。它将和20年前的深圳、10年前的浦东一样，充当“发动机”，拉动经济实现又一次全新的飞跃。人们期待中关村之于中国就像硅谷之于美国：通过源源不断的创新带领中国进入知识经济的前沿。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1999年是中关村“元年”。中关村距硅谷越来越远

10多年来，中关村与硅谷的距离不是在接近，而是在拉大。

一顿简便的午餐使这些从事科学研究的年轻人忘却了疲劳（新华社）  

曾获诺贝尔奖的瑞典科学家凯·西厄班在中关村与中国科学家、教授进行学术座谈（新华社）

1993年的四通集团（新华社） 

 “中关村第一人”陈春先手指1980在几间“鸡棚小屋”创办第一个民营科技实体时的情形感慨万分（娄林伟 摄）

熟悉中关村发展的人一定会对“1999年为中关村元年”的说法不以为然。他们会反驳说，如果从1980年陈春先创办中关村第一个民营科技实体——“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算起，“中国硅谷”已走过了十几年历程，把1999年定为“元年”，岂不是一笔抹杀了此前的历史？

这样说是不错的，但我的本意并不是要篡改历史，而是想让读者从新的时空角度审视历史。

“80年代看深圳……”云云，说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三个时期，三次选择。“深圳速度”、“浦东奇迹”毫无疑问会作为中国经济的两个亮点载入史册，而建设中关村则是下个世纪头10年中国最大的一步棋，它昭示着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但是，这一广泛传播的命题暗含着一个极易被人忽略的疑问，那就是，在80和90年代的时候，中关村在干什么？

“中关村第一人”陈春先1980年时是中科院物理所的研究员，“下海”的第一刺激是他到美国考察所看到的硅谷和128号公路生机勃勃的创业景象。“相比之下，我们在中关村工作了20多年，这里的人才密度绝不比旧金山和波士顿地区低，素质也并不差，我总觉得有很大潜力没有挖出来。”于是，他第一个提出“中国硅谷”的概念，并身体力行开始创业。有了第一块铺路石，才有了1983年的科海和京海、1984年的四通与信通，“两通两海”奠定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基础。

今天，“两通两海”中的四通公司，由2万元借款起家，15年中发展成为拥有10亿元净资产、52个联营企业的大型跨国集团，1998年利润超亿元，“中国硅谷”的梦想似乎在变成现实。

但现实总比梦想更寒冷。7月6日，在四通召开的产权改革研讨会上，经济学家吴敬琏犀利地指出，10多年前就要把中关村建成中国的硅谷，但现在与硅谷的距离不是接近了，而是拉大了。“我们可以看看这10多年整个高新技术产业在全世界的发展。现在世界高新技术产业的排名，第一名是美国，第二名是日本，第三名是我国台湾地区，台湾那时是什么状况？第四名是韩国，即使是韩国那时比我们也还相形见绌。而现在我们排在第几名？”

四通领导人段永基在谈到中关村时言辞也同样尖锐：“有关中关村的辉煌已经说得太多，但是中关村达到它应达到的水平了吗？我想结论是否定的。硅谷的技术人员总数是30万，台湾地区的新竹是8万，中关村是50万。在创造的全球性领先科技方面，硅谷有很多，新竹也有一些，中关村没有。所涌现出的高新技术领域的领导性企业，硅谷很多，新竹也有，中关村是零。对所在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产生的推动力，硅谷是公认的带动美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火车头，新竹在台湾地区经济抵御亚洲金融风暴中功不可没，中关村呢？纵向比，跟自己比，我们可以很自豪，但是横向比，跟别人比，我们差距很明显。”

不必跟美国、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比，让我们就软件业的发展同印度比一比。80年代初，国内计算机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除屈指可数的中、小型机外，微机还未进入中国大陆，而国际软件市场已有几百亿美元的产值。根据这种情况，将软件产业立足于国内大陆市场是不可能的，因此，国家科委明确提出“立足于国际市场，发展软件出口，建立软件产业”的方针。几乎与此同时，印度拉·甘地提出了“计算机软件出口、软件开发和培训政策”，目的也是从软件出口着手建立自己的软件产业。十几年过去了，印度成为国际上公认的最可靠的软件供应国，据印度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截止到1999年3月的财政年度内，印度软件出口突破25亿美元；而中国大陆呢？来自海关的统计数字表明，截止到1998年底，软件出口额仅为1亿美元。我们和印度最初提出的方针和基本思路几乎完全一样，但结果却大不相同，这是为什么？

我不想详细引用有关我们高科技产业和科技水平的数据来证明我们处盛世而践危地，其实，想了解我们的科技竞争力的真实情况，只要走进中关村就会获得答案。“第一次进村的感受可用‘惊诧不已’来形容。因为在我心目中，电脑这种高科技的东西，总是与高楼大厦、窗明几净等词汇联系在一起的，怎么也没想到那儿的电子配套市场竟像个农村的大集——里面光线昏暗，摊位林立，嘈嘈杂杂……”“中关村有高科技，而且技术含量很高，其中包括：‘软件游戏要吗？’‘VCD要吗？’‘身份证要吗？’‘毕业证要吗？’这是多么高的技术呀！”“我们没有软件业，软件作坊倒是有不少，一个规范化、成体系的软件工业不是几个大大小小的作坊能够凑出来的，可这里大多数人还只是作坊式的思路。”“中关村是风筝，线在外国人手中，不是飞不高，就是掉下来。”

这些网上的言论固然尖锐，但却比我们读过的太多的粉饰太平的包装文字要有用得多。至少，它们促使国人质疑这样一个问题：10多年里，在世界上其他地方飞跃发展时，中关村在干什么？中关村有没有自己的英雄和神

原总裁段永基对四通的产权不明有切肤之痛。12年前，四通几乎是中关村的代名词，12年后，四通成了一家“谁都知道但谁都不知道在做什么的公司”。经济学家吴敬琏说：“如果一个地区有一大堆产权说不清楚的企业在那里，要想建成中国的硅谷是不可能的”（娄林伟 摄）  

这些年在中关村挣钱最多的是代理，中关村成了代理国外厂商的大本营（娄林伟 摄）  

“车库式企业”创造了硅谷，而“平板房式企业”成就了中关村

1998年9月，计算机业界的著名记者刘韧出版了《知识英雄》一书，副题为《影响中关村的50个人》，囊括了这一行业活跃在第一线的所有重量级的人物，如柳传志、王选、求伯君、杨元庆等。因为他们拥有知识，且善于运用知识去创造传奇，所以这些人被名为“知识英雄”。但意想不到的是，当作者在清华的BBS上贴了一封征集书评的信以后，他接到的不是对英雄们的颂词，而是大量毫不留情的批评。

在批评者那里，中关村被界定为盗版光盘的集散地和电子市场柜台经理的乐园。批评言论中最典型的质疑是：“我在中关村只看到过小商小贩，从未见到过英雄。”有人建议把书名改为《市场弄潮儿》，副题改为“笼罩中关村的50个影子”，理由是中关村的成功，少有不是靠巧妙的市场投机(成功者是市场英雄但却不是知识英雄)和外国厂商的荫庇(成功者缺乏独立成长的能力)而奠定的。

这里我们看到了对中关村及其英雄的评价标准的分歧；事实上，批评者也许太过年轻，对以往的历史缺乏深刻的体会，不明白今天意义上的中关村诞生在一种怎样的背景之下。陈春先靠北京市科协借的200元钱，在银行开了一个账户，联络科学院物理所、电子所、力学所的15位同仁，办起了民间服务部(那时还没有公司的概念)，每月给兼职的这些科研人员发15元津贴，却被指斥为“不务正业，腐蚀干部”。柳传志办公司不是基于什么宏伟理想，而是因为中科院计算所内有人靠帮别人验收机器挣钱，验一天收入三四十元，对计算所的正常科研冲击很大，因为所里的奖金一个月也就30多元，故此计算所想自办公司积累点钱，解决实际困难。四通打字机的研制者王缉志在加入四通前，认真考虑过自己的吃饭问题：万一四通垮了，他还可以靠教钢琴或手风琴，要么是开收音机电视机修理部，来养活全家。他们是第一批迈进市场经济门槛的人，这个选择那时如山沉重。希望集团总裁、时为中科院计算所助理研究员的周明陶后来如此回忆：“当时，还看不清中国下一步方向是不是向市场经济走，办公司是长远之计，还是权宜之计。科学院办的公司基本上以挣零花钱为主要目标。所以，我在办公室打电话办执照之类的，办公室里的其他人就笑话我，他们觉得办执照好像办一个修鞋摊子一样。”

正因为中国的科技人员缺乏把技术和知识转化为产品的经验，缺乏筹集和运作资本的经验，缺乏大规模市场营销、做大品牌的经验，缺乏集聚人才开拓事业的经验，一句话，缺乏做企业的经验，中关村十几年积累的经验才弥足珍贵。中关村一开始就是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之下诞生的，它不相信计划，懂得如何在市场中求生存，它不害怕外敌，知道怎样直面国际竞争，因此，把它的创造者们称为英雄，绝不为过(至于英雄与知识的关系，要看你怎样定义知识)。

10多年来，中关村的高新技术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目前已近5000家，1998年企业销售收入总额达451亿元，其中软件产业销售额占全国的43%。中关村企业的起点很低，和美国硅谷的“车库式企业”不同，这里的公司开始多是“平板房式企业”，所从事的业务无外乎搞培训、修机器、做贸易，再往后就是当代理。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它们成长起来，从中产生了联想、方正、长城、四通等50亿、100亿以上规模的大企业，并经受住了90年代初国外品牌大举入侵的严峻考验，占据了国内PC市场的主导权。一个今天看来十分重要的史实是，新兴的信息产业是在中国计划经济开启的第一道门缝下长出来的，中关村为此付出过沉重代价，多年背负“骗子一条街”的恶名。也正是这种“夹缝式生存”，锻炼出了中国第一批具有国际眼光的科技创业者。中关村作为企业体制改革的探索地和市场经济的试验田，其示范意义不容低估。

也许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些，计算机产业界一家主要报纸的首脑在为《知识英雄》作序时这样写道：“高科技、创业的传奇、个性的张扬、迅速集聚的财富、先进的管理构成了中国计算机产业的主要内容。”

和美国硅谷相比，似乎我们也有自己的神话。

中关村卡在哪儿？产权、资本、技术和人才是“村路”上的四个阻塞点

创业传奇、发家故事在中关村的确有。

王江民初中毕业，38岁才开始学习计算机，两三年之内成为中国最出色的反病毒专家之一；45岁只身一人独闯中关村办公司，将KV系列反病毒软件正版用户发展到150万，创中国正版软件销售奇迹，他也因此成为中关村富豪之一。

28岁的丁磊1997年用50万元资金创办网易，两年间就建成中国著名的门户网站之一，1998年的利润达400多万元；1999年4月丁磊将总部由广州迁至北京，很快引进了第一笔风险投资，目前正在洽谈二次融资，可以预计，网易的身价还会有很大的上涨空间。

然而，少数成功故事无法掩盖中关村整体的苍白。有数字为证：至1998年底，硅谷有企业8000余家，年营业额近2000亿美元；中关村有企业4000多家，年营业额400多亿元人民币。中关村是中国信息产业的摇篮和发源地，但远远称不上“硅谷”。

多数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目前都认为，创新，特别是技术创新，是国家财富和国际竞争力的基础。竞争战略研究权威迈克尔·波特说，国家的成功，是国家的创新和它使自己的产业升级的能力所决定的。“公司由于压力和挑战而取得对世界最佳竞争者的优势。它们因为国内存在强有力的对手，有进取心的供应商和消费者的旺盛需求而获益。……最后，国家在某些特定的产业中获得成功，是因为它们的国内环境是最向前看的，生机勃勃而富于挑战性的。”

波特提出了一个像“钻石”一样的结构，对国家的竞争优势进行解释。“钻石”的构成是：“要素情况”，如自然和人力资源，包括技术水平和工资率等；“需求情况”，如国内市场的大小和消费者复杂的要求等；“公司的战略、结构和对手”，如在同一个产业中的公司数量和竞争的强度等；以及“相关的和支持性的产业”，特别是技术群体的存在。他说，这种技术群体能大大加速创新的进程，因而能急速地增加竞争优势。世界上最重要的信息技术群体就是加利福尼亚的硅谷。在中国，这样的技术群体在哪里？

如此问题当然不是中关村自己能回答的，中关村是中国高科技产业的象征，讨论中关村，不能局限在北京的电子一条街，而应站得更高，更深地触及我国高科技产业的发生本源和发展道路。中关村和硅谷的数字差异的背后，是巨大的技术差异，而技术的差距归根结底是制度造成的。

1998年，一位70高龄的中科院院士在中关村路面上被违规的汽车撞伤。他所在的研究所为此起草了一份要求消除道路混乱的报告，结束语是这样写的：“科学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但科研人员们还是希望能在上下班时走在平坦而有秩序的道路上。”高科技创业者们也希望脚下有坦途，可是，在追赶硅谷的道路上，他们遇到了四个阻塞点：产权、资本、技术和人才。产权

在WPS2000推广活动中，金山联手网易。两位创始人，一位是苦苦支撑民族软件业一方天地，并使微软在中文办公软件方面遭受挑战的求伯君(左)，一位是靠互联网迅速崛起，年方28岁的丁磊，1999年都有充足理由呈现笑脸（娄林伟 摄）

1998年中国软件销售额逾138亿元，没人说得清有多少流向外国公司。流向微软等920家总部设在中关村的外商企业的还有数不清的国内一流人才（娄林伟 摄）

产权不明对中关村发展的影响，吴敬琏教授一语道破：“如果一个地区有一大堆产权说不清楚的企业在那里，要想建成中国的硅谷是不可能的。”

产权明晰是一个有效的企业制度建立的基本前提，以智力为主导的知识产业的发展更是依赖于此。然而，由于两方面的障碍，很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解不开产权的死结。第一个障碍是，政府或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或由于对现代经济的认识有所欠缺，不愿意把产权明晰。第二个障碍是利益关系，即如何公平地满足各方面的利益要求。两大关山难越，结果是，1998年，中关村就有2000多家高科技企业为产权问题所绊。

产权制度说到底是一个激励制度，失去产权激励，中关村的企业老也长不大。许多企业在创业时产权模糊，一旦赚了钱，企业稍微一大，就发生分裂。中关村元老陈春先感慨说：“在国外，大家共同创业，几个人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会合作得很成功，很规范，大家彼此很信任，但在中关村合作不成功的占多数，合作成功的是少数，搞技术的信不过搞经营的，搞经营的不敬佩搞技术的，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中国民营企业的寿命很短，有调查数据显示平均仅仅为2.9年，而导致企业寿命短暂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产权关系。知名的民营企业家冯仑把民营企业的组织进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梁山模式”和家族模式，这两种组织都是非契约化的组织，其最大特点是没有退出机制，如果你一退出就是“背叛”；所以，民营企业为了纠正“江湖习气”、“家族作风”，搞起了二次创业，但冯仑认为，民营企业在第二阶段拷贝成了国有企业；只有在第三阶段，才能出现适合市场竞争的产权明晰的商业组织。

国有企业改革的艰难，我们有目共睹；近几年，民营科技企业层出不穷，多达10万家，从业人员300多万，加上众多的乡镇企业，共同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力，但却受到所有权和经营权问题的困扰，创新力在下降，重蹈国有企业的覆辙。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始终不能迈出产权改革的关键性一步，我们怎样迎接21世纪新经济的挑战？所以，冯仑说：“明晰产权，实际上是竞争的需要，而不是政治需要，也不是道德和情感的需要；也就是说不是用情感和道德来判断，而是从功利上判断。”

从终极意义上说，只要搞市场经济早晚都要遇到并解决产权问题，不论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都如此。换言之，产权改革是绕不过去的攻坚战。遗憾的是，中国经济学界长期流行一种观点：企业家是重要的，但所有制是不重要的；造就企业家的关键是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和给予企业充分的经营自主权，而不是改革所有制。这种观点推行到实践中，造成了重管理轻产权的倾向，治标而不治本，回避产权改革和制度创新。

企业改革到底是从企业家入手，还是从所有制入手？经济学家张维迎认为，造就企业家的关键是改革所有制。企业家的事业心需要实实在在的资产载体，需要产权制度的保护。为什么许多国有企业的经理常常为了吃到树梢上的一个苹果把整个树枝砍下来？因为缺乏由制度保证的激励机制，而没有激励也就没有约束。在四通产权改革研讨会上，在几年前就参与四通改制的刘纪鹏，用了一个更有意思的比喻表达这一点：“最早我们提倡企业家只捉耗子，不偷鱼吃。后来出现了大量的亏损企业只偷鱼吃，不捉耗子。现在到了第三个阶段，又抓耗子，又偷鱼。所以出现了59岁现象，令人同情。”以往的体制对经营者没有激励，但实际上经营者追求的收入最大化使他一点没少拿。因此，刘纪鹏提出，应让经营者从追求收入最大化转移到追求利润最大化上来。

段永基对此深有体会。四通15年的产权不清带来一连串的问题：追求规模的盲目扩张、投资短期行为、人才大量流失、公款过度消费等。原因是：“企业的经营者与所有者的追求是不一样的，所有者追求长远利益，追求未来的发展，而经营者追求眼前利益，追求短期的发展。换言之，所有者追求效益、利润和积累，经营者追求规模、分配和费用，特别是在职消费。”

四通在1987年就明显感到产权不明晰造成的极大威胁，当时许多人都有雄心壮志，希望像四通这样的新兴企业发展成中国的IBM，但产权终成四通的致命伤。12年前，四通几乎是中关村的代名词，12年后，四通成了一家“谁都知道但谁都不知道在做什么的公司”。吴敬琏沉痛地说，这十几年损失了大量可以创造出来的财富，“不仅是四通受到了很大损失，应该说我们整个高新技术产业都因为有这样或那样的‘与四通相同的故事’，从而受到很大的挫折”。

由是，四通才会屡仆屡起、屡败屡战，坚持要把产权弄个水落石出；高科技产业的领头羊联想才会看准目标“拐大弯”，而不是临时拐急弯，小心翼翼地先争分红权，再争股权。同在7月，四通宣布采用MBO(管理层融资收购)方式重组产权结构，联想准备将持股会目前持有的35%的分红权变更为股权，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明晰产权方案势将引起更多产权不明的企业效仿，中关村科技企业的产权改造正在进入实质性阶段。有消息说，已有8家企业向北京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上报了产权改制方案。资本

34岁的总裁郑福双靠身后的这台字幕机起家，新奥特在9年时间里发展成“技、工、贸”一体的多元化集团（娄林伟 摄）  

产权不明所造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危害了中关村的资本来源。

产权流动性差，优化重组难，支撑高新技术发展的风险投资体系也难以形成，影响了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创新型企业的成长。硅谷为什么会发展得那么快？因为那里有世界上最完备的风险投资机制，有上千家风险投资公司和中介服务机构。

在硅谷，风险投资构成了整整一个产业，该产业的收益惊人：普通公司的投资回报率一年超过50%，而最成功的公司这个数字可达100%以上。它是中小企业的福音，而中小企业是经济增长真正活跃的部分。

1991～1995年间，美国受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的销售收入年增长率为38%，而“财富500家”大企业的增长率仅为4%；而且风险投资对技术进步具有有力的促进作用：美国风险投资协会的一项调查表明，受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其平均投入的研究与开发资金是“财富500家”的3倍，其新产品开发和技术突破能力明显高于大企业。

风险投资在投入的企业成熟以后，就要退出，将投入的股权变现，以便获取资本的增值，再投入新创办的企业。退出的渠道主要有：投入企业的股票上市交易或在柜台交易，投入企业被其他公司收购兼并，投资银行和其他战略投资者收购后再出售，企业的创办者回购风险投资机构所持有的股份，或者企业的管理者或职工购买这些股份。在这些退出渠道中，企业股票上市交易是最容易退出的渠道，投入资本的增值也最大。在美国，NASDAQ是成长性的中小企业和高科技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也是风险投资退出的重要渠道。

在高科技领域，美国率先开发了一种体系制度，这种体系制度能够使小企业成长为大企业。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曹远征指出，过去的金融体制是与工业经济配套的，银行业100多年的发展与大工业的发展连在一起，互为表里。银行的贷款必须有抵押品，而高科技是知识创新的活动，人们头脑里的知识是无形的，难以作为抵押品来取得银行贷款。现在的金融体系必须经过改造才能提供对高科技企业的支持，即金融创新。

金融要创新，国内的高科技企业也必须认识到，合理有效的资本经营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条件。过去那种只重生产经营不重资本经营的路子是不对的。从一定意义上讲，企业是个财务组织，它通过组织某种产品的生产来实现资本的增值。因此，资本的配置和经营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中关村怎样突破资本阻塞点，迎接金融创新，搞好资本经营？本刊记者任波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报道，在此不赘述。技术

北大方正是中关村为数不多的几个有真正技术含量的企业之一。这是方正的数字媒体研究所（娄林伟 摄） 

 高技术企业不仅面临产品市场的竞争，而且面临人才市场竞争（新华社）  

中关村引发的最大争议是，它号称中国高科技的象征，但它到底有没有技术？

戴在中关村头上的桂冠很多，但它们打造不出中关村的技术实力。中关村只是一个大型的组装车间和大规模的电子产品集散地，组装和营销是它主要的生存本领。核心技术、核心部件都是从国外引进的，没有多少自主知识产权，而这，也是国内其他高新产业开发区存在的主要问题。

东北大学副校长、东大阿尔派公司总裁刘积仁如此评价中关村：“中关村和硅谷不一样，硅谷的成长是以技术创新为动力的，它层出不穷地推出新的技术资源，并以技术为依托做出新产品到处去卖。而中关村是以卖别人创新的产品为主要核心……我们习惯于用传统工业的眼光去看待现代科技的发展，因此现在一些简单制造、大批量加工的工作全转到第三世界国家，美国在国内只做设计和精密、核心部分的生产。”

北京慧聪公司总经理郭凡生的看法同他如出一辙：“首先要明白中关村是一个市场，卖计算机这种标准产品的市场准则和卖大米、绿豆一样，第一要卖得规范，第二是便宜，第三是全面。作为一个市场的成熟当然技术十分重要，但中关村卖的东西有多少技术成份是我们自己的？99%的技术含量都是国外现成的。如果中关村靠它的技术含量、靠那1%根本不可能形成这么大的市场，90%以上的交易额跟中关村的技术发展没有关系的时候，只能靠价格便宜、交易规模大和品种齐全。比如白沟，成为批发交易市场就是因为它卖的便宜，为什么石狮成为中国最大的服装市场，难道是因为它在研究布、研究服装样式方面最领先吗？不是。”

把中关村与白沟、石狮相提并论让人感觉很不舒服，但中关村的现状的确折射出中国计算机业的危机。从硬件上说，国产PC是近几年计算机业最突出的成绩，以联想为代表，将洋品牌从1995年的70%市场份额挤压到1998年的30%左右，但销售规模的扩大并没有带来利润的增加。联想的销售额达到176亿元，但利润仅5亿元。占成本60%～80%的关键部件全部依赖进口，国内PC厂商平均利润近乎于零，难怪它们赢得了“高科技搬运工和组装工”的称呼。有人形象地把整机组装称为PC的“前场产业”，长城计算机集团的马犁博士说，进入“前场”后就得往里走，力争进入“中场”(中等技术难度与利润)甚至“后场”(高技术高盈利)。然而大部分厂商似乎还只是在“前场”折腾。

软件方面，中关村在技术上也很“软”。公平地说，中国尚未形成真正的软件产业。由于国家统计局并未将软件产值列入统计范围，所以，中国软件市场的规模一直是个谜。据CCID-MIC称，1998年软件业销售额从1997年的112亿元升至138亿元，而据软件公司自己的统计，这一规模可能大大超过实际的市场规模。可以算这样一笔账：按照信息产业部有关领导的讲话，我国软件专业人员已达8万至10万人，加上计算机应用人员约为50万至60万人；上述软件销售额中有多大比例是给国外公司拿走的难以说清，不过可以肯定地说，其所占比例不会太小。就算全部市场都提供给国内软件单位，人均年产值也只不过是2万余元。从软件产品来看，国产软件大多属于以下几类：财会类、学习类、翻译类、排版类、查杀病毒类。关键一点的软件，包括系统软件及较大的通用应用软件，几乎全被国外软件所垄断。几年来，国内软件产品的市场份额始终在30%左右徘徊。盗版严重，市场回报乏力，40%以上的企业年投资低于100万元。

这些年在中关村挣钱最多的是代理，90年代初，世界领先的PC厂商全部进入中国，其技术、价位和售后服务向本地化发展，争夺世界上最后也是最大一块计算机市场。当时竞争不透明，代理的利润空间极大，国内企业以市场为代价，获得资本积累。比资本积累更重要的还有销售、服务经验的积累。柳传志说：“搞科研的人最怕做贸易，主要是这段苦他没吃过，一定要干下去，一定要对市场有个理解。会做贸易后，看问题才会有穿透力。”

联想代理AST，方正代理DEC，长城与IBM合资，四通“与巨人同行”，依靠跨国公司进行产业化发展……“引狼入村”的结果是这些公司获得超常规的发展，成长为大型企业。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关村最深刻的理论是“贸、工、技”。

什么叫“贸、工、技”？柳传志讲得很朴实：“有了贸，外国人跟你合作，合作我可以提出生产技术上的合作，这样就过来了，这是一个战略问题。”经济学家周其仁对此有一个更完整的阐释：“联想的经验并不是掌握可以与硅谷竞争的高科技，而是首先靠手里有一个高科技产品的营销网络。先帮你卖东西，挑好的卖，落下一个好的销售网络，有了这个网络名牌厂家就只好找你谈判，跟你合资，最后就有实力上自己品牌的产品。”

理论源出现实，“贸、工、技”符合联想的现状，也符合中关村的现状。我们的制造业仍处于初级阶段，停留在显示器、整机的组装和键盘、鼠标、机箱等生产加工上；至于技术，更是掌握在上游的跨国企业手中。现在国外高科技大企业的研发投入占其营业额的10%以上；能投10%，利润起码是20%～30%，在技术上怎么能竞争得过它们？如果联想的研发投入占到自己营业额的5%，那么，仅研发投入一项就会让联想出现亏损。

但承认现状不等于满足现状，刘积仁研究过企业周期问题，他说：“中关村企业的项目周期，特别是把握一个主营方向不变的企业周期，是非常有趣的数字。我估计只有大约10%的企业能保持10年它的主业不变，如果搞软件的它保持不了5年，头两年搞软件，第三年搞集成，第四五年干脆搞硬件销售算了，中关村的公司改行的也有的是。一个百年的企业，像美国的IBM能保持10年、20年、30年、50年以科研开发为主的方向不变，实在是很难得。”他的结论是，“高科技企业没有技术，也就不可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贸易不是企业发展的终极目标，试看国际上有哪家大公司在帮人家做代理卖东西？长期做贸易怎能发展起自己的工业和技术？目前多家总代理的不规范竞争，使总代理无“总”之实，代理利润一低再低。清华紫光总裁张本正说，做代理是自掘坟墓，代理帮厂商把市场打开的时候，也就是代理死亡的时候。

中关村靠贸易成功的路已经走到了尽头。人才

王选说：“中国的企业与国外相比差距不小，但更大和更致命的差距是在管理方面。没有好的现代化管理，已有的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也会很快丢失。”新近处于方正人事风波中心的王选对于中关村管理上的“瓶颈”刻骨铭心（娄林伟 摄）  

中关村存在一个人才悖论。

一方面，它是中国高科技人才最为集中的地方，其智力密集度在世界亦属罕见。中关村地区有以清华、北大为代表的各类高等院校68所，在校学生30万人，有以中科院研究院所为代表的各类科研机构213家，科技人员38万人，两院院士人数占全国总数的36%。

另一方面，不断有人惊呼“中关村缺乏真正的人才”。科技人才虽多，但“有市场头脑的科学家”却很少，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比率微乎其微。蕴藏巨大智力资源的中关村由此成了封闭的“象牙塔”。相对于有市场眼光的科技人才，懂得市场经营的管理人才的缺口更大。在中关村，人才竞争十分激烈，人才外流严重。人才价格与价值间的矛盾也是一个突出问题，人才市场职能发育不全，人才流动无序，加上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水平明显偏低，人才培养难以职业化和专业化。

中关村人平均1.8年跳槽一次，单就跳槽现象讲，并不完全是坏事，美国硅谷一般公司的工作人员的年流动率达30%～50%，这种劳动力的高度流动性是创新层出不穷的原因之一。但问题在于，硅谷人才流动通常都是根据发展的需要，相比之下中关村的流动却往往只是为了简单地寻求更高的薪水。

单个的企业存在人才流失的问题，从中关村整体来说，还有更大面积的人才流失，即人才流向外企或外国。微软等920家外商企业的总部群集于中关村，和早期外商看重中国的蓝领劳力与土地资源不同，它们看重的是中国的科技人才。微软、IBM、朗讯、摩托罗拉等公司相继成立研发机构，高级人才的争夺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此外，国内外科技人才市场之间没有流动壁垒，加上猎头公司穿针引线，许多人才流向硅谷和新加坡。

高技术企业不仅面临产品市场的竞争，而且面临人才市场的竞争。所以，如何吸引和稳定高技术人才是高技术企业的大事。这就是为什么中关村要闯产权关的原因之一：只有让度股权，采取把关键人物与公司的发展前景紧紧绑在一起的利益机制，才可能留住人才。

这样做的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它将使中关村成为真正的“财富聚集地”。四通和联想的改制方案将使两家公司的主要领导人的身家逾亿元，沿产权改革之路走下去，王选的预言“10年之内，方正会出100个百万富翁”距实现那一天也不会太遥远。直到中关村有了一个“给脑袋定价”的政策，它是不是才会书写真正的创业传奇？

我们为创业英雄有价而欢呼，但让人不能不感到遗憾的是，四通产权变局中，没有了四通打字机功臣王缉志的身影，联想则在股权改革的关键阶段中，闹出“倪光南事件”；而众人眼中方正技术同义语的王选，也在“明显地淡出”。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没有当年二王一倪的技术创新，就没有日后联想、方正、四通的辉煌，可是为什么最终技术层和管理层之间却出现了断裂？

就方正而言，王选用创业和守业的关系给出一种解释：“依靠一个出奇制胜的产品就能实现创业。方正创业时三大产品的每一项都是少数人完成的，先后参加者均未超过10人，因而管理比较简单。而在守业阶段，由于高新技术企业面对的是千变万化的技术发展和激烈竞争的市场，管理不善或重大决策错误很快就会使企业陷入灭顶之灾，只有不断创新，不断开拓进取，才能真正守业。”

王选的潜台词是说，在一个企业持续成长期间，相对于技术，管理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重要作用。他甚至算了一笔账：“有人说，在一个企业中，技术和管理各占50%的地位，但是，在技术创新的研究开发过程中，技术和项目管理本身又占了80%的地位，所以，对一个企业整体而言，管理拥有90%以上的决定性作用。”

在中关村，管理人才比技术人才更珍贵。方正也许是中关村技术含量最高的企业，但1998年的管理危机，却使它亏损1.6亿，股票由9港币跌至0.8港币，不得已请出中国惠普副总裁李汉生充当“救火队员”，执掌北大方正电子公司帅印。李汉生到方正后，与记者有过如下一段对话：

记者：你在惠普业绩很好，但那做的是惠普产品，你过去的骄人业绩和惠普产品的竞争力是不是有很大关系呢？

李汉生：联想PC是不是最好的产品？

记者：不是。

李汉生：我想我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联想PC靠什么成功？

记者：管理。

李汉生：是啊。方正PC和联想PC在产品上有本质区别吗？但为什么联想PC的销量是方正PC销量的几倍？没有好的产品，会飞也没用，但企业并不需要最好的产品才能成功，很多因素使得一个企业成功，如果真是产品竞争力决定一切，那么还办公司干吗？开个工厂不就行了？

李汉生认为方正的首要问题是企业战略不清，他给自己定的第一项任务是找出方正真正的优势所在，剔除和这个优势无关的业务，从而建立起能够长期支持方正的结构。进方正两个月，他调整了管理结构，裁员400人，去掉部分系统集成业务，将重心确定为出版业和电子传播业两大领域。当被问到对李汉生的改革有何评价时，王选说：任何改革都需要时间，IBM的郭士纳就任总裁两年，乔布斯到苹果公司担任临时CEO也是两年，公司财务才有明显起色。

李汉生到方正工作，意味着职业管理者将从此成为推动中关村前行的重要动力，意味着中关村已经意识到引进管理人才的重要性，也肯为引进优秀人才投入。李汉生自己说：“我觉得方正对我是一次机会，这就是中国企业的发展一定要过管理关，但中国在这方面却没有一个很好的人才库。我在惠普这样一个大的跨国公司积累了多年的经验，也有一些成绩，所以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如果要寻找一次挑战的话，方正确实是一次机会。同时，方正可以利用我的这些经验，在管理方面、观念方面去除一些不合理或不完善之处，使管理向更系统、更接近国外的方向发展。”

在中关村，需要提高管理的不仅是大企业，还有众多的中小企业。由于中国市场文化的根基很浅，众多的企业主们缺乏“百年老店”意识，从一开始对做大企业就没有心态和体制上的准备，致使他们的企业往往只能“各领风骚三五年”。而在西方，长期的商业积累和残酷的竞争磨练，使管理的观念深入到每一个企业家、每一家企业中，用柳传志的话说：“小企业怎么办，大企业怎么办，小企业向大企业怎么转化，都有上百年的经验。”与之相比，中国企业家先天和后天都明显不足。

对于中关村管理上的“瓶颈”，王选认识得刻骨铭心：“中国的企业与国外相比技术差距不小，但更大和更致命的差距是在管理方面。没有好的现代化管理，已有的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也会很快丢失。”创新：技术的和制度的

突破“器”与“道”的束缚，中关村终会成长为巨人。

为什么我把1999年称为中关村元年？

在英文中，公元前写作B.C.(Before Christ)，意思是“基督之前”，公元后写作A.D.(Anno Domini)，意思是“在主诞生的那一年”。但我愿意赋予它们以不同的意义，并以1999年为界，将中关村的历史分为两个时期。

在我的中关村史观里，B.C.代表Before the Change，意思是“改变之前”，A.D.代表After the Discovery，意思是“发现自身之后”。

在B.C.时期，产权、资本、技术和人才仿佛中关村的四大宿命。一堆产权不清的企业，企图擎起中国信息经济的支柱；缺乏资本的支撑，创业者难圆心头“中国梦”；众星捧月的高科技产业，披着的不过是皇帝的新衣；稀疏低矮的树枝，难栖展翅高飞的凤凰。苦苦的相搏中，中关村丢失了自己。

1999年，中关村有了崭新的发现，“创新”成了中关村人中最流行的词汇。

——中关村发现，产权改革正在发生，尽管很大程度上是以被动的形式发生。《中国经济时报》报道，中关村产权改革准备搭建三个跑道：高级经营者采用期股的形式；管理骨干和技术骨干采取高薪或期股方式；员工采取职工持股会持股的方式。还有很多大胆的提法，如建立对员工的利润分享制度，企业提取不高于35%的年利润对主要技术、经营骨干和创业人员进行奖励，奖金不发给员工个人，而是以“应付奖励”形式计入公司对员工的负债，积累至3年后直接转为员工对公司的出资额(股份)。可以对企业进行资产评估，将其无形资产不超过60%的部分以个人股奖励给企业主要技术、管理骨干和职工等。

——中关村发现，上市公司、风险投资瞩目高科技。至1999年4月，海淀试验区有10余家企业成功上市，超过全北京上市企业总数的60%，成为全国上市企业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在第一届清华创业计划大赛中脱颖而出的王科等3名在校学生创办的视美乐公司，成功地得到上海第一百货商店5250万元的风险投资，第一百货成为首家涉足风险投资的上市公司。就在媒体报道此事的同一天，另有2家上市公司刊登公告进军中关村。而在7月里，中国首家网络股“国中网”在美国NASDAQ上市，当天股价连翻三倍，市值骤增至10亿美元，这一冲击波相信一定会带给国内一轮全新的风险投资浪潮。

——中关村发现，今年3月以来一场沸沸扬扬的“女娲对维纳斯”之战，将中国信息产业的技术创新提上日程；我们能不能在核心技术上寻找突破口，赢回行业发展主动权？《计算机世界》主编刘九如发出这样的询问：“CPU的设计制造，一时难以承担大投入的风险，那么我们能不能在家电和通信产业领域所用芯片方面有所创新，促使相关的集成电路产业大幅攀升？在操作系统方面，我们一时敌不过微软，那么在基于源代码开放的Linux上，我们能不能找到自主开发的机会？大型系统软件我们仍有距离，那么在应用软件的系统集成领域我们能不能有所突破？”他的部分疑问已成现实，8月，拥有自主版权的全中文化操作系统“红旗Linux”宣布问世。

——中关村发现，多年滞后的人才政策正在松动，北京市长同时身兼中关村建设领导小组组长的刘淇宣布采取以下新措施：允许在校研究生创办高新技术企业，并保留一定时期的学籍；鼓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聘请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做兼职教授、研究员；鼓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与高新技术企业联合培养研究生；在中关村科技园区建立社会化的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制度；高新技术企业所需的外省市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经过必要的手续和程序，可以解决进京户口；在高新技术企业中建立新型产权制度，解决智力劳动参与企业收益分配问题。8月上旬，四通集团余键拿到编号为19990001的绿色《北京市工作寄住证》，有了这张“绿卡”，在购房、子女入托、社会保险等方面均能享受市民待遇。与此同时，外企人才回流、留学生归国已成风气，他们在中关村可能发挥美国归台人员在新竹一样的作用。

——但中关村最大的发现，你应该已经猜到，是Internet。曾经开发出联想汉卡和联想微机的倪光南院士对此有精辟论述：80年代是一个战略转折点，它使中国高技术企业从无到有，而汉字信息处理就是在战略转折点上的那种10倍速力量；到了今天，Internet则是10倍速力量，中关村的新星将属于那些能借助网络力量发展起来的企业。中国上网人口每年以200%的速度增加，今年年中已达400万；下世纪初，中国有望成为世界第二大上网国。丁磊的故事证明了，在中国，在Internet上，聪明的年轻人有机会；31岁的新浪网总裁王志东，成功结合北美、台湾、大陆两岸三地的资源，表明这一代的中国企业家驰骋的舞台将是全世界。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的网络发展与个人电脑发展几乎同步。面对Internet大潮，PC时代中崛起的IT企业也不甘屈居人后。1999年它们不约而同发出了网络宣言：联想一举推出包括路由器、网管软件、网络安全产品、交换机、集线器、网卡在内的全线网络产品，并承诺逐步树立起中国最负责任的Internet产品供应商形象，方正则基于Internet提出了E-Media(电子传播)战略，旨在于方兴未艾的电子商务中，突破传统媒体介质，融合最新的有关通信、互联网、数字媒体、应用软件等技术产生一种全新的数字信息生产和传播方式。浪潮集团宣称要“领网络浪潮，乘信息化腾飞”，实达则组成“信息家庭”研究院，为未来的中国人打造“数码家居”。网络，无疑是中国信息业的下一个制高点。

中关村以信息业而闻名，然而，这里的创业者为它建立的标志性雕塑，却是DNA的双螺旋结构——一个生命的象征。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关村就渴盼着成长，到1999年，中关村的元年，它才真正开始伟大的生命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