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的意义

光鲜、高大的建筑中，来去的职员们衣冠楚楚；他们以英文名字相称，说着外人听不懂的职场术语，一切的运行似乎有严密流程。这是2023年年末上映的职场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中关于现代公司的场景，它和县城里工厂的嘈杂形成鲜明对比，曾是很多人心目中理想的工作环境。然而光鲜背后实际上有诸多漏洞。对这里的工作一无所知的钳工、主角胡建林阴差阳错地成了这个系统里的领导，像戳穿皇帝的新衣一样，指出了这个系统的荒诞。编剧董润年表示，他的灵感来源之一是一位曾躲在公司清洁间里度日的流浪汉，他钻了这个庞大系统的空子，假扮员工，在一家看起来严密而光鲜的公司里吃住了一个月。

这似乎是一个关于“坍塌”和“瓦解”的隐喻。如果对照2010年收获了1.2亿元票房的热门职场片《杜拉拉升职记》，十多年间，中国的职场叙事从对外企、大公司的崇拜和对“爱拼就会赢”的信任，变成了质疑、反思和想要反抗却有心无力的泄气。公司人曾经的目标正在被瓦解，疲惫感、认为工作无用且缺乏意义感的迷茫随之而来。在《第一财经》杂志2023年12月的“职场生态调查”（以下简称“调查”）中，“你对工作的认知相较几年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的问题下，“草台班子”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它被公司人用来描述自己的领导、公司甚至整个世界。

在全球范围内，对工作意义的质疑也是与职场相关讨论的主流态度。已故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2013年首次提出了“狗屁工作”理论，该概念在西方广受讨论。他认为社会上超过一半的工作是毫无意义的，当从事这些工作的人把它与自我价值联系起来时，他们的心理会受到冲击。

你如何评价自己现在的工作？

你现在的工作动力主要来自哪些方面？

新技术和新的工作形态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工作的质疑。好学历+好公司已经不是人生路径的模板，相反，这套理论的背叛者在当下似乎更像是成功者。比如，拍搞笑短视频的小镇青年可以月入几十万元，在镜头前做直播卖商品的年轻人，仅是纳税额就令人叹为观止。2023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进展，“AI是否会替代人类工作”又成为职场人最切实的焦虑。

在当下这个时间点，工作是什么？它的意义何在？人应该如何处理工作和生活的结构性关系？面对沮丧的社会情绪和复杂信息的冲击，我们发现它成了一个前所未有重要的问题，即便我们并不确定要如何处理它。

令人厌烦的职场——是什么让人思考工作的意义？

人如何寻找自我价值和意义感同时追求公平，这是编剧、导演董润年创作中的母题。他认为这是人的普遍渴望，“即便最后它实现不了，但是大家依旧渴望这种东西”。

“实现不了”，应该也是《年会不能停！》引发很多人询问自己工作意义的由头：片中胡建林那种原初的、朴素的愿景，对“我的未来不是梦”的相信，为什么在如今的职场上“实现不 了”？

行业震荡、收入减少和裁员风险的提升，是近年引发职场人“意义感危机”的一个普遍的诱因。2017年到2022年，董润年为剧本创作持续访问了各种机构的职场人。他记得，2017年时人们也会抱怨工作累，但整体上还是对自己所处行业的未来充满希望。受访者们普遍认为自己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或者自己创业也能闯出天地；但到了2022年、2023年，这种希望几乎都转为了怀疑和焦虑。

“之前很注重职业发展规划，但现在我对这件事产生了质疑。在外部环境很难把握的今天，公司乃至行业都朝不保夕。”一位参与《第一财经》杂志调查的职场人这样回答“你对工作的认知相较几年之前有什么变化”，“身为一个渺小的个体，职业发展规划是会被打碎的，而且很难重构。每个人都在被时代推着走，那人生就很容易产生虚无感，而且不容易有解决办法。”

每一个行业面临着各自的具体问题，但瓶颈和冲击近年来确实频频出现。

董润年

80后

硕士

编剧、导演

介绍

职场资深观察者。把从2017年开始关注的职场现象拍成了职场题材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2023年年底上映。

政策的影响是其中一种。2021年7月的“双减”政策骤然冲击了教育培训行业，数以千万计的从业者突然面临职业变动。新东方前教师董宇辉在经历针对在线教育的“双减”政策之后成了明星带货主播，观众们被他的才华和朴实打动，同时因为他经历中的“事与愿违”共情。

经济下行也直接影响了一些公司的收入。30岁的武琦在北京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他提到市场利率持续走低直接影响了公司的投资收益率，以至于公司面临保险产品的销售额上涨但利润不涨的情况，这也直接导致了公司对地方下属公司裁员。

也有一些行业面临增长饱和、新技术冲击、监管限制等几重压力。周瑶2021年从一个省会城市的连锁银行分行辞职，她认为银行在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外没发展出新的中间业务模式，与此同时，追赶互联网金融公司的策略又始终乏力。相比她20年前入职时，银行或许还能给职场新人一些安全感，但很难再像当初那样给公司人信心和希望。

公司层面的震荡瓶颈当然会传导至个人。在访谈中，我们听到最多的触发“意义感危机”的诱因有两个：一是重复、杂乱、时间长的工作；二是厌恶公司的职级晋升机制和领导。

“无意义的工作增多了，文山会海”。武琦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变化。他在公司负责政府关系，由于监管部门对于金融机构的监管增强，2023年以来，他需要对接更多的政府部门。这也意味着，如果过去为了向一个政府部门汇报需要撰写一份报告，如今针对不同的部门需要一次性撰写数份，每一份还不能完全一致，需要针对提交的部门需求改变内容和措辞。“都说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我就是那根针。”

回忆2021年离职之前的时间，周瑶只记得“忙”，但好像又不是忙于为银行开拓新业务，或者督促员工优化产品推销流程。就是“看一下邮件，打一下电话，安排一下这个事情、那个事情。好像被这个人叫一下、那个人叫一下，时间就过去了”。同时，她的手机需要24小时开 机。

他们的感受和编剧董润年的观察重合。有太多职场人向他抱怨自己每天在填没意义的表、写无意义的日报和周报、说着外人听不懂的互联网黑话，让一切看起来合理且高级，“别说为国家的GDP作了贡献，就是有没有为公司的营收贡献、对自己的人生有没有价值都难说”。影片中，大公司员工羡慕钳工胡建林能修灯、造零件，是因为他做的是“实事”，有即刻的满足感。而公司员工们的工作，用武琦的话说，“我知道它有一定的意义，但是真的落在一个人头上的时候，我感觉不到意义”。

第二个直接触发公司人对工作产生怀疑和“无意义感”的因素，是领导。

怀揣理想的年轻人进入公司后往往会发现，工作内容有相当一部分是要应付领导；光有工作能力还不够，重要的是能做好汇报、“向上管理”。但这一切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请注意这个问题。职员讨厌机构和领导对自己的命令和压制不算新鲜事，甚至在每一个职场代际中都存在。但它在经济度过高速增长期之后、社会信息更对称的年代里会更凸显、更令人难以接受。与此同时，更加在意个人成长的独生子女一代对此的忍受度也更低了。

周瑶辞职的直接原因就是不喜欢新来的直属领导。已工作超过20年的周瑶当然知道“这是职场上常见的困境”，但这一次她决定作一个新选择。

和经历过中国高速发展期的父母辈相比，你觉得在可见的未来，你会赚得更多还是相反？

如今选择工作时，你觉得最重要的三个考量因素是什么？

董润年在调研中听到最多的抱怨是关于公平无法实现。常见的情况是，一个员工辛辛苦苦做出一项业绩，经常会被另一个人抢走功劳，而真正努力、有能力的人会被埋没和伤害。电影里，钳工胡建林对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一无所知，但凭借背后真正做事的两个年轻员工，他依旧阴差阳错地当上了部门领导并步步高升。而那两人，一个在中层岗位上一直无法升职，另一个连转正机会都很难得到。

“会干不如会舔”“与其说要选择好的公司，不如说要选择对的领导”——这是调查中“你对工作的认知相较几年之前有什么变化”的常见回答。对这种状况的无奈和不甘情绪同时出现在网络事件中。格力电器的员工王自如对公司总裁董明珠表示“来到格力提的唯一要求就是给我一个离您近点的办公室”时，即便有诸多嘲讽，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表示“质疑王自如、理解王自如、成为王自如”，认为他是“打工人的楷模”。而当董宇辉与东方甄选原CEO孙东旭发生矛盾时，公众把这家公司的矛盾代入到了“有能力的个人与使绊子的领导”的常见故事中，董宇辉就是那个在逆境中努力获得成绩、却被体制和领导欺负的人设。

《年会不能停！》中，在主角身后默默付出的中层员工马杰由演员白客扮演。他被网友形容“有少年感”同时也有“人夫感”。董润年认为二者并不矛盾，前者意味着即便懂得人情世故、能硬挤出成熟的表情，心中依旧有所坚持；后者意味着家常、纯善和可靠。这或许也投射出了诸多职场人的处境，职场一度承载着他们的理想和价值体系，但当这一切瓦解、“意义感”成为问题时，他们希望自己哪怕疲惫和怯懦，也要在内心默默抵抗，而不是当那个和系统站在一起的恶人。

代际差异——工作曾经比现在有过更多意义吗？

从全球范围看，职场人开始思考工作对个人的意义与社会的“个体化”进程密切相关。

在美国，职场对“创意型人才”的需求始于1950年代。美国的文化历史学家富兰克林（Samuel W.Franklin）在《创造力的狂热崇拜：一部令人惊讶的近期历史》一书中提到，“创造力”之所以在当时的美国变得重要，一是因为经济主轴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消费主义和品牌营销随之兴起。以前常见的工作形态是在福特工厂当执行上级任务的工人，而当时人们可能需要转型成为营销人员、产品设计师，“创造力”成了需求；二是处于“冷战”时期的美国正在与苏联对抗，美国精英认为，在选拔人才时讲求个人主义、能够独立思考，是区别于苏联人才选拔标准的美国价值观。

在中国，现代职场体系是随着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外企的进入逐渐建立和成熟的，而如今青年人普遍坚持的“认识自己、讲求创意和个性”的价值观普及的时间可能不超过20年。“并不是理所应当的，也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付宇对《第一财经》杂志表示。他今年32岁，他的工作之一是追踪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