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时代的早春二月

（文 / 高昱）

消费“掉链子”

清晨8:35，一名中年女店员从地铁站上来，拼命地朝远处张灯结彩的北京翠微大厦跑去。大厦前的广场上，已经聚集了上千号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人群。她要在忙碌中度过这1999年的第一天了。

9:00，翠微大厦开门营业。人群也开始骚动，但却没有一个迈进富丽堂皇的商场大厅，而是潮水般向门前那一排福利彩票发售窗口涌去。在大厦里，店员们高兴地等待着，他们相信，那些乘兴而来的摸奖者一无所获后，终将会进来把兜里剩下的百元大钞花费掉。

他们后来不得不承认自己想错了。翠微大厦业务部的敖铁林告诉记者，元旦那天商场里的客流量确实增加了1倍多，营业额却只有359万，只相当于平时双休日的水平。敖铁林很怀念1年前商厦刚开业时的火爆场面，他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老百姓宁可拿几百块钱摸回一个劣质钢精锅，却不舍得到商场里一分钱一分货地买东西呢？”

日子不好过的并不仅仅是一个翠微大厦。1月19日，北京市商委公布了1998年全市109家大中型零售商场的经营状况：30家亏损，19家不赔不赚，其余60家共计盈利6.86亿元，利润率也仅是2.93％，比1997年还少了0.57个百分点。市商委新闻发言人张秋白说，连锁超市和一些历史较为悠久的中档商场尚能微利经营，近几年新开业的豪华商厦则“基本上都是亏损”。惨淡的愁云将那些光装修就花去上亿元的大商场压得欲哭无泪，以至于朱镕基总理在去年10月“5000人吹风会”上半开玩笑地拜托与会代表们到京城的商场里多买点东西带回去。

在如此的大环境下，似乎已经没有谁能得以幸免了。1998年8月15日，自80年代以来风光无限的郑州亚细亚商场被债主封门。10月9日，以引领现代家居新时尚为鲜明特色的北京海蓝云天商城开业不足1年便败走北京朝外大街。仅过了1个月，北京又一大型贵族商厦“万通新世界”在苦撑3年后也不得不黯然凋谢。来自内贸系统的消息说，全国200多家大型零售商场1998年1～11月的利润总额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1.4％，平均利润率不足3％。据在各地拥有37家成员单位的华联商厦集团统计，销售总额少了9.6％，利润也下降了1/2。曾立志要建成全国最大的商业连锁帝国的“亚细亚”更惨，从天津到广州、从河南到北京，几乎是转眼间就呼喇喇全线崩溃。国家内贸局商业信息中心总工程师王耀透露，1998年全国国有商业企业“有1/3亏损”。

即便是分期付款，也没有很多人能圆其梦

曲高和寡的万通新世界商城，改低价商品交易商场后，渐有人气

1/3亏损，对中国商业来说，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记录。自建国初期开始，40多年的辉煌，创造了一个行业“只赚不赔”的世界级神话。80年代举国上下的百货商场里更是一片“人流如织，购物如潮”的喜人景象，售货员的月收入比大学教授还要高出好几倍。即使是90年代经济疲软时期，中国商业也取得了高速度。事实上，正是在这个时候，一大批比着上规模、上档次、上豪华的大商场开始簇拥追逐着在各地拔地而起。“当时真正疲软的是工厂，产品积压卖不出去；而商业网点却还很少，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可以大摇大摆地赊账销售，所以商场是开一家赚一家。”商业信息中心预测处处长郭守中分析道，80年代以前，生产是经济链条中最重要的环节；进入90年代，流通和销售成了最稀缺的“瓶颈”资源。“现在终于该轮到消费了，”郭守中说。

为了让消费者掏钱，商家一再忍痛“祭起”降价法宝。整个1998年。北京各大小商场从节日降价到店庆降价，直至没有任何理由地“大派送”、“大甩卖”。在武汉，由于竞相杀价已到了血本无归的地步，政府不得不出面干预。但就在1月17日降价狂潮被亮“红牌”的第一天，武汉几家知名大商场仍然打出了“买什么送什么”、“买多少送多少”的扎眼条幅。

然而实践已经证明，降价并非吸引顾客的“至尊法门”。有分析者认为是消费者“买涨不买落”的心理作用，但不管怎样，“跳楼大甩卖”已没了早年一呼百应的号召力。眼看着批发市场还算红火，商场倒闭浪潮又演化成了批发大战。1月15日，拥有豪华装修、中央空调和18部滚动电梯的万通新世界商品批发交易市场开业头一天，一位花11万元押金租了两个化妆品摊位的小货主就告诉记者，他已准备私下里转租出去一个摊位，且“条件优惠”：月租费3200元，不要一分钱押金。

不光是大小商家老板在着急上火。去年12月22日召开的全国电子工业经济工作会议上，信息产业部责怪彩电和VCD的价格战使行业全年“至少减少利润100亿元”，其中彩电降价约减少利润52亿元。转过年来，国家机械总局自豪地宣布，1998年国内轿车产量超过65万辆，平均每小时有74辆国产轿车开出生产线。但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没有买主，每小时生产74辆轿车又有什么用呢？机械总局汽车行业管理处处长李万里承认，轿车生产与需求之间的差额有扩大的迹象—1998年国内车市需求55万辆，过剩至少10万辆；1999年预计产量能达到75万辆，需求估计在63万辆左右。

“即使这销出去的55万辆轿车已经很出人意料了。”北京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的经理戴建说，他们市场去年原预计销售量在25000辆，实际已突破40000辆，是建市以来生意最火爆的一年。究其原因有二：从年初非2000型“桑塔纳”单车价格降至11.2万元开始，国产轿车全部加入降价战团，降价5000～20000元不等；到年末，由于非电喷轿车即将停止上牌，抢购化油器车的热潮骤起，亚运村市场日销量达到创记录的400多辆。但转过年来，短暂的繁荣一落千丈，素有北京车市晴雨表之称的亚运村市场又创下了日销一辆车的最低记录。据戴建介绍，1月1日～12日，“亚运村”共售出轿车282辆，而去年同期的销量是1000辆。交易市场已将1999年的销售目标定为25000辆至30000辆左右，比1998年下调了20％。仅次于“亚运村”的北方汽车交易市场境况更为不佳，1月的销量只有去年同期的1/10，因此他们也更为悲观，预计1999年全北京汽车销量将下降50％以上。北京车市的销售量可以占到全国的10％左右。

中国股民，历经辛酸又一年

1998年12月30日，国家统计局宣布了当年的宏观经济主要指标：工业增加值涨8.8％，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涨6.8％，商品零售价格跌2.6％，居民消费价格跌0.8％。另一个被广泛引用的宏观数字是，全国物价总水平从1997年10月至1998年12月，已经连续15个月低于上年同期。供应充足，价格低迷，消费不振，是经济界对当前国内经济的共识，也是每一个消费者都能感受到的事实：商场上的货架塞得满满的，人民币也变得很值钱，可钱包就是揣得紧紧的。

满大街地寻找消费

国家内贸总局商业信息中心每半年都要对市场上主要商品的供求情况进行一次排队，这是这家机构从计划经济时代沿袭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传统之一。1997年底的排队结果是，供过于求的商品占31.8％，供求平衡的占66.6％，供不应求的有10种，占1.6％。1年之后再次排队，供不应求的只剩下1种—主要依赖从印尼进口的棕榈油。记者问这棕榈油是干什么用的，信息中心的郭守中处长笑着说：“是炸方便面用的。”

形形色色的商品生产出来卖不出去，内贸总局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去年10月，原内贸部部长、现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陈邦柱在部分省市商品流通工作座谈会上一再给老部下打气，强调要发展新的消费热点，积极研究“扩大消费、刺激消费、鼓励消费”的政策措施。

12月9日，辞旧迎新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扩大内需、以消费拉动国民经济增长被写入了新华社会议通稿，这是近10多年来中央第一次把消费提升到如此战略性高度。

80年代中期，消费问题曾在中国引起一场轩然大波。“鼓励消费”的提法被指责为“腐朽的资本主义消费经济思潮”，消费被认为是不创造价值的“生活的需要，生产的末节”。不料于不经意之间，消费最终又成了社会再生产的目的与归宿，成了拉动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去年底完成的一份形势分析报告以雄辩的材料证明，“20年来，经济政策与居民最终消费结合最紧密的时候，也就是经济实现高速健康增长最快的时候”。宏观经济学家们指出，目前我国最终消费里居民消费占81％左右，过去20年中，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又一直在60％上下，居民消费每增长1％，可带动GDP增长约0.5％，所以，“消费这‘头驾马车’能否跑得欢，于民关系到自身的就业机会与收入增长，于企业意味着扩大再生产能否顺利进行，于国则直接影响到投资效益和GDP的稳步增长”。一个经常被提及的例证是住房，根据世界银行和深圳市的抽样调查，每销售1亿元的商品房，可诱发1.3～1.5亿元的住宅商品销售，而住房建设每投入1亿元，可创造建材、冶金、机电等相关上万种产品1.7～2.2亿元的需求，另外，住房建设每吸纳100人就业，又可带动相关行业提供200个就业机会。

此一时，彼一时，经济界话语的朝秦暮楚不过是中国经济从短缺到过剩这翻天覆地变化的一个缩影。但仅有个说法显然还是不够的，启动消费谈何容易。

第一个出场的是降息，这是国际通行的法宝。从1996年5月到1998年12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31个月内连续6次降息，一年期存款利率由9.18％一路降至3.78％。如此密度和力度建国以来前所未有，但结果有目共睹，银行里的储蓄存款反而从3万亿元一路飚升到5.3万亿元。1998年7月1日银行第5次降息的时候，工商银行天津和平支行的蔡之良发现，整个7月份的居民存款净增额相当于前6个月的总和，这位爱好写作的银行职员在天津人行的内部刊物上发表的处女作题目就是《利率跌半，存款狂增—储蓄依旧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4个月后，人行宣布第6次降息，当天沪深股市即缩量下跌。

运用利率杠杆刺激消费的第一板斧以失败告终。政府随即走出双管齐下的第二步棋—一方面扩大财政赤字，由国家投钱带动民间游资，另一方面集中改革一批抑制消费的政策规章。1月14日，财政部长项怀诚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透露，1998年度国家赤字近960个亿，共发行国债5900亿元，成为建国以来发行国债最多的一年；1999年计划再发国债3165亿元，预计赤字1053亿元。与此同时，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向国务院送呈《国家行政机关收费管理条例》，据计委价格司收费管理处许昆林处长介绍说，这次改革建议取消48种不合理收费，另有近300种改为服务价格。

尽管许昆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没有透露一些民怨沸腾的收费是否属被取消之列，但国家技术监督局已经证实，刚刚划归他们管理的电话计费办法将改“按分计费”为“按秒收费”。建设部房地产司司长谢家瑾日前也告诉媒体，有关方面希望今年将上海试行的购房减税政策推向全国。各种不大不小的好消息还在不断传来：国家税务总局已透出口风，证券交易税、遗产税和新的消费税近期估计都不会出台；1月8日，广东省物价局和公安厅宣布将原来的46项车辆交通管理收费减为5项。

“国家正在尽力做所有它能在较短时间内做到的事情。”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所长杨圣明研究员认为，通过财政投资的乘数效应连锁拉起内需，这是一种大胆而积极的做法，而为个人消费清除行政障碍、创造宽松环境更是题中应有之义，“私人买车要交2万元牌照费、2000元占地费、1万元城市增容费这种短缺时期‘劫富不济贫’的限制早就应该取消了”，杨圣明说。

但杨圣明并没有因此而感到乐观。“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是长久之计，中央财政赤字也不能年年增加。钱花出去了还不见效果怎么办？再出现通胀危机怎么办？”他反问道。而且消费不消费是老百姓的事，把存款利息压低2/3都撼不动，在外围旁敲侧击似乎就更难堪重任了。“我以为，研究刺激消费必须研究消费者心理，”杨圣明说，“老百姓是有钱不敢花，在满是变量的转轨期，每个人都想为将来留一手，你再引诱也是枉然。”

什么时候中国人走进银行才不感到紧张？

不管银行怎样降息，老百姓就是觉得把钱放在银行里才踏实

杨圣明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国家信息中心的赞同。该中心消费需求课题组在一份专题报告中将居民的消费行为与心理归纳出3大特征。第一，由于近年来收入增幅连续下降和巨大的失业压力，居民未来预期收入下降；第二，医疗、养老、住房和教育体制齐头并进的改革，使未来预期支出大幅上升；第三，对未来强烈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引起消费行为的过度反应。这家副部级的经济咨询机构在报告中认为，由于归根结底是“转型期问题”，所以根本上解决“有待于经济景气的好转和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健全”。

这是国内可以听到的最为无奈因此也最为悲观的分析预测。比这让人放心的也有。一种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中国正处在两次消费高峰之间的平缓断代区，微观点儿讲就是没有消费热点，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几乎是商品空白，86％的居民在购齐了千元级耐用消费品以后，只能把月收入的1/4以上存入银行，所以当务之急是发掘出万元以上新的热点。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教授的看法稍有不同，他认为扩大内需的关键是增加收入，因此建议尽快将现存的一些实物型待遇货币化，尽快形成一批中产阶层。

“这些不同意见我都同意。”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范剑平研究员创造性地用一个词把它们统一了起来—时间不对称，“万元以下的耐用消费品普及以后，应该说还是有新的需求的，尤其是住房和汽车。但它们都是价值十几万、几十万，大部分人想购买只能花一辈子时间去储蓄，消费行为必然后仰，可是数以百亿计的生产贷款又使供给前倾，等消费者攒够钱了，汽车厂和房地产商早就饿死了。”

范剑平寄希望于国家尽快使出“第三板斧”。记者问他心中的“第三板斧”是什么，范剑平毫不犹豫地说是全面推行信用消费。“简单地讲就是鼓励消费者‘寅吃卯粮’，提前享受消费。”范剑平称，近一年来国家的政策倾向可以明显看出对透支性消费正从宽容到纵容，“但仅此还不够，我们必须打破短缺时代的落后消费观念和对消费的偏见。”他说，信用消费可以轻易解决制约消费购买的时间差问题，“理应大张旗鼓地鼓励和宣传”。

信用消费：敢做不敢做？

1月19日，记者在因特网上广撒帖子，希望听到有关信用消费的真知灼见。第二天，一封署名“教授”的E-mail就被发送到记者的信箱里。这位“教授”自称1年前刚从美国回来，他经常讲一个段子：一位中国老太太与一位美国老太太死后在天堂相遇，中国老太太说：“我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钱，昨天终于买了一套房子住了一天。”美国老太太说：“我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昨天终于把买房子的贷款还清了。”据“教授”说，他有好几个朋友听了这个故事后马上就去建行贷款买了房。

令人崇仰的信用消费在中国也算不上什么新鲜事物。去年12月4日，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公布的一项抽样调查表明，在北京和上海，64％的被调查者知道信用消费为何物。最著名的信用消费方式是按揭贷款买房。事实上，中国建设银行自80年代就开展有小额个人购房贷款，到近两年，尤其1998年3月朱镕基总理宣布停止福利分房以后，贷款买房渐成气候。据中国建行住房信贷部高级工程师周天竹介绍，到1998年，建行住房贷款共发放163万户，仅去年一年就给55万户居民发放按揭贷款340个亿。

比按揭贷款在中国历史更悠久的是信用卡。从1986年中国银行发行第一张长城卡以来，国内银行的信用卡发行量已达3500万张。据调查，年龄在20～40岁之间的城市居民持卡率为37.5％。

汽车分期贷款则颇具些传奇色彩。1996年，建行又一次扮演“吃螃蟹”的角色，在武汉市率先推出汽车住房组合贷款，但旋即被人行下令停止，同时被株连的还有刚为人知的住房按揭贷款。“当时是总行发过来一个传真件，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要停办个人消费贷款。”周天竹回忆说。事隔不久，北京兵工汽车贸易公司等几家实力雄厚的兵工企业联合长安汽车公司在北京北方汽车交易市场大规模推出“首付一万八，奥拓开回家”的分期付款。以此为起点，在没有金融机构参与的情况下，由厂商自发为消费者垫钱的分期付款业务从北京波及全国，国内20多种主要轿车也加入了分期付款的行列。据北方汽车交易市场统计，1997年在该市场分期付款购车的比例最高时曾超过30％。但到了1998年，这种由企业负担的分期付款的车轮逐渐滞缓，始作俑的“长安奥拓”也因不堪资金的长期占用而打起了退堂鼓，北方汽车交易市场里曾一哄而上竞相分期付款的几十家公司只剩下“北京兵工”等少数几家还坚守阵地。

“十一”一过，峰回路转。人民银行突然宣布汽车消费贷款开禁。富有经验的建行马上就选择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四座试点城市，确定桑塔纳、奥迪、捷达等五种车型，推出《汽车贷款实施细则》。据说，刚开始那几天，建行每天接到的咨询电话都有几百个。上海市动作最为迅速，两个多月时间建行共为118辆桑塔纳轿车发放贷款1000多万元，工商行发出的贷款金额也达到了220万元。

在北京，却又是另一番景象。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的总经理苏辉说：“一言以蔽之，叫好不叫座。”据报道，截止1月10日，在北京市建行真正完成贷款购车手续的只有6人。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在全国8大城市进行的问卷调查发现，在曾有贷款购车计划但最终放弃的家庭中，37％是因为无法找到第三方担保，42％的人是因为所购汽车无法作为抵押物，另有21％被复杂的手续吓退了。

叫好不叫座，事实上，这是信用消费在中国一种普遍的尴尬。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信用卡成了名不符实的储蓄卡，其透支消费功能几乎为零，13％的持卡者表示自己手中的信用卡从来就没有使用过。尽管取消福利分房使贷款买房成了“华山一条道”，1998年头11个月商品房完成销售面积4000多万平米，个人购房也占到58.7％，但实际以按揭方式购买的不到10％。零点调查公司去年底对北京、上海、广州、沈阳、武汉五市1542户的调查表明，愿意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住房、汽车、电脑的分别占21.1％、20％和11.3％。

“经济水平已经大步向前了，我们的经济观念却还在原地踏步。”近两年来一直在鼓吹透支性信用消费的范剑平认为，信用消费之所以还没有“大有作为”，原因是“方方面面的思想观念落后于这个消费时代的游戏规则”。

首要的一点，范剑平强调，中国的消费者“还沉浸在小农经济、短缺经济时代‘量入为出’、‘无债一身轻’的思维定势里。”据他介绍，在法国，1/2的家庭负有债务，1/4的家庭靠银行贷款买房子；在美国，更有90％以上的居民使用抵押贷款购房，贷款额度一般占房价的70％～80％，每年有6000万个家庭使用信用卡进行消费，累计个人负债高达15000亿美元，平均到每个家庭是38000美元的债务，而即使是中产阶级，存款也常常不足3000美元，即年收入的1/10。“对美国人来讲，借贷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是对自己的信心和压力，也是社会对自己的一种承认。”范剑平说，在那里，只有骗子和泼皮无赖才没有信用贷款，“因为银行不信任他们”。

但是中国人似乎天生就没有这种潇洒人生的习惯。在城市居民中，迄今只有约5％的人向银行借钱花过。“不少城镇居民住在斗室里，摆满高档的家用电器和家具，却不愿花钱买房；宁愿花大钱搞室内装修，而不去买房扩大居住面积。”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在一份购房民意报告中指出，38％的被调查居民宁可靠自己的力量攒足所有房费再去购买，也不愿意到银行贷款；30％的居民选择向亲友借钱；因贷款手续繁琐而放弃的占17％；还有4％的人不愿让别人知道个人收入；只有11％的居民尝试申请过住房贷款，但其中又只有1/3表示满意。报告得出的结论是：负债感让居民们很不踏实。

像购房这样的大笔开销尚且如此，平日里中国人就更不屑于借钱过日子了。即使在老百姓最敢花的上海市，每年除住房贷款外的其他信用消费也不足1亿元。去年8月，百盛购物中心在北京率先推出针对家电的分期付款业务：首付50％，余额再分5个月交齐，月息与银行存款利率相当。据“百盛”电器部经理季红介绍，虽然不少顾客对这种方式表示兴趣，但5个月来仅有8人真正付诸于行动，涉及金额13万元。有的顾客指责商场不该收利息，一位大学女教授的逻辑则更让店员们哑口无言，“一次拿不出所有的钱属于无力购买，既然无力购买就没必要超前消费。”

宜家家居是否正在努力挑起人们的消费欲望？

“提倡信用消费并不是说要鼓励大家恶意透支或借债度日，”范剑平说他不得不经常耐心地做解释，向银行贷款并不是坏事，因为赖着不还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只不过通过信用消费可以提前过上好日子，刺激人们提前享受到了消费的乐趣。”

在不断的对比中，范剑平明显地感觉到中国各家银行发放私人消费信贷时所共有的顾虑重重。尽管中国建行房贷部的周天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再申明，“建行对个人信贷的基本政策是：放开规模，不受限制，只要群众需要，有多少就贷多少，下边各行的资金困难，由总行统一解决”，但范剑平依然认为，银行的口子开得还是太小，美国20％～25％的商业银行贷款是发放给个人的住房贷款。而我国住房和购车加起来尚不足1％。北京市建行信贷部也承认，个人购车申请贷款要备齐申请书、户口簿、抵押物和质押物的估价报告、保险单等12份材料，缺一不可；且他们希望贷款者不仅有稳定的收入，最好每月还款在月收入的40％以内，即购车者月收入在4000～6000元以上，其还款能力才相对让银行放心。“银行此举太过小心，”范剑平指出，中国老百姓不轻易借钱，借了更少有不还，“所以在我国，拖欠银行贷款的企业多的是，而贷款不还的个人却少之又少。”据介绍，住房按揭贷款一直是建行最为安全、收益率最高的业务之一，迄今不良率只有2.27％，北京更是只有0.04％。

“当然，信用消费在中国还有待于保险的介入，法律的健全以及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范剑平说，“这是一个敢不敢做的问题。”

消费时代的主人翁

“整个1998年，此起彼伏的倒闭声把一个又一个黄金地段的达官显贵埋葬在瓦砾之下，远渡重洋的‘宜家’却嫩草一般从烂瓦堆里钻了出来。”“宜家”是一家刚刚落户于北京北三环边上的瑞典家居商场，1月13日正式开业。“教授”在给记者的E-mail里这样描述他的所见所闻：“离‘宜家’一站多远的街边，停满了‘桑塔纳’和‘富康’轿车，惊奇的顾客拥挤在每一件商品前啧啧称赞，小心地斟酌该如何花出手中的人民币，但看得出他们肯定是要把钱花出去的。”“教授”宣称，他看到了“中国消费时代的生力军，信用性消费的主人翁”。

就这一点而言，“教授”与真正的经济学教授董辅礽先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不久前，董辅礽在日本讲学时撰文《世纪之交中国改革与发展面临的挑战》。在阐述“目前的市场饱和是低消费水平的饱和，是低收入限制了消费”的命题之后，文中指出，“只有当真正的中产阶层形成了，而且在人口中占多数、形成纺锤形的分布时，我国的消费和市场才会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

“目前中国出现所谓消费饱和是令人费解的现象。”董辅礽写道，据世界银行最近的计算，我国刚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840美元，人均消费水平不到3000元人民币，同发达国家相差何止百倍。他认为：“与80年代千元级排浪式消费狂潮不同，今后的消费更昂贵，也更参差，不可能再出现全民性的热点，因此必须对消费者进行细分。”按照董辅礽的划分，国内当前的状况是高收入阶层为数不多，他们在消费上已不必顾及自己的支付能力；最大量的低收入者实则还生活在温饱线附近；处于二者之间的中等收入者大多有份体面的工作或是小本经营，虽不愁吃穿，收入却不足以购房买车，“还算不上真正的中产阶层”。

比经济学家更急切地呼唤中产阶层的是形形色色的生产销售商们，他们一直把这儿广阔的潜在市场和消费欲望看作一块还没出炉的大蛋糕。从别克汽车到贝纳通内衣，从夏奈尔5号到依云矿泉水，每一样商品都试图告诉赶时髦的“追梦人”什么是美好的生活和与之相称的消费习惯—美国《商业周刊》把中国和东欧新出现的一代消费主义者都归为“追梦人”，因为他们“总是乐于抢购从仿意大利时装到激光唱片的所有新潮东西”。

没有人能准确地报道中国到底有多少这种潜在的中产阶层。从国家统计局、内贸局等相关机构零星收集的一组数字表明，1997年，北京年收入3.5万元以上的“富裕”和“富有”家庭达到40多万户，占城镇家庭的17％～20％；上海人的日子过得更好，预计到2000年人均生产总值可达4000美元。在北京，10年前私人汽车还只有7148辆，到1998年已超过55万辆，大约平均每8户家庭拥有一辆私家车。而据建设部预计，到2000年，中国具备购车能力的家庭约为800万～1000万户。如果这800万～1000万户里有一半购买了汽车，每个为消费不振忧心忡忡的人恐怕都可以长出一口气了。

但是中国的“中产阶层”们也热爱储蓄。一个未经证实但被各种研究报告广泛引用的数据是，20％的中国人拥有着80％的银行居民存款。“他们无疑是最矛盾的一群人。”“教授”分析道，“他们喜欢购物无度，渴望被溶入从快餐和时装到维萨卡的全球化浪潮之中。过了那么多年苦日子后，这些‘弄潮儿’希望自己的生活方式能发生变化。毫无疑问，他们是改革的受益者，但还远没有强大到足以影响社会进程，掌握自身命运。事实上，他们比无产者更小心翼翼，因为他们更容易受到伤害。”

“我们生活在高度现代性世界里，便是生活在一个高度风险的时代，这种风险直接威胁到人的生存状况。”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一再阐发的这一命题适用于中国的每一位觊觎消费主义者。一个更具有中国特色的形态是转型。“与美国那种成熟的‘专家 - 信任’市场化社会系统不同，打破了旧平衡的中国还没有建立起一套新的安全支撑体制。”经济学家汪丁丁说，面对更高的未来风险，即使是已经接受了西方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年轻一代也不敢高枕无忧，“当住房、医疗服务、养老这样基本的和性命攸关的保障都高度的不确定，人生观念与社会现实、消费心态与消费行为之间的断裂就愈发显得尖锐起来。”

消费时代将为一切“扩大消费、刺激消费、鼓励消费”的行为报以掌声，尤其是从西方社会拿来的信用消费，这是完全可以预料的。对新兴的消费一代来说，超前的信用消费不仅是用尽可能少的即期花销尽可能早地享受美好生活，它更意味着迈向消费社会所必需的一种信用体系的建立，这种体系的缺失被认为是中国成熟市场化的最大障碍之一，是社会短视心理和诸多丑恶现象的朔源。前不久关于实行储蓄存款实名制的说法表明了政府重构社会信用的决心，这一努力赢得了绝大多数国人的拥护。据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对北京、上海和广州等6大城市的问卷调查，88％的受访者对实名制表示赞成，只有约3％以不习惯为由表示反对。

高档消费场所比比皆是，这是新近开业的一家

到处都在过剩，原来的商品极端贫乏变成了现在商品极多堆积

下岗者的队伍日益庞大，当务之急是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费用

去年初，美国哈佛大学的女经济学家朱丽叶·肖出版了一本名叫《过度支出的美国人》的小书，这本书同她6年前出版的《过度操劳的美国人》一样引人注目。6年前的那本书权威地说明了在工作时间延长的情况下，双职工中产阶级家庭面临的争分夺秒景象，肖指出，美国人的休闲时间正在消失。“我们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消灭自己？”经过6年的再研究，肖发现，是因为“美国人正投身于一场愈演愈烈的源于竞相仿效他人的挥金如土之中”。“6年使我透过现象看到了本质，”肖写道，“从享用了大资本家提供的信用透支那一天起，忙于购买和还债的人们就被捆绑在一台加速运转的‘资本主义永动机’上了。”

当肖和她的支持者们愤怒地谴责以信用消费为代表的消费经济对人的无情异化的时候，中国的新消费族正充满激情地欢呼那一天早日到来。毕竟，我们都知道贫穷的痛苦，而兜里有了钱却不敢花似乎比贫穷更让人无法容忍。

一点小伤，受伤不在当时

这里有一篇关于人口大省、资源大省、贫困大省四川的消息，全文转载自今年初某部委机关报的头版二条。

四川鼓励用电将刺激家电消费

高耗能企业电价下浮可达65％

［本报成都讯］记者日前从四川省电力工作电话会议获悉，四川装机容量今年将达到1600万千瓦，长达30年的缺电史已划上句号。该省省长宋宝瑞强调开拓电力市场，鼓励用电，省政府决定，对高耗能企业用电实施优惠办法，此间有关人士认为，四川鼓励用电亦将对生活资料市场特别是家电市场产生积极影响。

从1978年至今，四川新增装机容量1308万千瓦，1999年将达到1600万千瓦，三五年内达到电力富余省。据此，四川省政府决定对用电大户采取鼓励措施：一是对新建高耗能企业的电价下调10％，同时减收部分基金和均摊差价，把实际电价水平控制在0.3元以下；二是对已建的高耗能企业，可按1997年实际用电量为基数，超基数部分可按新建高耗能企业优惠政策执行：三是对丰水期低谷高耗能企业的用电，电价下浮比例可增大到65％。

一个最近很时髦的浑沌学论断是，北京的蝴蝶扇扇翅膀，纽约那边就可能会下雨。从这个意义上讲，降低高耗能企业的用电价格与刺激家电消费还是有关系的：大幅度降低电价可视为减轻企业负担，企业负担少了自然就能红火起来，企业火了职工收入就能提高，就不会有那么多下岗的了。老百姓日子好过了，每家就可以多买点彩电、空调、电脑，然后消费市场就被刺激起来了。

比这种“浑沌学”意义上的联系更为紧密、更合情合理的也是层出不穷。1997年盛夏，全国大小城市都在酷暑中陷入用电狂潮之中。在北京，36℃的高温迫使某些家庭购置了两台甚至是3台空调机，仅8月6日，全市供电量即达9686万度。也就在这一天，北京共发生234起大面积断电事故。痛感“电用得不爽”的京城于是痛下决心，宣布在已计划投资150亿元的基础上再追加48亿元，对居民区进行电路扩容改造，“向国庆50周年献礼”。去冬今春，空调一词又在报端频频亮相，许多经济学家建议为扩大内需应鼓励用电，而为鼓励用电应取消一些昔日“提倡节俭、限制浪费”的“不合理”收费—比如空调增容费。据说上海“搞得就比较好”，早在1994年就放弃了限额用电办法，结果60％的家庭安装了空调，人均年消费电力3000多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3倍，“但也仅相当于日本东京和香港70年代末的程度，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还有相当一段路走”。

真是恍若隔世一般。“一穷二白”、“底子薄”音犹在耳，陡然间发觉已是国富民强，已到了可以同第一、第二世界比着过好日子的时候了。4年前有学者还真严严肃肃、轰轰烈烈地争论过轿车是不是能够普遍进入中国家庭，是不是应该把汽车当作支柱产业，事实已经证明这种争论是如何的书生意气。1998年私人购买汽车85万辆，轿车销售中卖给个人的更占到80％。上海和南京为治理交通，原本限制私人购车上牌，但最终也幡然醒悟，而且还取消了竞牌费和增容费。去年12月16日，北京市交管局宣布停止实行三年前开始的“单双号”政策。在与日俱增的有关交通拥堵的抱怨中，受责备的往往是城建不力，路修得太窄，道建得太少，还有就是自行车太多太乱，独独蜂拥的汽车是毋庸置疑的先决前提—不仅仅因为它能刺激消费，拉动经济，轿车家庭化代表了一种过去只能在外国电视剧中看到的幸福生活。幸福生活是每个人毋庸置疑的追求。

这就是消费的魔力。它不仅令梦想成真，也使人人头脑发热。朱丽叶·肖在《过度支出的美国人》中报道了她在“南方贝尔”调查时的一个有趣的发现：电信工人每看上一个小时电视，他们的年存款就要减少208美元。肖的解释是：“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东西把我们对什么是正常情况的认识不现实地提高了。”

把高消费、超前消费视为正常，或者说对自己的现实生活不满意，这样的分析，尽管存在缺陷，却显示出了“消费升级”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不利趋势。“我们的许多支出显然没有必要或者直截了当地说是浪费，这引起了令人忧虑的道德问题。”拥有两辆豪华轿车的书评家基思·哈蒙兹问道，“这种透支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我们未来、尤其是我们孩子的命运呢？”

按照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观点，此问愚不可及。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将早期资本主义发家致富的所谓“节俭”美德视作30年代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凯恩斯指出，正是人们将没有价值的货币作为观念财富储藏，破坏了“供给自动创造财富”的原理，才使经济循环出现了断裂。凯恩斯因此认为，消费同时就自动为社会提供了积累，也只有这种积累才是资本形成的良性源泉。也就是说，居民每一次消费，都自动为社会提供积累，消费越早，也就积累得越早。

信奉“能挣会花”的美国人一直将此看作金科玉律。基思·哈蒙兹采访过一位马萨诸塞州的妇女，她确实已经身无分文了。几个月前，她失去了年薪18000美元的工作，她甚至无力支付自己和女儿们的医疗保险。这位妇女说：“我只能孤注一掷，寄希望于我们别生病。”然而在她的公寓里，哈蒙兹被舒适的陈设惊呆了：大屏幕电视和录像机，一大堆名牌玩具，公寓外面停着一辆相当新的林肯轿车—而她已好几个月交不上购车的分期付款了。

在美国，对消费经济的迷信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原来破产者一般10年之内很难再借到钱了，可现在许多银行向破产者仍然颁发预先批准的信用卡。迷信的结果，一是美国经济获得了持续的发展，1996年，美国的百万富翁家庭创纪录地超过了350万个；也就在这一年，110万个美国家庭因负债累累而破产，这个数字比1995年增加了25％，还有另外300多万积欠信用卡债务的家庭准备申请破产—破产可以不必偿还大部分债务，同时仍可保留房子、汽车和工作。

但是这种宽容似乎只限于对待美国和它那有限的几个富裕朋友。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而且腰包正在鼓起来的后来者，美国人始终矛盾重重：一方面跨国公司为一块巨大蛋糕的出现而欢呼雀跃，千方百计将中国的年轻一代诱惑成消费主义者；而另一方面，以莱斯特·布朗为代表的学者们又一遍遍地提醒：谁来养活中国人？如果13亿中国人也像美国人那样生活，世界上的资源还能剩下多少？

这真的是一个问题。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美国平均1.7人一辆车，每个家庭平均1.83辆车，而在中国，平均每740人一辆车。假如中国能达到像美国那样的汽车普及程度，7.6亿辆汽车不仅远远超过全世界汽车年产量，交通、环境污染也暂且不论，仅人均石油消费量每天就达8000万桶，这比现在全球生产的石油总量或计划生产的石油还多。

对消费的重新认识使我们正试图仿效美国带头实行的消费经济模式，可美国人嘴上不说心里明白，消费必然是以消耗资源为代价的。帝国主义的经济发展靠的是使用全世界的资源，是将全世界开辟成他们的原料基地和产品倾销地，而中国的经济发展则是彻头彻尾的自我资源资本化，我们不能仅仅指责他们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为了追求注定没有尽头的物欲生活，我们是否真要陷未来于贫困之中？是否真要透支子孙们应享的资源财富？

基思·哈蒙兹说，在激情的消费时代，“很难找到一位‘不赶时髦的人’，也就是那些用多工作、少购物来摆脱潮流的人”。这就是消费主义，它的喜剧离我们很近很近，它的悲剧却离我们很远很远，远得可能我们一辈子都看不见。但丘吉尔说：“我们正处于一个行必有果的世界。”它确实在那儿。 信用贷款经济学银行信用中产阶级信用政策国家经济企业贷款范剑平早春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