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克”家庭与人口结构

（文 / 李孟苏）

1994年上海市户籍人口开始进入负自然增长，这一现象在西方国家出现得更多，1996年俄罗斯人口比1995年减少40万。“丁克”(DoubleIncomeNoKids)男女选择婚而不育，似乎是其人口增长锐减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社科院上海分院人口所所长孙常敏认为，不管是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会出现这种现象。自古以来人类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个人必须生育，在现代社会中，个人有了自由选择的权利。

宋眉，北京一家大报的女记者，选择了自愿不育。她说不要孩子的想法是她和丈夫在婚后共同形成的。“两人在一起生活时间长了，就很习惯于自己的两人世界。业余时间我们看书、听音乐，每周安排两次运动，结婚9年了一直这样，没有感到时间长了感情淡漠，下了班无事可做需要有个孩子来调剂。”

宋眉在新婚的头几年，常能接到朋友和同事给予她的善意的关怀。“如果我在工厂工作，大概不可能坚持到现在。”前几年，她申请上节育环，被大夫拒绝了。宋眉认为大夫没有尊重她的个人选择，这是不公平的，她认为传统观念不应该成为她选择生活的障碍。

当然宋眉后来还是达到了目的，她只是不想要孩子。

“我父母和公婆对我们不要孩子的决定接受得很无奈，但他们不理解。他们用同样的说法规劝我们，并表示趁他们身体还好，可以帮我们带孩子。但我们不要孩子并不仅仅因为孩子会占去精力与时间。”

32岁、有5年婚龄的女广告设计师谢文君认为，“我不要孩子，是因为我不能保证自己可以给予孩子其他孩子都有的一切。养一个孩子所需的金钱和精力有多少？没人算得清。生了一个孩子，大人孩子都过不好，还不如不生。”针对记者这样做是否太自私的提问，她反问：“我这样做正是为孩子着想，你不认为责任感很强吗？”

30岁、婚龄4年的男会计师单明认为，这个社会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机会和诱惑，我们的生活很丰富，不会有缺少孩子会寂寞的感觉。再说，不要孩子我们可以更好地支配生活，更好地享受人生。人只能活短短几十年，少一些拖累和牵挂，多一点轻松和乐趣，有什么不好？中国人如今想到了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是一种进步呀。”

上海电视女编导于其多说得更绝对，如果有一天，孩子需要我的眼睛时，我愿不愿给他，没有想清这个问题，我就不能要孩子。

当前这类“丁克”自然还会承受来自家长等方面的社会压力，但多数人认为把生育与家庭分开，是社会摆脱传统结构的一种进步。至于城市人口因此而造成的锐减，他们认为不是他们应关心的问题。他们认为，当今社会，更重要的是个人和自由。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学家李银河在回答记者关于这类“丁克”家庭会不会给人口结构带来影响时认为：“历来都认为女人有义务为社会生孩子。如果是一个濒临绝种的种族，那么夫妇有责任为本民族的兴盛生育孩子。但在中国这样根本不存在人口危机的国家，社会责任说不能成立。至于高素质的人不愿生育会导致国民素质下降，更是过虑。且不说国家并没有提倡不生育，即便提倡，也不会有多少人响应。下定决心终生不育的人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极小，远不到1%。其次，农村孩子素质并不都低，北大有1/3的农村学生。人口素质低，不完全取决于他出生的家庭和生活环境。

“女性在社会中的责任应该与男性是完全一样的，不做母亲，女人的魅力还可以从其他方面表现出来。做不做母亲，应该只是一种选择。女权主义者波伏娃提出过这样的质疑：母性为什么必须是女性不可缺少的成份？做不做母亲与是不是真正的、完整的女人，这中间并没有什么因果关系。应该说，选择不生育是女性个人权利意识觉醒并增强的结果，是许多女性有意识地向传统女性角色的挑战。女性选择不生育表明她首先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有权利掌握自己的身体。中国女性有权利决定自己生不生、生几个，对中国文化可以产生很大影响。” 丁克族人口结构