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圆桌(77)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何树清 李深 曹云 应明)
虚拟生活的终结
文 应明 图 王焱
大约三年前,我第一次给家中的电脑装了“猫”。起初无网可上,要拨长途去访问远在北京的BBS。记得首次登录上去时是个秋天的凌晨,盯着屏幕上黑色背景下一行行绿色字符逐一显现,真有一种既紧张又兴奋又期待的复杂感觉。
后来成了网虫,对拥有现实之外的另一个虚拟生活空间有点沾沾自喜。一度非常热衷于网上闲聊,用Microsoft的NetMeeting与不知道身处地球哪个角落、这辈子永远不会谋面的人天南海北地瞎扯。尽管有点没着没落,但也并非一无是处。比如,因为想保持一点神秘感,我从不用语音而只做笔谈。那时NetMeeting上国人极少,故chat起来只能用英语。不能不承认这对英文写作颇有裨益。因为人在网上,遣词造句文法拼写等都由不得你细细琢磨。比如你想用个文诌诌的词“挫折”来显得有文化,但忘了frustration怎么拼。你当然可以转身去查词典,但就是这当口几毛钱就下去了,说不定对方等不来你的反应而匆匆收了线。
在这些早期的新鲜劲都过去以后,对这种网上玩艺儿逐渐起了腻。最主要的原因是未曾想到虚拟生活会比现实生活更无聊。比如,我曾与一位自称香港男士的人有过E-Mail交往。实际上没有什么正经事,只是不咸不淡地东拉西扯。到第三封信时他就既意味深长又直接了当地问我“是男是女?”估计是我在网上常用的英文名字M Ying引起了他的遐想:“马英”还是“梅颖”甚或“梦樱”,反正一准是个窈窕淑女。说实在,有生以来被问到这样的问题在我是第一次,一时真犯了难,不知如何应对。我怕说女可能正中了他的下怀,说男还保不定他是个Gay。依了那句名言“在网络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我特想对那香港仔言明我只是条狗而已,但一则也太过作贱自己,二来深怕他穷追不舍地问是雌是雄。
再一个让我吃不消的是不少聊天室火药味太浓,无论多么鸡毛蒜皮的事总会引来恶劣的争吵。这种笔仗言词的粗俗到了令人不堪的程度。有一回不知因为什么又斗了起来,一位义士实在看不过在网站放一帖子,以蛮治蛮地写道:“不要在网上乱摆你的生殖器。”实际上,有人对许多事情有自己的想法这我能理解,这些高见想发表出来与旁人共享我也赞成,但无论如何总得稍讲公德,略具教养。就好比面对美若天仙的夫人,你有点由衷的爱意要表达,有点荷尔蒙刺激下的冲动要发泄,这都正常。但行动之前总得环顾一下四周,看看时间地点是否合适吧。同理,如果有人动不动就要满嘴污言秽语乱喷,不妨在自个儿家中过瘾,犯不着弄得网上有点茅坑的味道。
尽管网上的经历远没有《网络惊魂》里桑德拉·布鲁克的惊险,但已足以使我的虚拟生活就此终结。如今,网倒还上,但只是翻翻报纸了。
职业病
何树青
迷恋自己的职业总比讨厌它好些。我想在自己的职业上干出一个子丑寅卯来,可也算不上是工作狂,上班时也经常有迷到电脑游戏不能自拔的时候。平凡人嘛,不是太有压力,像卓别林在《摩登时代》中的机械状。
但身边也有这么一类人,我很难从人群中把他或者她认出来,说他或者她与我们有什么不同。可他或者她就是有那么一点从职业中遗传下来的特殊动作,也可以叫条件反射,或者冲动,诸如此类的说法都可以,但不能称之为心理障碍。
在九江采访的时候听说过这么一个热线电话小姐,当然,她们更乐意别人称她们是热线电话主持人。在各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批热线小姐,待在一个电话信息台,每天上班就是煲电话粥,为各类迷途的羔羊解答人生烦恼——当然是对方付费。因为收入主要是从话费中提成,所以她们的能耐在于耐心地听对方倾诉,之后又让对方耐心地听自己把对方的心病如解答方程式一样娓娓道来。按照她们的职业习惯,是不会让电话铃声超过两响的。于是就有这么一个不到一年工龄的热线小姐,竟怕上街逛了。倒不是声美而貌丑的原因,只是她听不得电话铃声。只要电话铃声一响,她马上惊然四顾,如多情的宫妃听闻卿家的呼唤,在大街上的人潮人海中到处回眸,找寻声音的出处,好一把抓起电话,温文尔雅地与对方谈心。她这股接电话的冲动是不由自主的,尽管在一秒钟之后,她能马上回过神来,明白电话不是打给她的,也不是对方付话费。
还有一个消防队员、一个游泳队员的故事。消防队员在当兵的三年中,所驻城市市民的防火意识出奇地好,从未出现过重大火灾。每日的生活在爬梯子、翻高墙、跨独木、急冲锋这样的训练中度过,然后就退伍了。以后他最看不得的,不是火,而是——梯子,他总有往上爬的冲动,然后一个箭步,三下五除二就上去了。朋友总夸他好身手,心想他在部队没少立功。当了8年游泳队员的另一个年轻人退役后在一家公司开车,他每天没事就在水里泡着,再没条件也要冲几个凉,否则——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全身都痒。他就像一条上了岸的鱼,梦里翻身都是游泳的动作,就差用腮呼吸了。
脾气大的老头儿
李深
一般来说我不喜欢老头,因为我对他们不感兴趣。但一些火气大的老头则另当别论,他们显得生机勃勃。以我认识的几个电影圈里的人为例。A是个倔强的老头,至今为止他只做两件事:教书和骂人。他教的是他重复了一万遍的电影艺术基础知识,骂的是影视圈里无数仍然不知道这些常识的人。一说起《魂断蓝桥》他就生气——当然也就特别来劲,他说一部连美国的电影史学家都不知道的电影,在中国竟然被捧为经典,这真是个大笑语。给每一拨学生都重复过这个话题之后,他还是在报纸上重复了一遍。有不识趣的人提出质疑,引了部辞典来反驳他。A毫不客气立即进行笔伐,还是在那张报纸上,A一口指出他翻的辞典是多么不专业,又说了很多别的,反正意思就是:你真是太不专业了,唉,你太不专业了。
有艺术家搞了一个录像装置:在花圈的中央嵌了一个电视屏幕,反复播放死者家属、亲朋向遗体告别的情景;花圈边缘还有一个屏幕,当观众不经意地抬头看它时,里边竟是自己当下的侧影——这一招令人心底着慌。A看到这个装置艺术很兴奋,他说在他的遗体告别式上也要搞这么个装置,只不过花圈中间放的录像有所不同:他要在录像里继续骂人,尤其是骂那些他生前不敢骂或不便骂的人,面对面地骂,骂个痛快。
B大多数时候是个谨小慎微的人,但偶尔会让我吃一惊。陈凯歌的《刺秦》不受媒体欢迎,但我觉得有些批评似乎不是在说《刺秦》——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个记者问些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接着便很倨傲地批评了影片。可以看出陈凯歌也是个倨傲的人,因为他要做出一副谦虚的样子却到底做不出来,结果是很当真地反讽了那位记者。我把这事儿讲给B听,当时他正在谈一个很倨傲的日本导演北野武,马上便说:“跟丫费什么话?一棒子打到河里去,‘看什么呢你!’”
C比他们更平静,但口气也更大。他扔开电影批评已经有些年头了,当他得知电影学院的老师仍是10年前那些人时,他说:“把这些人都活埋了,中国电影就好了。”这当然是句玩笑话,但我还是由此对他产生了兴趣。
我原本把他们的优点归结为脾气大,到后来才找到一个更准确的字眼:形式感。A从来都是西装笔挺,70多岁了照样拎着满提包录像带到处跑,每到课堂便拿出一大摞自编的教材,谁愿买把钱放到他桌上,每份都是他用激光打印而不是油印或复印的——这种精致的形式感令我非常钦敬。有一次他吃晚宴(自然也是西装笔挺),他忽然问我们,“刚才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把一颗丸子夹到嘴边时开始说话,最后我有没有把它吃下去?”我们没法回答他。晚宴又进行了一会儿,他放下筷子,说得出去一下。稍顷,他回来坐下,告诉我们:“我没把它吃下去,它掉到衣服里面去了。”
B喜欢年轻女孩,这在老头中其实很普遍,只不过他不加掩饰罢了。有次我们在校园里谈话,他一下子不吭声了。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脚受了伤,拄着一个拐在校园深处走。他目送她足有两分钟,直到走出视野,这才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为他充满忧伤的形式感而感动。(本栏编辑:苗炜)
小博的问题
曹云
小博总是有许许多多的问题。
刚开始时,我对小博的问题兴味盎然,总是不厌其烦地而且极负责任地对待她的每一个问题,但很快我就发现,面对小博接二连三的问题,一个即使是再有耐心的人稍有不慎就会彻底地失去耐心。更糟糕的是,那些看似稀松平常的问题竟然使我动不动就显示出知识的贫乏和见识的短浅,使本来一直自以为常识还算渊博、口齿也还伶俐的我竟然口拙舌笨。
那天,不知怎么她问我,我今天穿的衣服好看吗?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衣服真的不好看我不能说,于是我就告诉她,你的衣服是我看到的最好看的衣服之一,很好看。真的?真的!不骗人?不骗人!为什么你说它很好看?这是我个人的感觉,我觉得好看就好看。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我怎么没有?感觉是一种主观的东西,不是像“1+1=2”那样精确,这不是科学,不能准确地预测和计算,你没有也很正常,你说为什么有人会去干自杀这种对自己一点儿好处也没有的蠢事,就因为他有自杀的感觉,感觉有很强的私人性。……瞧瞧,从一个最简单的日常生活问题扯到一个最深奥的哲学问题上去。
在多数情况下,这往往是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说来说去就成这样了。有时候自己还觉得奇怪:干嘛说到这些?因此,从一根棍子说到《泰坦尼克号》或者从国子监和雍和宫附近总是有成群结队的老外在旅游说到铁与水生成氧化铁都是常有的事。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起我们最初的问题肯定又是一个问题,一般是不太可能的事。
某天,我和她坐车去平安里,有两个人从上车起就一直因上车先后问题而吵个不停。小博见此就肯定会问,他们为什么要吵架?我心不在焉地说没事可做可不就想吵架。为什么会没事可做?因为今天她不想做事。为什么今天不想做事?因为要吵架。她再问下去:为什么要吵架?发现已经问过了,可能就不再问而等待时机跟我说说其他问题。
不久前的一天,我粗粗统计了一下,发现那天她总共了问98.5个形式不一的问题。那半个问题是这样的:当时我送她回家时在302车站等车,等了很久也不见一辆车过来,于是小博就问为什么这么久车……正问着,一辆车刚好过来,她也就没来得及将那个问题问完。那个问题的完整说法可能是“为什么这么久车还没有过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