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挣钱还是花钱

（文 / 任波）

10月4日，世界银行发布了1998/1999年世界发展报告。今年的主题不是金融或经济，而是知识与发展。报告指出，全球已发生的知识大爆炸既可以帮助穷人摆脱贫困，也可能造成知识鸿沟的进一步扩大，使穷国越来越落后，世界银行正努力成为“知识银行”。

40年前，韩国和加纳的人均收入基本相同，90年代初韩国比加纳高出6倍，在对韩国、越南、哥斯达黎加、卢旺达和马达加斯加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分析中，报告认为，造成这种差距至少有一半原因是由于韩国在获取知识和利用知识上更为成功。而所谓“知识银行”，其职能就在于以金融方式帮助人们寻求新的知识改善生活，从而消除因知识的差距而形成的贫富差距。

“由于知识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主要资源，创新人才成为竞争合作的决定性因素，人们必然会如同农业时代追求土地、工业经济时代追求资本那样去追求知识，知识产权的价值将显著提高。创新人才将成为国际间争夺的最主要资源。”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在“面向知识经济和国家创新体系”研讨会上的发言无疑表明，知识意味着发展，一国的知识创新与科技创新的能力最终将决定一国的经济实力。

目前世界各国都在加速向知识经济靠拢。据世界信息技术和服务联盟近日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称，1997年全球科研经费总数为1.8万亿美元，而这个数字在1992年为1.3万亿美元，5年间增加5000亿美元，增长率比全球经济的增长率高出27%。其中，美国、日本以人均科研经费1207美元、854美元分列第一、二位，三至五位分别为加拿大、英国、德国，这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对应。

增加科技投入的同时，各国纷纷出台了加紧争夺外国科技人才的措施。以美国为例，据美国科学基金会预计，美国到2006年时将缺少67.5万名科学家和工程师；美国科技促进协会主席亚特金森在90年代初也预测，从1995年到2010年，美国将缺少15万名有博士学位的科技人才。不久前美国政府再次修订移民法，拨巨资将科技人才吸收率增加8%，之后，立即有一批法国科学家迁往硅谷，他们所掌握的知识的价值将实现在美国的土地上。

和这些情况相对的是，虽然我国的科技经费每年都有所增加，但占GDP的比重却逐年下降。去年我国的R&D投入仅占GDP的0.5%，远低于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5%和发达国家3%的水平。与此同时，人才流失现象也极为严重。早在1995年，我国一次以国家学术带头人为调查对象，抽样范围达4000人的大型调查显示：在院士主持的国家级项目中，3年来人员流动“较大”或“个别流动”约占72%，而“不流动”只占10%，在流动人员中35岁以下居多，主要去向：出国占67%，到民办科技实体、公司的占12%，去国有企业、公司的占9%。

“人才的流失是国有资产最大的流失”，著名物理学家甘子钊先生曾对记者说。据介绍，向来集中了全国最优秀学生的北大物理系，自“文革”后恢复高考以来培养的学生有1/3出国了，仅在美国就500余人，近几年流到外企的更是数不胜数。

一方面是科研队伍人心不稳，尤其是中青年科研人员流水一般源源不断地涌向待遇优厚的地方；一方面又是科研一线人员的老龄化。据中科院1994年统计，科学院系统的高级研究人员平均年龄超过55岁，若不及时调整，到2000年将正好超过一个敏感的数字——60岁的退休年龄。而据研究，人的最佳创造年龄期是在40岁左右。

在这一切的背后，是更加令人忧心的事实：1996年我国的科技竞争力排在世界第28位，比1994年下滑了5位，而我国的科学研究和专利指标的国际竞争力分别为世界的第32位和第21位。“当前我国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知识和科技储备不足，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持不力，人才外流，从事基础、高技术前沿研究和重大战略研究的基地建设亟待明确和加强，科研机构和大学之间的分工合作和产学研结合需要加强，企业R&D能力和科技中介力量需要培养和扶持。R&D投入不足，转化风险投资机制尚未建立完善，短期行为、低水平重复、投资分散的状况需要扭转，政府职能应向宏观调控方向转移”，路甬祥院长对我国科技水平落后的现状和原因作出了上述分析，并且指出，必须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大幅度提高国家创新能力。

“中科院计算所将按86%的比例裁员”

今年10月，国家批准中科院首先实施的知识创新工程首批12项试点工作正式启动。一石激起千层浪，而其中倍受关注的首推原有1500人的计算技术研究所将按86%的比例裁员，同时与联想集团进行深层次合作的举措。

为什么在我国科研力量如此薄弱之际，一个中科院的权威机构骤然间要减员近九成？

《中国科学报》10月14日的评论员文章指出：他们的人数从总体上说，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但具体到一个研究所，又往往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其中的症结，是发生了岗位的错位。

“有那么多大中型企业科研人才奇缺，有那么多高技术公司科研后劲不足，国家要把一些科研机构的富余人员转岗分流到最需要他们的企业去。中国科学院的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就是要试出一条科研机构的富余人员如何进入企业去大显身手的有效途径，为全国范围的科技体制深化改革当开路先锋。”《中国科学报》的评论员文章这样解释“岗位错位”。

据介绍，改革后的新计算所将把50%的人力等资源投放到实用技术研究，30%用于前瞻性技术研究，20%用于基础研究。“联想”总裁兼计算所所长柳传志说，“联想”将在前两个层面与计算所密切合作，中科院将把从“联想”回收的绝大部分利润投入新所。

“我们需要创建诸如英国卡文迪什实验室、德国马普学会、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以及AT&T的Bell实验室和IBM 的汤姆生实验室那样的一流创新研究基地”，路甬祥院长说。

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北大方正技术研究院院长王选认为，中科院对计算所的深化改革是借鉴国际上成功的科研模式并结合现有国情，在知识经济新环境下酝酿出来的创新举措。

世界主要科技发达国家企业占科技投入比重（%）

主要发展中国和地区科技国际竞争力状况排名表

世界主要科技发达国家基础研究占应用开发投入的比例(%)  

世界主要科技发达国家走的科技发展道路  

世界主要科技发达国家的科技投入强度  

“基础研究是知识的生产的问题”

世界主要科技发达国家企业界占科技投入比重(%)  

市场机制的逐渐引入，给科研机构带来了风险和压力，同时也必然激发科研人员的市场意识。据了解，早在1988～1989年，全国科研机构承担的课题中，计划下达的任务不足一半，而来自市场的占了56.6%。随着改革的深入，科研机构的功能必然面临进一步的分化。

在北大方正，除了以一年3000万元(这一费用每年还要不断增长)的研发投入主要用于科研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外，还提出了到2000年之前至少要培养出100位百万富翁。

在改组后的计算所，将由中科院领导、联想集团总裁和院外专家组成的理事会共同进行管理，所内人员全部实行国内外公开聘任制。裁下来的人一部分退休或离职另谋出路，有四五百人并入“联想”成立计算所二部，从事企业活动。

“由于收入来源不同，这也可能是一个痛苦的转变，计算所的同志也可能要经历一个未必愉快的过程”，柳传志对此次举措的这番话又何尝不适用于整个科研体系。

实际上，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科研人员的流动率正逐年增大。最近的一项对全国7省市科技人员的抽样调查显示，在流动的科技人员中，选择应用开发性研究、行政管理部门和各类科技型企业的较多，而选择基础研究的人最少。而且年龄越轻，选择新兴的“三资”企业和各类科技型企业的人比重越大。对流动原因的调查显示，有46.3%的人考虑有助于专业发展，有20.3%和7.6%的人分别考虑收入和住房条件。很显然，大多数离职者并不把基础研究作为能带来专业发展和较高待遇的选择。

从课题的布局和人才的流向不难看出我国科研人员正急速向市场化流动的趋向。市场就是利益，就是钱，也仿佛成了科研发展的出路。在这种发展方向中，基础研究的投入正在被有意无意地忽略。“由于物价上涨、工资调整、离退休人员增多等因素，政府下拨的事业费，难于维持人员工资和行政费用，基础研究科技队伍稳定问题成了科研机构面临的最大难题，”在《关键时刻——当代中国亟待解决的27个问题》一书中，作者曾这样呼吁。更有北京大学的姜万军撰文分析：分流有可能构成新的人才流失，人才流失现象正被分流所掩盖。

向市场化靠拢也许是科研单位面临的一种新的选择，靠近市场而导致人才流失现象实在并非中国的专利。在俄罗斯，自90年代开始以来，每年都有2000多科研人员离开科研岗位。叶利钦就承认，在俄罗斯最知名的100位科学家中就有50位已经离职。整个俄罗斯科学界已失去了其顶尖研究人员的4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估计，俄罗斯智力流失的损失达300亿美元。

其实，谁都承认基础科学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整体科学实力，丧失了基础科学实力而构筑起的知识经济，肯定是空中楼阁。拿美国来说，1965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在《基础研究和国家目标》一文中就提出了“国家目标”的概念。美国布什政府就曾指出：“基础研究是美国研究与开发的基础……它驱动着经济增长并提高生活质量。”1994年8月，克林顿政府的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科学——服务于国家利益》的科学政策白皮书，更明确提出了在基础研究中体现国家目标的要求。一项由美国科技工作的民意调查显示，75%的美国人认为把钱花在纯理论的研究上是正确的投资。正是重视基础研究已经使美国获益匪浅。

反顾日本也是这样，有资料表明，日本这几年在整体落后的前提下，特别强调基础研究。1997年基础研究的主要经费科学研究补助金以10.2%的速度增长，总额1122亿日元。而目前在经济不景气情况下，仍在讨论五年内计划投资17万亿日元(约合1300多亿美元)。

与之相对比的是，据统计，1996年我国基础性研究经费只占R&D总支出的6.4%，远低于美国的17.3%、韩国的16.5%和日本14.5%的比例。而直到1997年，即便比1996年的25.99亿美元提高了31.78%，我国用于R&D的资金总额也仅为34.25亿美元，难及发达国家之项背。

“也许中国再也无法赶上美国、日本了”，一位知名科学家在接受采访时沉重地说，“科技产业化在当前无疑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然而能够与产业迅速结合的应用研究成果都是以基础研究为源泉的。一个知识的积累创新都落后的国家，经济发展凭什么领先？”

“必须让科学自身独立下去”

“科学界学会了如何花钱，却没学会如何挣钱”

中国的科研发展困难重重。据报道，1995年有关部门对中国科学院279位院士的调查显示，在当前影响基础性研究、高技术研究、重大科技攻关等研究工作的主要问题中，仍是“科研经费不足”、“科研人员待遇低下”和“科研队伍后继乏人”排在前三位。“关键是没钱”，人们往往得出这样的结论。

“我国创新能力不强，一方面与我国的科技投入不足和市场机制发育不完善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我国现行的创新体制及运行机制不尽合理有关”，路甬祥院长说法可谓一针见血。

“国家启动知识创新工程，肯定要增加对科技的投入。但是如果不改革旧体制，给了钱，未必就能多出成果多出人才；钱给得越多，还有可能起到巩固旧体制的作用……必须是先改革，再给钱，或者是给钱先启动改革。先要改革，也就是先要解放生产力。”《中国科学报》的评论员文章如是说。

问题是改革中如何面对市场，又如何面对基础研究？

一种声音说：“要运用科学，就必须让科学自身独立下去。”美国著名科学家亨利·罗兰在《为纯科学说几句话》一书中说：“如果我们只注意科学的应用，必然会阻止它的发展，那么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退化成中国人那样，他们几代人没有在科学上取得什么进展，因为他们只满足于科学的应用，而根本不去探讨为什么这样的原因。”

而另一种声音说：“科学界学会了如何花钱，却没学会如何挣钱。”不久前俄罗斯政府副总理B·布尔加克在谈到俄罗斯科学改革时就这样认为。他认为，科学界现在不仅能够，而且应该独立挣得经费中相当大的一部分。

知识作为经济增长最主要资源的时代，中国的知识生产确实面临着最严峻的选择。因为没有一种良性的架构，确实难以改变我们的“大脑缺血”现状，难以构成我们的“国家目标”。 经济科学知识经济实验室基础研究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