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73)

（文 / 李冠军 李俊田 张思洵 于干 魏得胜 蒋俭 王学权）

透过这次特大水灾来看我们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种分析极其深刻。把垦田史与灾难史对比的结果，我们确实难以规避关于发展的宿命。

北京 李冠军

粮油涨价了

北京上地小区6区 张思浔

看报上登了一条消息：沈阳市豆油价格从8月中旬每公斤8.12元上涨到9月初的每公斤9.75元，主要原因是包括辽宁在内的全国许多城市的豆油都来自黑龙江，黑龙江洪水使一些消费者产生了豆油要涨价的心理驱动。不少居民少则10斤，多则50斤地买油。

今年的洪水主要受灾区是长江中游，那里是大米的重要生产基地。大水来了以后，北京的米价稍微涨了几毛钱，其他地方也听说有粮油涨价的事情。

其实涨价与我和我家没有太多关系，我家一月吃不了十斤米，粮食的消费比以前逐渐下降了。但是听到粮油涨价，然后又有市民开始储购粮油，我不禁也觉得有点心慌。80年代那一次抢购风潮的记忆又翻腾在我的脑中，原以为在现在的小康生活中过去的记忆都会淡忘，特别是那些难过的记忆，看来它也不会从脑子中抹去。

有关面子

北京海淀 于干

一直想说说捐钱这事。

最吸引人的当属中央电视台搞的赈灾义演晚会，像摇奖一般，数字带着所有人的关注一个亿一个亿地攀升。由国内大型企业拼足劲奠定的数字令人振奋。后来又看了两场捐款晚会。一场是北京电视台在首都体育馆搞的捐款活动，照例有演艺圈的人暖场。他们站成一排，高声宣布，我们剧组正在拍某某连续剧，全体人员捐款1万6千元……大有既要抗灾亦不忘娱乐的劲。作为一个老嚷嚷着喜欢他们的人，我不由得害臊起来。傻子也知道他们的一月收入都高过1万元，拿着一个剧组几十口子的名义跑到大众场合而毫无愧意，真令人失望。当然那一排人中也还有聪明的，避开捐款的数额，谦虚地表达一下心向灾区的心意，总算没有完全被后来上场的下岗工人比下去。

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义演活动，据说让一些企业老总颇不高兴，因为无论他们怎样踊跃地在镜头前举起自己的捐款数额，那时间都显得过于短暂。这样比起来我突然觉得还是老外聪明。一位在某著名外资企业工作的朋友告诉我，由于认识到捐多捐少都无法在人人喊捐的形势中脱颖出来，所以干脆不以企业身份向灾区捐款，改为企业内部员工自愿捐款。他们捐款的数额达到一百多万元。老板觉得，一百多万元落在慈善总会的记录里丢得可是企业的脸。于是这笔钱也干脆不交了。

纸上环保

北京车公庄 李俊田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公布的9月11日～17日的全国46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周报上，北京市的污染指数是150，名列第41名。同一时间，1997年度重点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结果揭晓，北京市名列第10是排行榜最后一位。9月25日，北京天气阴沉沉的，灰蒙蒙的天空证明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多么肮脏的城市。

由一个市民来说城市的空气质量有点纸上谈兵的味道，但是我觉得有关部门在治理北京市的环境时也有很多纸上谈兵的味道。我看到的治理，全是从报纸上得来的消息，环保部门看起来很忙——像是在忙着发新闻稿。

你要说实话

昆明市青年路省红十字会医院 魏得胜

报上说，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花17万人民币，从美国引进一台计算机谎言测试系统(CPS多道心理仪)，并建立了全国一流的CPS谎言测试实验室。据说这玩意儿的准确率在90%以上，可见之好。在美国，另有一套“测谎仪”，使人在听证会或法庭上不敢撒谎，那就是在我们看来近乎于儿戏的“发誓”。在美国，无论是总统，还是普通老百姓，在听证会或法庭上作证前，都要一只手按在《圣经》上，一只手举起来宣誓，发誓自己此后的作证说的都是实话。作证的人发誓后再说谎言，就犯了伪证罪。而这个谎言无论多么轻微，一律视为重罪。

我们再回到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引进的那套“测谎仪”上来，它只是一个硬件，即冷冰冰的机器，它所能测的也只是被测者的脉搏、血压、呼吸、脑电波和瞳孔的变化，而决不是也不可能直接把被测者的谎言测出来。因此，所谓测谎就大大地打了折扣，判定被测者是否撒谎，也就显得没有理性，甚或是独断专行。被测试者即使不是一个案中人，即使他的心理素质再好，面对庄严的法庭，面对神秘莫测的“测谎仪”，他也绝对会发生一些最基本的生理变化的，如果再加上司法腐败呢？司法腐败已是让人望而生畏，再用什么“测谎仪”，不定弄出多少冤假错案来呢。在法制生活中引进冰冷的机器，再加上落后的司法观念，只能使我们背离法治的轨道越走越远。一个人在法律面前说不说实话，完全取决于作为“软件”的制度有多大的科技含量，而不取决于机器的科技含量。

缺乏“人性”的北京道路交通

北京朝阳区朝阳门外工体西里2号楼203号

三年前，一位初次来华的法国朋友在谈及她对北京的印象时对我说：在这里步行逛街得有点“目中无人(车)”的精神，不然的话，过马路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开始，我猜想她大概有点不大适应依赖于越来越多汽车的北京城市交通；可仔细一想，又觉得没那么简单：难道巴黎的汽车数量比北京还少不成？

这些年来，北京闹市区里拔地而起的人行天桥越来越多，而且，那些像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人行天桥似乎要让人相信：这玩艺儿也时兴规模经营，快成“朝阳工业”了，只是可惜——天桥上的行人往往比摆地摊的“闲人”还少。

前几天，听一位家人对我说：上下班步行过马路时，时有陌生的老人和孩子请她帮忙作个伴，拉着他们的手，“领”到马路的另一边去。

至此，已经可把这些现象扔到“国民素质低、交通执法不严、市民安全意识差”等陈年老调里去了。不过，依我看来，如此总结归纳只不过给首都交通规划、建设决策者们的麻木不仁提供了更多的掩饰而已，因为他们似乎根本不闻不问：堪称京城一景的众多的立交桥、高架桥下尚存多少行人的空间？究竟有几多路人认为那些行人天桥是为他们提供了真正的便利？对在变得越来越宽阔的大街上漫步的情侣、游人来说，伴随着一旁用钢铁铸成的车流，哪里还有一点点“隐私”可言？……

我想说：北京道路交通的“人性”到哪里去了？！

大凡城市居民出行的交通方式有三：乘车、骑车和步行，然而，三者的主体却只有一个——人，不是机器——车。世界上那些真正现代化的城市告诉我们：一个(大)城市道路交通建设如果能以人为本，多给人一些真正的关心和爱护，那么，它就拥有了文明的基石，哪怕我们因此没有更多宏伟的立交桥和宽阔的大街。

夫妻分居便无权分房？

南京《警方》杂志 王学权

单位里最近赶在房改前分配最后一次福利房。我有个同事，研究生，到我们单位两年多了，有10年工龄。如果正常打分的话，他这次还是能够分到一套房的，然而，就因为他爱人在老家县城还没调进南京，结果他就失去了分房资格。相反，那些刚工作一两年的，因为对象就在本市，都分到了或大或小的房子。

同事认为这对他太不公平了。理由是：首先他们的婚姻是合法婚姻，因此，获得一个居住意义上的“家”，是他和妻子的权利，但事实上他们的这一合法事件(婚姻)却构成了他们的权利(分房)得不到保护的唯一理由。其次，这一事实(失去分房资格)的潜在语境是非常可怕而荒谬的，那就是，它在暗示他可以通过对原婚姻的背叛去获取作为人的一个最基本的生活条件——住房。同时，这还构成了对事件一方(他的爱人)在个人价值和尊严方面的公然歧视和损害。与其他“无后顾之忧”的公务员一样为国效力，按道理，这是应该受到某种补偿性奖励的行为，但事实上他不仅未受补偿，反而再一次被剥夺。

一个无须证明的公理摆在那儿：一切合法的事件都不应当成为另一个合法事件的障碍，一个合法的婚姻就不应当成为一次合法分房的障碍。这位同事应当有资格分房，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可以肯定：分房规定有问题，不管它是以什么名义、在什么人领导下制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