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所长黄大卫

（文 / 柴静）

记者：生物和生物分类学与普通人的生活有什么联系？

黄大卫：公众生活的丰富会带来对自然的精神需求，小孩子对多样的生物世界都是十分好奇的，人对自然的热爱与生俱来。而生物学研究提供的信息帮助人们判断哪些生物是有害的或有益的，有怎样的经济价值。这与生产实践密切相关，更与人类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有关。

记者：您从事了这么多年的专业研究，对您的研究领域——自然界的了解深入吗？

黄大卫：恐怕当我活完这一辈子，也难以知道其中皮毛。生物系统学的知识贫乏到这样一种程度，即使世界顶尖级的生物系统学家也无法估计全球的生物物种有多少，不是指准确的数目，而是说“量级”——物种是几百万呢？还是几千万？没人敢说这个话。现在的估计从150万到8000万不等，中国的物种按最保守的估计也占到全球物种的1/10。

记者：目前我国物种采集工作进展怎样？

黄大卫：实际上去实地采集物种标本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经费少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地方保护给科学研究造成了很大困难，比如说收“进山费”、“野生动物保护费”，对科学家来说是个沉重负担，小的保护区更严重。

记者：我国的生物分类学研究与国际水平差距大吗？

黄大卫：我们落后许多，一些发达国家，还有印度、巴西、阿根廷都搞得不错，他们从18世纪已开始研究，而我国从20世纪20年代才有零星的、不成规模的研究，建国以后又遇到“文革”期间所有科学研究的停滞。差距是毫无疑问的。

记者：现在的研究经费与七八十年代相比有什么变化？

黄大卫：变化很大。中科院在70年代末，想到哪儿出差到哪儿出差，现在要拿到科研项目才能负担工资。很少直接参与国民经济建设的基础性学科得到的重视不够，当然也存在好的态势，生物标本馆的建设，财政部有专款投到中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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