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问技术：透明的社会

（文 / 胡泳）

公开的秘密

尽管1998年已成过去，世人恐怕仍然难以忘记印度引爆5枚核弹所造成的冲击。全世界都被蒙在鼓里；美国中央情报局当众暴露了自己的无能，尤其显得狼狈不堪。为什么所有国家都浑不知觉？原因很简单：印度不想让此事走露半点风声。

今天，间谍卫星能够分辨小至几十厘米的图像，微型摄像机的重量不超过100克，我们觉得自己生活在奥威尔式社会中，技术瓦解了一切秘密。然而，新德里的瞒天过海表明，技术也是可以绕开的：印度的该技术专家们针对美国间谍卫星的轨道位置采取同步行动，当监视摄像机高悬头顶的时候，下面静如止水。

不妨将此同3年前印度批准《化学武器公约》时的情形作一对照。所有的签约国都必须公布自己的化学武器储备，印度向外界披露（出乎人们的预料）它拥有庞大的化学武器库。换言之，上一次印度选择了公开的做法，因为它认为《化学武器公约》的广泛实施有利于它的长期利益。

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看，它们显示了一种全球性趋势：透明度（对信息的自愿公开）的提倡者与秘密的守护者彼此剑拔弩张。一度被认为具有私密性的信息现在正变得越来越公开，这不仅仅是对信息时代无孔不入的技术的一种投降，而且也是全球化的结果。武器扩散、贸易、信息流动、环境问题以及各种各样的个人交流持续不断地消解着现存的政治界限，人们在一地所做的事情日益影响到其他地方。整个世界面临强大的压力，亟需找到管理跨国交往的更好方法。政府和私人企业有意公开它们的秘密，造就了一种事实上的“揭秘式管理”体系。

印度拒绝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但抛开这一点不谈，军备控制领域增加透明度的呼声越来越高，这在几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看看联合国对伊拉克的武器核查行动有多么热闹。

消灭信息赤字

几乎所有的国际舆论都认为，在亚洲经历金融危机而大伤元气之后，恢复投资者信心的唯一方法就是在整个地区促进透明度的提高。从某种程度上说，亚洲的经济动荡可以归因于“信息赤字”。灾变几乎是在专家们对亚洲经济“奇迹”的一片叫好声中发生的，过时和不实的信息使许多人陷入虚假的安全感中，而日后他们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只是在危机之后人们才意识到高度的透明性是保障制度稳定的关键。

就像劣币驱除良币一样，不实的信息驱除真实的信息，这比信息匮乏还具有损害性。而且，信息的泛滥使重要情况淹没在琐屑的海洋中。观察家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政府在加强透明度、消灭信息赤字方面责无旁贷。所幸的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有利于信息的自由流动。乔治·奥威尔曾经担心有人会剥夺我们获取信息的权利。他在《1984年》中描绘了一个时刻监视人们的“大哥”（Big Brother）形象。然而事情发展到今天，信息革命使公民得以监视“大哥”。随着守护秘密的文化一点一点被透明度所侵蚀，公民可以更好地了解和监督政府。通信手段的改善使人们更易于协调自发的行动，从而在决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同样，企业也义不容辞。十分好笑的是，许多我们最为信任的商业机构也是透明度最差的地方：银行、医院、航空公司无不如此。我们时常把我们的生命和金钱托付给它们而不问任何问题。就目前而言，公众主要依赖监督机关——和历史表现——来决定是否信任这些商业机构。

历史上看，企业的任务是提供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但在今天，社会对企业的要求大大超出传统范围。这是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对人的价值更加重视。人们对伴随现代技术而来的不良因素，如空气和水的污染，倍感忧虑。价值的转换激起公众提高生活质量的愿望，这种愿望要求全社会统一行动共同奋斗。任何企业的未来都取决于如何应对这些新的期望和要求。

以环保为例，企业所做的还远远低于社会的期待。促使企业正视其社会责任的有效方法之一是提高透明度。在美国，《紧急计划和社区知晓权法案》明确要求公司公开排入环境中的有害化学品的数量。尽管法案并未限制排放量，只是要求公布有关数据，但它产生的效果却是惊人的。一位化学工业分析家说：“没有一位总裁愿意本公司成为最大的污染源。”

透明度：基本的社会价值

尽管如此，提高透明度的潮流并非不可逆转。企业秘密和国家主权长期以来已形成了一种规范，不容外人轻易践踏。政府和公司对公开性和透明度的要求会加以顽强抵制，拒绝提供从环境标准到办事程序等各种各样的信息和数据。

然而，透明度最终会战胜一切“捂盖子”的努力。理由实实在在：政府的时间和资源都是有限的，而等待他们处理的事情越来越多，国际性问题如全球气候变暖和武器扩散等更加重了他们的负担。因为实施跨境管理对政府来说格外困难，所以，更为明智的是，政府不去强制执行某种规定，而是大力提倡透明度。例如，制定繁文缛节的政策以推广特定的、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生产技术可能远远不如建立一个有关设备排污的报告系统有效。

个人可以拿到这样的报告，对信息加以分析和编排，并在社会上广为扩散，以引发公民团体和消费者组织的注意。这在国外已经发生。例如，环境保护基金会把美国企业的有害化学品排放量数据放到了网上（www.scorecard.org），并逐步扩大到按国家和地区对污染程度加以排行，用户还可以免费向污染程度高的地方发传真抗议。虽然还不清楚这样的网站会对企业行为产生何种影响，但此举开端的势头非常不错：网站建立二周之内就接受了400万次点击。

总部设在德国、专事观察各国廉洁程度的“透明国际”的名头正日益响亮。它是一个致力于反腐败的非政府组织，短短5年内已在70多个国家建立起分支机构，而且正在与世界银行和经合组织密切合作。“透明国际”发表一份年度的“反贿赂指数”，由它与哥廷根大学经济学家约翰·哥拉夫·兰姆斯多夫共同评定，对若干国家的廉洁程度打分、排队。1998年有85个国家参与评定，其范围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广。报告撰写人运用了无数新的材料来源，其中包括经济情报局、日内瓦世界经济论坛和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提供的数据。“透明国际”还推出一系列的反腐计划，内容涉及采购改革、假公济私行为防范规则和信息自由法。

诚如“透明国际”主席彼得·艾根所说，该廉洁指数“不仅仅衡量腐败程度，它主要反映人们对腐败的看法”。人们越来越不能够容忍腐败行为。过去5年揭露出的事实表明，腐败的制度不仅不公正，而且天生就不稳定。由于行贿行为是秘密进行的，正常的制衡制度就起不了作用，而没有制衡制度的约束，腐败行为就会失控。

透明度可以说是腐败的天然敌人。如果以权谋私、接受贿赂的行为得到曝光，许多官员都会变得名誉扫地。而且，贪污腐败事件具有非常高的新闻价值，几乎总被放到头条的位置。从苏哈托到卢泰愚到蒙博托莫不表明一个世界性现象，即腐败行为现在很难隐藏，它已成为一项认真的国际行动所要打击的目标。

也就是说，公民们在倡导透明度，因为他们认识到，不透明是产生腐败的温床，而腐败是民主过渡、市场经济和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在冷战后的世界里，有很多因素使人们对责任制的要求更加迫切。这些因素包括：政府运作更加开放，新闻采访更加自由，检查官和法官更加独立，公司加强了管理，全球经济的扩展增加了对国际审计标准的要求。这些事态发展促进了反腐败运动，也增大了实行持久的改革的可能性。

在世界四分五裂、彼此隔膜的时候，维护一种秘密文化是可行的，但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透明度是唯一合适的标准。它是一种基本的社会价值，任何事情的运转都依赖于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