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欧洲年轻人

在芬兰导演考里斯马基的新片《枯叶》里，女主人公因为失业陷入困顿，在可以租电脑的网吧里请求店员给她打折，店员不但给了她需要的折扣，还附送一块面包。

这让我想起了疫情前在欧洲背包旅行的日子。那时候，我也曾经从陌生人的手里接过免费的面包，也曾与一些工作不稳定但认真生活的朋友萍水相逢。几年不见，世界大变。他们都过得好吗？坐在电脑面前，我向他们发出问候的邮件。

拉塞

柏林米特区Torstrasse大街101号，一栋粉红色老式公寓楼的四层，住着3个年轻人：时装模特亚历山德拉小姐和她的建筑师男友，以及自行车头盔设计师、画家拉塞。秀丽高挑的亚历山德拉是我的二房东，曾经在上海外滩走秀，书架上摆着Jeff Wall和日本俳句集。

1920年代，来自巴伐利亚的两兄弟在大街的转角处开了一家啤酒馆，谁来喝酒他们都会慷慨地给一片免费的面包。这里是工人阶级和先锋艺术家的聚集地。

清晨，大街上还散落着前一天晚上耐克新品派对的残留物。几个小时前，免费的Berliner啤酒、嗨翻天的DJ车和超低折扣的限量版，挟裹着几百个派对青年，突然出现在我的窗下，交通暂时瘫痪了，直到警察赶到驱散众 人。

我在厨房门口碰到睡眼惺忪的拉塞，他刚从城郊的另一场电子音乐派对回来。由于去参加音乐节，拉塞计划最近完成的画又得搁置几天了。“不过不要紧啊，不像一些职业艺术家，我不办画展，也不赶工期，”这是他对艺术的理解。

柏林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这里到处有年轻人的派对，不分种族、肤色和阶层。遇到大型活动，公共交通也十分配合，电车和地铁都到午夜才停运，能经常看到手拿啤酒瓶子的年轻人跳上地铁去赶场。

在米特区，有一个叫Weinerei的网红餐吧，哪怕你只点上一碗热乎乎的奶油南瓜汤，服务员也会为你奉上一盘免费的全麦面包。但这并不是这家餐吧的卖点——pay what you want，一种乌托邦式的结账方式，才是让它远近闻名的原因。

一个清朗的夜晚，我和几个朋友一起打车，选择在8点之后出现在Weinerei门口。从这个时段开始，每一位想喝酒的顾客都会以2欧元领到一个干净的酒杯。饭店里外人头攒动，我的邻桌是两个女孩，刚刚从科隆大学毕业，来柏林电视台实习。我好奇她们最后会给多少钱，她们说每人会给30欧元，她们是这里的常客，觉得这是公平的价格。

但好日子眼看着越来越难以为继，拉塞告诉我，2021年时柏林的租金已经比5年前上涨了将近40%。现在疫情远去，但依然处于一个较长的恢复期，他的一些朋友已经选择搬到乡下或者其他消费更低的欧洲国家。

我：过去人们常说，贫穷而性感，也许这就是柏林的魅力。现在你还这么认为吗？

塞拉：如果事情还这么持续下去，显然这条谚语已经不起作用了。

我：你现在还能维持我们见面时的生活状态吗？

塞拉：我现在还好，能接到不少设计的活儿养活自己，但我现在得挣比之前多一半的工资，所以我也不敢保证自己这种状态能维持多久。

我：在柏林期间，我感触最深的是这里的嬉皮精神，以及年轻人带来的活力。

塞拉：对的，我们一直在继承一种共享的古老精神，这和现在的共享经济有些不一样。作家德布林为柏林写了著名的都市小说《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之前法斯宾德拍过一个电视剧版，2020年一个阿富汗裔的导演把它拍成电影了，里面的主角是来自非洲的移民。

埃尔森

从我朋友的公寓到阿尔德门咖啡馆，走路只需5分钟，中间会穿过阿尔塔布·阿里公园。在咖啡馆喝咖啡时，经常能碰到风姿绰约的埃尔森小姐。埃尔森通常会坐在面对Brick Lane的靠窗椅子，一边享用早餐，一边改写自己心理理疗博客的文章。除了做博主，埃尔森兼做时尚模特，在最近拍摄的作品里，她模仿了“二战”时期美国大兵军营里张贴的海报女郎pin-up风格。

埃尔森出生在东区附近的一个小房子里，母亲是波兰裔的犹太人。她从小目睹了伦敦东区嬉皮文化给Brick Lane带来的变化，以及现在很多人面临的“中产化”危机。没过多久，埃尔森的朋友马克加入了我们。他毕业于附近的设计学院，是个画家。BrickLane街头无处不在的涂鸦，很多都是设计学院的学生的作品。

阿尔德门曾经是伦敦东边最古老的城墙。阿里公园的前身是14世纪的圣玛丽公园，“二战”期间被德国空军轰炸后改为现在的阿里公园，以此纪念1970年代被3个年轻种族主义者杀害的孟加拉服装工人阿尔塔布·阿里。阿里公园的对面，Brick Lane的入口处，是因圣玛丽得名的白立方美术馆，一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当代艺术画廊。

老斯皮塔佛德市场附近的漂亮红砖大房子曾经几易其主。它们最先由逃亡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修建，为了方便在屋里纺织精美的丝绸布匹，每栋房子都有宽敞明亮的大窗户。之后是因土豆饥荒跑来的爱尔兰人，以及来自东欧的犹太人，所以你能看到这里有全伦敦最古老的二十四小时贝果店，每天卖出七千多只。再到后来，是从原英国殖民地孟加拉来的移民，他们很多人在“二战”中为英国海军服役。他们到来之后，把这里变成了咖喱一条街。

最近几年，这里开始出现一些独立美术馆和新潮店铺，比如一家叫作燕麦（和英语“连环”同音）杀手，专攻手工巧克力、手冲咖啡的食品店。它曾在疫情期间关闭，现已重新开张。和柏林一样，这里的人也面临着中产化后的租金飙升，这给当地人带来极高的生活成本。

我：你觉得东区的变化大吗？

埃尔森：特别大啊。小姑娘的时候，我出门都不敢穿太短的裙子，会被我妈妈唠叨，那时这里是脏乱差的代名词。但现在全英国的时尚人士都聚集在这里。以前要买好玩时髦的东西我们得跑到西边，现在不用了。

我：你对满大街的涂鸦怎么看？

埃尔森：很喜欢，这是嬉皮的符号。刚才我们经过的一只仙鹤，是我的一个艺术家朋友、比利时街头艺术家Roa画的。这里面有一个故事。当年在画这个作品时，一位路过的孟加拉人过来询问，您是不是在画我们的圣鸟仙鹤呢？Roa本打算画一只英国苍鹭，听了路人的话，就将错就错将苍鹭改成了仙鹤。从此这只圣鸟安静地凝视着这条街道，和这里的清真寺一起，成了地标性的符号。

我：现在有人呼吁要保护这里的嬉皮文化，防止物价抬升，街道被“中产化”，你同意吗？

埃尔森：部分同意。Brick Lane经历了一代又一代的洗礼，保持本土性还是很重要的。在这里，政府需要做一些事情，但不要过于把矛头指向店主们。

露西

相对于伦敦的冷峻与柏林的深刻，都柏林似乎多了一分随意与自在。它是源于大海的气息、凯尔特人的酒吧清谈文化、爱尔兰文学的深厚滋养，还是几个世纪来习惯了背井离乡生活后的换位思考与包容？也许兼而有之吧。

在都柏林，我遇见了各色各样的年轻人。他们中有在圣三一大学念书的大学生、在大桥上学禅打坐的商店雇员、每周步行去公墓看望爷爷的文具销售员、从纽约回来寻根的小提琴手、自称过气的戏剧演员、边打工边坚持写作的文学爱好者，甚至还有刚刚移民过来的中国青年女作家。当谈到这座城市和他们的关系，他们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但有一点几乎相同：他们满足于都柏林的小巧而丰富，不想轻易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