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雅君：工作的意义需要自己去建构

2016年前后，郑雅君访谈了京沪两所名校的共62名应届大学生，尽管他们都通过高考获得了一纸通往顶尖大学的入场券，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毕业后能换来同等丰足的人生。郑雅君发现，经济条件不太好的学生，即便考入名校，可能依然难以平抑自身弱势背景的巨大落差感和对职业前景的失望，从而产生强烈的幻灭感和自我怀疑。

郑雅君以此为课题写成了硕士毕业论文，2023年春，这一研究拓展后集结出版为《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同年，全国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规模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158万人，同比增加82万人。年轻人面临的竞争更激烈，出路更窄，评价标准更量化。

在书的第五章《方向》中，郑雅君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来描述工作之于即将踏入社会的年轻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名校的大学生日常接触最多的三个话语制造者——家庭、大学和市场——平行地生产出三种不同的意义阐释逻辑，为名校大学生看待工作的目的和意义提供了竞争性的图式资源……这些观念图式来源各异，对工作意义的定义千差万别，使大学生仿佛置身于一个多重意义框架的角力场。”

而如何看待工作的目的和意义，不仅关乎刚入职场的年轻人，其实也是许多已工作多年的公司人尚未厘清的命题。

Yi YiMagazine

Zh 郑雅君

Yi 在《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中，你从家庭、学校、市场三个维度，分析了名校学生眼中“工作的意义”是如何在各种关系中被建构出来的。能否围绕你当时的研究再展开讲讲？

Zh 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可供他们用来阐释工作意义的角度是多重的，至少可以有家庭、学校和市场这三种角度。而且这三种角度是并行的、相互竞争的。

“家庭”就是我们在家里经常会听到父母讲的那一套，包括父母在替你决策时看重的那一套，比如怎样才能选到一份收入高的，或者体面、地位高一点、稳定的体制内工作，然后尽量能把自己卖出更高的“价钱”，诸如此类非常实用的角度。但他们大多不管小孩自己喜欢做什么，更重要的是怎样才能把这个“交易”做得有性价比，能让孩子以一种比较便捷的方式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至于这份工作是不是有意义、是不是好玩，这些都不是他们关心的。

Yi 你怎么看待张雪峰的走红和他所受到的争议？

毕业于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现为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在读博士，著有《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

Zh 他的逻辑非常实际，代表着一种头脑冷静、深谙游戏规则的实用主义态度。很多父母其实和他想的是一样的，所以他受到网民欢迎。我认为很大程度上可能家长，还有家长影响下的孩子都会觉得他说得有道理。

从满足市场需求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他没什么值得苛责的。真正值得深思的可能是为什么社会上有这么多人信奉他这一套。张雪峰只不过是一个代表人物而已，但社会上相信这一套的大有人在。只要存在传说中的这样一套知识，能帮你了解游戏规则，帮你明智地选择一个更容易找工作的专业，为什么不听呢？在他们的观念当中，工作本来就是这样一个东西。而且根据我的小样本研究来看，这种工作观似乎也是大家掌握程度最高也最普遍的一种思路。

Yi “学校”和“市场”这两套话语，分别指的又是什么？

Zh “学校”指的就是学生在毕业典礼上经常听到的——工作怎么能只考虑养家糊口呢？你还得考虑为国家、为社会发挥价值。特别是当你念了好学校，总不能一天到晚只考虑你自己，等等。这是非常高意义感的一套话语。你可能只是一个拿3000元工资的基层公务员，但你觉得我是在服务国家社会，然后就觉得工作很有意义。

“市场”这类话语目前好像表现出一点颓势，但是仍存在。这套话语关心的是自己，以及怎样可以在这样一个市场化的世界中过上想过的生活。有的人可能会去市场里找喜欢的工作，有的人则对此不抱希望，认为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一份好干的或者有趣的工作。如果他是这样想的，那他的工作目标就变成了如何用最短的时间赚到最多的钱，这样就可以提前退休，停止工作。这种意义的来源是自己规定的，来自于个人趣味。我说它有一些颓势，是因为大家在当前形势下都有点恐慌，没有安全感，对市场的信任度也进一步降低。

Yi B站上也有人发布类似的观点，比如大家会认为工作本来就是没有意义的，工作挣的钱所产生的消费才有意义。你认为消费社会到底是如何塑造人们对工作的态度的？

Zh 消费社会缔造消费者，也塑造人对市场的依赖，有一天你会自觉地变成一个愿意去工作的人，甚至这个工作你可能觉得并没有什么意义，但又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你已经变成了一个合格的消费者，你的生活已经非常紧密地嵌套在这个消费社会的体系里，就像《工作、消费和新穷人》里讲的那样，你可能有贷款或账单需要不断去还，所以你根本停不下来，诸如此类。消费社会创造消费需求，也创造消费者的身份认同。

Yi 你在书里也写到一些年轻人毕业时选择当选调生，从而进入体制内，当时这种现象多吗？

Zh 在当时的社会，选调生没有这么热门，现在肯定变多了。这还是因为大家开始慌了，对民营企业甚至外企总的来说就是信任度降低了，对体制内的信任度增加了。大家的路变窄了，所以就挤到一个赛道上去了。

Yi 很多人谈到自己的工作都会有一种意义匮乏感，或者觉得自己“被异化”“被工具化”，你如何理解这种现象？

Zh 在这样一个森严的科层制社会里，大家分工极细，导致每一个人都在干自己的那一点点事情，一个环节反复做。这样的工作的确很难产生意义感。

比如同样都是制造玩具，以前的生产方式可能是作坊式的，一个人要从头到尾做完，至少会经历比较完整的流程。现在分工越来越精细化，甚至很多工作都由机器做，人只需要照管机器，反复拧那一个螺丝，那他工作时的意义感当然会差很多。以前人们会觉得自己把一个东西从无变有，现在只会觉得自己一天到晚在同一个地方拧螺丝。

所以，因为过于细分，可能导致大量的工作是低技能的，再怎么做技能也不会增长，那么人就会厌倦。

Yi 现在大家好像普遍容易感到一种无止无休的倦怠感。

Zh 就像刚才说的，我觉得这和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有关。但除了生产方式，现在这种无孔不入的评价体系也会吞噬“意义感”。

举个非常小的例子，假设你是一名餐厅服务员，会努力地为自己生产“意义感”，比如让你的服务给人带来价值和愉悦的就餐体验。但老板要求你给人带来的这种愉悦感必须经过量化，要落到实处，他会把服务员在大众点评网获得的点名好评和奖金挂钩。这时你就不会像以前一样，只是单纯地想着我怎样好好服务，而是会满脑子想着怎样才能获得点名好评，会去想一些招数来实现这个事情，你可能去“操纵”一些客人，让他们在你的引导下给出好评。做这些事时，你还可能会遇到很多不顺，比如说某个客人不愿意给好评，你的行为可能给他带来了很不愉悦的体验，甚至可能还会把你骂一顿。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错愕，我不是应该带来愉快的就餐体验吗？可为了拿到这份带来了愉快的就餐体验的证据，我反而给人家带来了不愉快的就餐体验。那我到底干了些什么呢？这时你可能就会感觉，你的工作完全是荒谬的，没有任何意义。

如今，这个现象在各行各业普遍存在，不光是服务行业，在很多行业，一个员工的优秀程度必须经过量化。比如一个刚毕业的博士要去学界找工作，该怎么证明自己有多优秀呢？必须要说自己的论文发到了什么样的刊物上、发了几篇文章等。至于做的研究课题有多重要、到底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了什么价值，这在当下的评价体系里不重要。当评比无孔不入的时候，很多东西都会被这个评价体系所异化。

Yi 但一般人又很难跳出主流的评价框架？

Zh 对，特别是偏低层或者中低层的员工，完全是被评价的，也没有任何能力去左右这个评价标准的制定。这些人真的会觉得非常无力。但到底要不要放下很多的自我，去实现一个大家眼中的理想目标，非要获得一份大家眼中的理想工作，我觉得个人还是可以有选择的自由，并不是没得选。

我打个比方，可能父母经常会告诉你找对象要找一个有钱的，或者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你按照这个标准选了对象，结婚了之后可能又抱怨他没有理想。那你就得问自己在结婚之前到底是不是根据有没有理想来择偶的，否则这种抱怨没有任何意义，别人在提建议的时候也不知道你会这样看重一个人有没有理想。你既然知道自己非常看重这点，为什么要听别人的话，以门当户对为第一准绳？我觉得找工作也是这样，还是得搞懂自己到底有没有一个关心的价值主轴，如果有，那跟着这个价值主轴去选就行了。你如果愿意把找工作往大众眼中的成功标准靠，当然也好。如果实在统一不了，那你还是得有个先后顺序，否则就会发生上述情况：大家都觉得你过上了美好的生活，但你冷暖自知。

Yi 很多人的问题可能在于想不清楚自己最想要什么。你是如何比较清晰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

Zh 我也是花了很多功夫琢磨的，因为这个问题其实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是需要很多功夫的，要和自己探讨很多问题，才能澄清很多观念——你到底关心什么？你可以放下什么？假如真的要取舍的话，哪样东西是不能取舍的？这些问题是需要经过严肃论证的。

我在书里也写过，现在的年轻人面对的话语体系非常多样。我把它称作“文化角力场”，其中包含了非常多的矛盾和张力。所有人跟你说的话都自成一套，你很难说他们没有道理。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已经不再有一个既定的传统，能把我们固定在某一套思维方式和文化中，我们有点类似于在很多的“文化部落”中流浪，那么你到底要听谁的？如果不经过严肃的自我论证，任凭大家怎么说就怎么做，你就会变成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哪个你都舍不得放手，最后就只能被卡在最中间，这个时候你的自我认同也会出问题，因为你不知道自己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Yi 如果当初没有成为一个学术研究者，你可能会做哪些职业？你怎么看待工作对你的意义？

Zh 我个人认为工作的意义、人生的意义，都需要自己去建构。我们这一代人，包括下一代人，我们对于意义感的选项实在太多了，并且没有一个现成的答案告诉你什么是正确的，是大家都认可的。更严峻的是，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又没有留下很多让你去迷茫、犹豫和寻找的时间窗口。所以我认为，制造一些真正严肃的、和自己对话的机会，去建构出自己对于工作的意义感，去问问自己工作对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件事对于年轻人来说是非常重要且紧迫的。我是一个对意义感有着高需求的工作者。我现在最感兴趣的是去解决或者回应一些我能关心的问题，至于到底是通过学术研究还是其他途径回应，我觉得都可以，总之要服务于这个问题以及它的解决方案。

我现在最关心的问题还是我的老本行，就是研究那些寄希望于教育改变命运的普通家庭出来的学生。在受教育的过程当中他会遇到很多文化挣扎，对于这些挣扎，我怎样才能更好地支持他们去应对。我不希望仅仅通过发表学术论文的方式回应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件事非常紧迫，不必非要等到转化成学术成果才做。

我最近筹划了一个微信公众号“馒头故事会”，它已于近期上线，我把它当成我工作的重要部分。它有点像一个非虚构的写作平台，年轻人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分享他的故事，让更多的同龄人看到，并给他带来很多情感的支持，也让他看到自己的处境，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在这些故事的基础上，我可能还会发布一些同行的研究，或者一些有助于年轻人理解自身的知识性内容，这样可以帮助他们弥合信息差，启发大家更好地思考自己的道路。

所以你问我对工作的态度，我觉得我是以我要解决的问题为主轴来思考工作的。你有关心的事情，就自然而然想要工作。至于这个工作有没有人雇我，是一份正式工作还是什么的，这个不要紧。

很多人都没搞清楚要解决的问题。但这个世界不会给你很多犹豫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人就会感到非常被动。我幸运的一点是有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上了超长时间的大学，所以我可以在充分的时间内思考这件事。很多人选择继续深造，可能也是为了让自己想清楚一点。但这也许也不是最好的办法，我觉得要想清楚一些事情，光想是没用的，你得做，而且你得真的有所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